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近一年了，周年纪念日愈是接近，我们对父亲的思念愈加强烈，父亲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面前。父亲几十年奋不顾身的工作、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探索精神、对祖国始终如一的忠诚、晚年与疾病顽强的抗争，都给我们子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鼓励我们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一．奋不顾身的工作 　　 　　北京解放前夕围城时，常有神秘的叔叔来找爸爸。再有就是妈妈让我们拿着油灯，到处藏一些书。爸经常是神秘的‘出差’又神秘地回来。后来，北京解放了，才知道爸爸是在与解放军联系，设法保护石景山电厂，确保为北京解放供电。那些书全是地下出版的，封皮是胡适的书，里面的内容却全是关于解放北京的政策，党中央关于解放全中国的一些文件等。可惜这些书在文革中丢失了。父亲的这一功绩，在文革后1994年得到了认可，中央与国家统战部下达文件，按地下工作人员对待。 　　新中国成立以后，爸爸的工作显得特别的忙。而且为了上班他还学了自行车。天天骑自行车上班的同时，还在背俄语单词;在总局、部里举办俄语培训班,他们在培训班里创造的循环记忆法，以后在我们学习外语时也传给了我们。那时他中午带饭，晚上回到家里吃完饭，放下碗筷就抱起书看,几乎没有与我们说话的时间。大概是由于太劳累的原因，他患了肺结核;为了使父亲上班方便，为了他的身体，他调到北京设计院后，我们就又把家从城里搬到了六铺炕。我和姐姐住校，母亲上班来回跑。父亲对工作是全身心地投入，很少管我们的学习等事情，也很少与我们说什么。等我们考上了大学，突然觉得与父亲交流的渐渐多起来。 　　四人帮的倒台，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春天。父亲又像刚解放时那样兴奋，热情投入工作。 　　退休以后他仍然奋斗不止，在给我的信中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总想“发挥”我的余热直到无热可放，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好像最好的选择是安享晚年，其实是“等死”。但“余热”越来越少，也是事实。我日夜在思索的是用什么方式来做些“贡献”最好。即逐步向这个方向过渡。可能“上网”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他注重贡献却淡薄荣誉。他曾对我们说：“我写模糊数学在电力工业中的应用的书稿已交出去了，这样就松了一口气。可是又要我写被评为科学院院士的材料。前年由于年龄老了已被否定，现在说工程院士有年龄的考虑，中科院可以添老年的；反正大家力争此荣誉，我却认为年龄那么大，有了此荣誉起不了很大作用，又何必多此一举……”,就这样在评议时谦让了。可是，在1997年，他却不顾亲属和一些同事的反对，硬是自己花了路费，以探亲方式去德国参加‘国际模糊数学会议’。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这次会议把模糊技术扩大到神经网络和进化计算（Evolutionary Computation），形成‘智能技术’和‘计算智能’;乘德国和我国加强联系的东风，拟在这方面尽最后一把力，开拓一条联系的道路，这是我的最大优势，深信是可以做到的;乘我现在的健康还可以作一些有限的活动，鼓此残劲，做最后一次奉献,这样也可以划句号瞑目了”。结果是到处都在划“句号”，而且反复划不完的“句号”。1996年8月北京有一个国际会议，他有几篇文章，参加了；9月份在美国有一个重要的模糊学术会议，文章已经录用，还在跃跃欲试想去参加；此后，又在国内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和各种年会等。承诺电力出版社写高级科普丛书‘模糊数学在电力工业中的应用’，看作学术上最后一个‘句号’；为“Electricity”杂志把关、参加若干个关系户大学的答辩、鉴定、评审等都是不断的划‘句号’。父亲在他的思想汇报中说:“我已年七十五,垂暮之年,还愿意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但时间已不多了。