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思怡的小幽魂已经渐行渐远,许多人极力想把她忘记时,中科院的研究员康晓光却不依不饶,他在自己专为此案写的书中控诉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见8月25日《中国青年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定势:当一个社会问题出现时,我们首先想到就是“机制”是不是出了问题,而一旦发现了机制上的漏洞,无论现实多么惨烈,我们都能够让自己心安理得:这是机制不完善造成的,与我无关。但李思怡的惨死却让我们遁无可遁——她死于我们的冷血,而不是我们的机制。机制是存在的,它只需要一点点恻隐之心来做润滑剂。 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他在书中阐述了一个道理: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自私自利的人们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下,为社会的财富积累做了贡献。这个道理经常被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所引用,为自私自利辩护,并且宣称只有自私自利才能推动社会进步。我此前对这个道理也是深信不疑的,但李思怡的死,却让我产生了一种深重的怀疑:如果这个道理是绝对的,那么李思怡的死就是合理的。但一个3岁的孩子可以“合理”地被饿死的社会,还能叫做人的社会吗? 其实,亚当·斯密还写过一本和《国富论》几乎同样有名的书,叫《道德情操论》。在这本书里,亚当·斯密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自私自利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还有另一个本性,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这种欲望是独立于个人功利欲望的。他称这种被社会认可的欲望为“同胞之情”,指的是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受道德观念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亚当·斯密认为,“同胞之情”对保持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至关重要。只有拥有“同胞之情”的社会才能从野蛮进步到文明,人人自私只是野蛮社会的机制。 的确,自私自利的思想来源于社会,却不能维护社会,不能使社会上的人互相帮助,相亲相爱。当自私自利的思潮成为社会的主流时,社会就会被功利主义左右,被物质主义所垄断,就会堕落成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动物世界。而一个真正伟大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洋溢着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社会。在美国,被公众尊重的商界英雄不是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而是那些赚了钱,却将这些钱回馈给社会,自己却安于简朴生活的人。 小思怡已逝,我们惟愿她的灵魂在天国安息,但我们的思考却不能停止。也许我们在追逐GDP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思考一下怎样才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种下“同胞之情”,怎样才能把我们的社会建成一个理想的社会,和谐的社会,温情的社会,舒适的社会和文明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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