作为一个现象，它的原始素材只是一件好人好事。好人好事，这个词汇本身不痛不痒，也并不涵摄更多道德或伦理上的表达，但它贵在真实，真实在于人性善意而并无虚构夸张。2月20日，在温州打工的河南籍民工李学生，当日下午在行至金(金华)温( 温州)铁路温州市黄龙段马坑隧道口时，面对呼啸而来的列车，飞身救出一个穿越铁道的男童，而当他去救另一个同样遭遇危险的女童时，被飞驰的火车迎面撞飞，36岁的人生止步于此。 　　 　　 　　 　　“我是我，我从自身出发，借由选择与行动，我塑造自己。”善良无私使李学生在危急时刻实践着丹尼尔·贝尔的价值箴言，这行为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当然，我也注意到，在这之前，李学生的老乡，那些并没有轰动全国的好人好事其实同样有被放大言说的可能的。于是，一个事件旁观者的疑问清晰在现：李学生，从感动中国到告诉中国。作为一个农民工，他的出现何以感动中国，何以感动了中国的各个阶层，到底是什么牵动了整个民族的感情，李学生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有着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和精神内涵。这一切何以可能？ 　　 　　 　　 　　需要确信的，从事件升格为现象，这不仅仅是一个说法的转换。名称的背后隐喻着媒体作为舆论喉舌的价值方向，名称的背后寄托着大众作为观者的道德立场。尽管苏珊·桑塔格直言“阐释使得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但为了寻找另外一个意义的世界，我们需要阐释。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注意到李学生是一个农民工，更重要的一点他来自河南。如果说前一个身份标示的是相对“低下”的社会层级，那么后者无疑是为本已尴尬的身份抹上一层颜色。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代人、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做出了他们的贡献，赋予了我们这个国家以新的涵义，新的意义，但从现实出发，对于像李学生为典型的草根阶层，把持着话语权的一方却经常性地忽略他们，至少没有充分地肯定。一段时间来，一些高高在上的城里人，用俯视的眼光看待农民工，在他们的眼里，农民工就是落后、愚昧、素质低下的代名词。在这种偏见的影响下，一些媒体充当了妖魔化民工形象的角色。在众多大大小小的媒体上，他们的形象近乎丑恶——欺骗、自杀、跳楼、爬塔吊、赌博、卖淫、强奸、抢劫、裸奔、讨薪、性饥渴，讹诈、偷窥、械斗、口吐秽言、赤裸上身、逃逸、不可救药、素质低下、馋嘴、手脚不净……仿佛是他们把城里本已和谐的文明秩序给打乱了。因此，在这一点上，李学生有可能成为抵制“民工妖魔化”心态最强具说服力的城墙。首先，他以民工的形象勾勒出民族传统价值观。李学生身上所闪现出的光芒，与其说是民工的“个性”，不如说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共性”。李学生的事迹有理由帮助公众在审视民工群体时不再轻易地带上有色眼光。其次，他的英勇之举使得本由难消争议的草根英雄群体，实现了形象和内涵的双重升华。再次，他因为一次“意外”拯救了别人成就了自己，然而这样的“意外”却最接近人性深处的真实，这样的真实让我不禁想起卢梭在《爱弥儿》当中的一句话：“人之所以合群，是由于他的身体柔弱，我们之所以心爱人类，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苦难。” 　　 　　 　　 　　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学生的事迹也为当前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教育方法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思路。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在全党进行一次党员先进行性教育，全国各地开展得也不错，改善了党群关系；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搞起了书本式、宣传式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比如，慰问几户贫困家庭、为贫困地区捐献点钱，或搞些义务献血、资助几个贫困学生，然后在媒体上大肆报道宣传一番，与其说这是先进性教育还不如说这是戴着“先进性教育”的帽子在做政治秀。因此，一些地方的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应该改一改其教育方法了，他们应该从李学生朴素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得到启示，认真学习，从小事做起，为民谋利，为民谋福；用生动的感人的小事教育其他党员、以身作则，带动党员全面发挥党员的先进性作用，带动社会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李学生英勇之举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道德是否高尚不在其官位多高，财富多少，学问多深，而是取决于其是否真的乐于助人、帮人、救人。危难时刻见人品，这是古训，但是却不会过时，外出务工的李学生买菜路过铁路舍身救孩童的事迹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在事过境迁之后，当城里人、上层人再习以为常地依据地位、财富、学识、外貌来评价一个人的道德素养，想当然的认为城市人比农村人高尚一等，是不是还会有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无颜以对呢？ 　　 　　 　　 　　我也觉察到，在李学生事件成为现象之后，一切后续发展变得有点程序化。这个程序化包括对英雄人物的生平立传——极力想证明“英雄并非常人，壮举并非偶然”；包括文章评论纷纷出笼纷纷表态度说决心——高调的文字如果真能贯彻在低调的行动中，其实一切言说都显得矫情许多；包括号召所有人向英雄学习——激进地甚至不分到底该学习精神品德还是学习事件本身；包括追加烈士抚恤英雄家人——作为政府，有人性关怀总比没有好，但是否可以说，为什么关怀不能来得再早些？！ 　　 　　 　　 　　基于这种认识，我想，对于李学生英勇的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感动中，不能就事论事地抚慰英雄家属，当政者要反思对待穷人和弱者的态度，衣食无忧者要反思自身的道德品质——这样的话，感动才是有价值的感动，英雄的死也才能换来更多有价值的社会改进。在众多可以作为总结的文字中，我以为有两段话可以作为对于整个事件分析的附注，而且也有这样的力度： 　　 　　 　　 　　“这个普通的人有一个普通人的心,那就是善良和人性!我很感动,每次看到都流泪。我希望这个普通的也出现在国家性的网站上，因为他是普通的人，代表了大多数的普通人的人性，他的人性精神可能好过多少个个性张杨的所谓名人。他的人性精神能更好的引导国人的善良的人性品质和道德品质！！！希望你们做新闻的无名英雄们让这个普通的人上国家的新闻中心，激发国人的心灵吧！！！” 　　 　　 　　 　　“建立见义勇为者保障体制，并不是出钱那么简单，但首要的就是政府须多出钱，财政须重视。英雄与歹徒搏斗后受伤住院的钱、误工的钱以及其他，政府都应包起来。这些钱对于政府财政而言，微不足道，但对于这些个体的英雄而言，无疑是种巨大鼓舞。从经济人理性分析，如果政府在事后的经济鼓励相当或大于见义勇为所带来的风险成本，将会有更多人打消各种顾虑，将道德感的冲动化为实际行动。” 　　 　　 　　 　　二〇〇五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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