我这最后一段生命，必须做最有意义的安排”。我们在他走后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1992年10月他在北京开了原资源委员会人员的会议后，10月11~14日去上海参加浦东新区电力负荷规划论证会，10月21日就又到了新疆参加会议。1999年6月，因为血尿住院，在医院住院期间，还参加了为博士生的答辩；7月带领学生参加第14届国际自动控制会议；8月就又去新疆参加全国电工数学年会。如此高龄，如此不知疲倦，似乎是想拼尽自己的一切。 　　 　　二．终身学习中的探索 　　 　　父亲好像有一种学习语言的才能。年轻读书时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看书、会话随意即可，不论我们在什么情况什么问题他都能给予圆满正确的答复。解放初期，苏联专家来了，他学了俄语，而且还办了几期俄语速成班，不仅阅读还能与专家对话；东欧捷克专家、东德专家来了，他又学了捷克语、德语；文革后期，在情报所上班时他还学习了日语、法语。1995、1997年去维也纳探亲和Aachen开会，又复习了德语。四人帮刚倒台后，就竭力鼓励我努力学习第二外语（原来学的只是俄语）；他说了，外语多学只有好处；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学习了英语，复习了专业基础理论，在后来的工作中得到了收益。 　　爸经常告诉我脑筋只有用才能灵，只有越用才能越灵。他是这样教我们的也这样身体力行的。1996年，他向我谈起带博士生时说：“……博士研究生需有创造性的论文。为他们选好课题，既要有我们自己的优势，又要有国际水平，还要有学术意义和国内实用的价值，这就要求不断掌握国内外有关专业的脉搏；除了确定适当的课题，还要提供起步的资料，起步好了，一般博士生能力较强，都能自己奋力前进；但我的开头，必须在别人的最高点处，作为博士生的起步点，才能有创造性……”. 　　他阅读《电力报》等，常编辑剪报，紧跟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紧跟电力各方面的技术发展形势；阅读IEEE的期刊，关心着电力科技事业的发展，始终站在电力科技的最前列；他订阅英文的《北京周刊》每期都极为仔细阅读，保持他的英文词汇不落后；阅读《计算机世界》并整理摘要，摸透在这方面发展的脉搏 　　1996至1997年，我们有了计算机以后就开始用它打文件和信。记得我第一次给父亲用计算机打信，信中说：‘这是开始，“好戏”还在后头’。他回信时十分激动：“收到你打字的信，十分鼓舞，尤其附注说：好戏在后头，当然这是很有吸引力的”。父亲从用计算机打信开始，学习word、学习汉字拼音输入，又学习了全拼输入。姐夫都奇怪，他竟能拿着字典背汉语拼音，而且居然全背下来了！“好戏”就是我们之间用计算机通信的代名词。这是1997年以后，父亲已年近90高龄了，由此而延伸到他通过email投稿给《电网技术》等杂志、为《电力系统自动化》等校对文章，等等。他每天早上起床后,测血糖打胰岛素等，一系列必须完成的例事后，马上就坐在计算机前，查看信件、批改文稿、撰写文章等。他就这样的坚持工作一直到进医院前,实现了他的诺言：学到老，工作到老，直到生命终止。 　　 　　三．异乎寻常的忠诚 　　 　　1949年全国解放开国大典，爸参加完游行回来。向我们讲述开会的情况，那种兴奋溢于言表。比给我们讲三国的故事还激动。他的高兴也传给了我们，晚上还到大街上去看礼花，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这样漂亮的礼花，兴奋得半宿睡不着。每年国庆、‘五一’参加游行或晚上狂欢，父亲和我们一直有这种兴奋。觉得这是新中国的骄傲。 　　父亲的爱国热诚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从解放以来，父亲经历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影响最大的有两次。第一次在解放初期的三五反时期。组织上对他进行了历史审查，那时是隔离审查，经常有人来与母亲核对事实。由于我们年龄还小，不明白是什么问题。那时母亲已身怀六甲，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将母亲另外隔离。父亲春节也没有回来，妹妹就在春节后，在父亲隔离期间提前出世了。从那以后，父亲的世界观有了较大的转变，不再信奉宗教了。人总要有一个信仰，以后他还参加过了工程师党校，学习马列。