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但他那慈父般的神情，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态度和忘我的献身精神，都还历历在目，一直永远在我们心中，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和获取力量的源泉。 　　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63年的暑假，那次在您家住了10天，怀智陪我把北京玩了个够，原以为大学毕业后很少有机会到北京，但谁知道第二年就毕业分配到了北京远郊的国防单位工作。当时很高兴，因为哥哥也在北京，可惜去了以后，哥哥却因部院合并去了陕西，这一次我在北京待了7年，直到1970年支援小三线去了山东齐鲁石化。 　　遇到节假日，我和丽云差不多都是在六铺炕度过的，婶婶在中学任教，他十分好客，对我们小辈嘘寒问暖，而且每次去似乎也总会准备着好吃的招待我们。记得第一次吃到原汁原味的气锅鸡就是婶婶做的，而您则总是问起我们的工作与学习，关心我们的成长，还时常谈起王家好学、敬业、节俭、乐于助人和为人正直的传统，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们。 　　一次削梨的经历使我终身难忘。我工作单位在山区，也是出产鸭梨和京白梨的地方，到秋天我们都要参加摘梨劳动，也会分到不少的梨。碰到节假日，我也会带一些梨去六铺炕。一次，在饭后，你表演起削梨的绝技，您削起梨来速度快，削下的梨皮不但薄、宽窄一致，而且还能再绕回去成为看似没有削过的整梨，递到我手上使我十分惊讶，就像在变魔术。我也忍不住尝试了一下，梨皮一会很粗，一会很细，没转两圈就断了。您对我说：“不要着急，回去多练练，做什么事都一样，只要投入、专心、细心就一定会成功”。回单位后，只要吃水果我都会主动争取削皮，并且琢磨削的方法，不断总结，很快我就掌握了削梨的诀窍：削的时候要梨转刀不转，梨皮一开始就不削断，这样皮削后就会粘在梨上，看上去就是一只整梨，让人吃的时候再自行把皮拿掉，也十分卫生。这虽是小事，但让我知道了应该怎样做事。从那时侯起，我就养成了做事认真、专注、仔细的习惯。 　　您和父亲仅差一岁，从小形影不离，您常回忆谈及幼时与父亲一搭一挡做过的许多趣事，至今我还记得您谈到那些话题时眉飞色舞的样子。你们俩都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交通大学，又都保持了大学学习第一的位置。你们都酷爱运动，精于短路和足球，你们一起参加“五卅”爱国运动。我家还保存着一本80年前你们兄弟俩编译的“新编动物学”手抄本，父亲的辽与您的彩色插画都栩栩如生。300余叶的硬壳精装让人感受到当初制作者的执着。您在病床上看到从网上传来您80年亲手绘制的插图，心里不知能否得到一丝怀念和宽慰。 　　您和父亲的深厚友情延续了几十年，抗战期间，你们因为不愿做亡国奴，而带着刚出生的子女举家迁往内地。听到祖国即将解放的消息，父亲不顾个人的安危，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从美国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而当时就是您去天津迎接父亲的，您解放前夕配合地下党为保护电厂和平解放北京做出了贡献。你们哥俩的心是相通的，在逆境中总是相互鼓励、相互帮助，而在顺境中也总是互相交流、分享喜悦。你们各自在科技事业中奋力拼搏，你追我赶，都是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榜样，我们两家的下一代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两家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灾难。你们都成为了“反动学术权威”；婶婶的含冤而死对您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大姐在外地工作不能回京；二姐受牵连；而年幼的小妹因为无人照顾度日如年，只是有时到我那里去避难几天。而您虽然被隔离，但对党却一直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当你解放回家后，小妹已经支边去了西双版纳水利兵团，二姐去了德州水电十三局，大姐还在保定，而我1970年也去了齐鲁石化，很长一段时间内，您都过着艰难的独居生活。北京无其他亲人，朋友也还不敢走动。但是您还是十分坚强地度过了那段日子。您生活俭朴、十分有规律；起床、就餐、吃药都极按时，早上一边洗漱、准备早餐，一边还通过耳机听新闻、听外语，所有的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您把悲痛深深埋藏在心底，却以更大的激情投身于祖国的电力科学发展和研究中去。为了保持充沛的体力，您在高龄下又恢复了太极拳的练习。您对共产党更寄予无限的期望，终于在75岁高龄加入了共产党，表达了对党的忠心耿耿，把一切奉献给党的心愿。 　　为了缩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追回失去的时间，您义不容辞挑起了攀登高峰向科学进军、培养年轻科技工作者的担子，您极力倡导和推动计算技术在电力系统的应用，创新地在电力科学研究中引入了模糊数学的新思想。1984年我在北京参加“压力容器缺陷评定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在北京住了将近半个月，几次与您相聚，您也向我推荐了模糊数学，建议我抽空也可学点这方面的新思维，对处理许多工程问题会有很大益处。在您的影响下，我也注意到了这方面的学习和断裂力学工程应用的结合，发表了数篇论文。 　　您虽已到耄耋之年，却依然奋进不止，到处参加学术活动、出席国际会议、做学术讲座以推进电力科学的发展，还带了一大批博士生与硕士生，无私地把自己的知识、智慧、经验、品质传授给他们，期盼年轻人能迅速成长。我每次出差去看到您时，也总是得到您的指点，听到您许多振奋人心的消息，与您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我最后一次见到您是在2001年底，我来北京出差，您正兴奋地等待博士弟子从英国回来看您，那天还谈起了再争取来杭州开一次学术讲座的计划。我们一起在为您九十祝寿字画下留了影，晚上您还坚持和小妹一家踏着积雪陪我去外面吃饭。我曾劝您住到清华两个女儿那里去，您说“在六铺炕工作起来更方便，一个人生活习惯了，身体还不错，你们放心好了”。我想二叔活到100是没有问题的，却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一别。 　　二叔虽已离我们去了，但他的精神和谆谆教诲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这也是一种永生。二叔您安息吧！

原文04.4.20 发表于杭州浙江大学  浏览：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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