他思想的转变使工作更加地努力、出色，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也积极要求进步。但是，使我不明白的是不论我如何努力，总是有与家庭划不完的界限。不论我怎样努力，总好像有一无形的罩子限制着我，使我无法到达我希望的目标。而且还影响到了姐姐交朋友。这个谜到了文革后才得以揭开：原来父亲一直背着一个特嫌的黑锅。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使我们的家庭受到了浩劫，母亲含冤去世，我们也都受到了牵连，隔离、办学习班、送去边疆兵团。那段日子简直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文革是一场噩梦，一场挥之不去的噩梦。文革改变了父亲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家庭每一个人的生活。但是，即使是这样，父亲的信念依旧不改,始终如一地坚信党，争取入党是他一生执着追求的目标。从52年提出入党申请后，终于在33年后，他年74岁（84年底）时得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写信告诉我：“上星期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我为预备党员，尚待院党委谈话一次后开会批准。支部大会全体发言，使我十分感动，经过详细调查，充分肯定我解放前出生入死的爱国行动，连姆妈家属工作做得好也得到了表扬，真是一次彻底的平反，一次最好的鉴定。”以后父亲又向我谈起文革的这段经历时还说：“文化大革命以后，我继续一直在委屈中生活，任职电科院当总工,国务院任命的司局长待遇是第一次‘平反’；作为第一批‘特殊贡献待遇’是第二次‘平反’；电机工程学会为‘科协’ 写我的传略，为第三次‘平反’；而这次党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的作为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待遇，则是第四次‘平反’。其实我的84年底入党应该是很根本的‘平反’，不过资料根据将不会公布而已。但是流传于社会的不实之辞影响我的品德形象最伤心的部分，虽已事隔20多年，物换星移，仍不免有时反馈，使我十分难受。虽然委屈惯了，逆来顺受一笑置之，但人家以‘年高德勋’歌颂赞美我时，总觉得反差太大，有再一次平反的必要。这种心理上的不平衡，可能要带到马克思那里去了”. 　　父亲解放前保护电厂的功绩，在文革后1994年得到了认可，中央与国家统战部下达文件，按地下工作人员对待。他从退休改为离休。这证明了他一生的清白，也是对他一生追求的认可。 　　 　　 　　四．父亲对我们的影响 　　 　　父母在抗战爆发以后携带年幼的姐姐，从广东顶着日本人的炮火，展转到四川自流井，为抗日大后方建立发电厂、电力系统。我就出生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四川。我还有一个哥哥，也是在四川出生。由于抗战时期经常要躲避日寇的空袭，生活条件差，而患了中毒性痢疾,在我出生前夭折了。 　　我出生后不到两岁（1943年），父亲就到美国田纳西及加拿等地去进修、实习。到1945年父亲回来时我已经开始有了记忆。听母亲告诉我们，父亲要回来了，特别高兴。可是父亲真的回来了我却因为怕陌生，躲在门后不敢见。 　　抗战胜利后，父亲去上海电力公司工作,我们随父亲回到上海;过了两年我们又随父亲搬到了北京。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们老是在搬家。从西南搬到东，然后又搬到北。在我幼稚园入学时，老师问我爸爸是干什么的？我说爸爸会爬电线杆修电线。这就是在我童年时对爸爸的印象。 　　父亲在业余时间除工作以外，给了我们他全部的爱。小时侯睡前听故事，是我们最喜爱的。由父母轮流讲，母亲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Mather Goose》，父亲给我们将传统的《三国演义》，讲他与大伯父小时侯如何编写王仁洋的故事。我在小学校运动会上得了奖，回家还能得到一块——他过去在南洋中学或交大获的运动奖牌。可惜的是经过文革这些纪念品都不复存在了。 　　……他教诲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计划、安排，只有这样做事情才能一步一个脚印。这一教诲使我受益终身。 　　他以自己小时侯的故事教育我们作错事，要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 　　他会打一手好的88势太极拳，受他的影响，我在困难时期在学校体育课的太极拳获最高分。 　　他教我们如何用循环记忆法记外语单词，告诉我们学外语要温故知新。为他‘余热利用效率’，我把他选择出来的报纸钉成剪报，排好目录，查看起来方便。此举他特别的高兴，逢人就讲，而且以后成为了留给我的‘幸福’。他告诉我：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每次回北京，都会给我留一些类似的‘幸福’。如今想起来，虽没有能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却还能为他做一些事而感到欣慰，确实给我带来了快乐。 　　有人说我：像我们这年龄的人，还能用计算机打文件和绘图，是不多的。我们有年近90的老父亲做榜样，他能做到我们更应该能做到！在父亲的带领我们都上网，都用email通信了。从这点也可以说明，父亲是最能接受,也是最善于接受新事物的。 　　1969年父亲含泪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小女儿送去云南，相隔两年又将我送出了北京。他早上乘班车上班、中午带饭,晚上假日的梳洗、搞卫生……完全自理。他用他惊人的毅力，呵护我们，把我们这家庭坚持、延续。 　　由于文革的关系，妹妹在上初中后就没有能够继续学习，随后就是下乡。为使妹妹能获得更多的知识，父亲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使她补习了高中课程，又读完电大的课程。 　　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是广泛深刻而又久远的。 　　 　　五．与疾病抗争的晚年 　　 　　父亲一生工作繁忙，1987年患了糖尿病，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新的困难。 　　在一次工作总结中他提到：“我的时间也大部分用在这方面（指与糖尿病斗争），余热发电的余热更是太少了。提高我的资料信息存储和查找效率及安排好余热利用效率，是我当前努力奋斗的课题，指导博士生方面的任务越来越重，正设法解决”。 　　他以他特有的毅力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生活，也始终坚持着工作；研究所解散后，他到情报所不仅进行翻译，在那里建立起计算机检索系统。调到电科院已经年有七旬；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三个子女都不在他的身边。 　　父亲做事严谨，文革后孤独自生活，把一切做得井井有条。姐姐因父亲去上海探亲看他的准备，惊奇发现，他的每一个装衣服的箱子里放东西都记录了清单；而且为了我们在他那里生活方便，把厨房里的各种调料全部都贴上了标签。生活上是这样，工作上也就更有条理。可以理解，当有人把他的东西搞乱了找不到，会是怎样地恼火。 　　1987年初，我正在调动搬家，突然收到了北京来的电报父病重，爸急性发作极其危险！我赶到病房看见他已经是两眼无光，神智模糊。是医生和大家积极努力，把他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那时我们姐妹轮流值班，他的研究生班的学生也立了汗马功劳。因为要搬家，没有等他出院我就离开了北京,等我搬完家，学校放假后返回北京，他已经神奇般地出院了，而且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还制定了一个边与糖尿病搏斗边恢复体力的计划。时年已近八旬，毅力惊人。 　　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到80年代后期，父亲的两眼相继患上了白内障，使他的视力降低的非常厉害。为此非常伤心。“最困扰我的还是视力的衰退。除了白内障外，视力似乎也在衰退”，“可是阅读与写作都靠视力，而我的视力衰退，则是最大的打击，尚需摸索奋斗。”但是他采用放大镜，用眼镜加放大镜，始终坚持阅读书刊、报纸等。 　　他以极为科学和现实的态度与病魔做斗争,从1987年患糖尿病后，自己控制和条理饮食,尤其后来实行胰岛素注射，每天定时进食、从测尿糖后改为测血糖、进行记录摸索规律。“每天是在‘走钢丝’地小心战斗。”“事实上是每天‘走钢丝’般生活。维持得好，看起来不错，实际上是唱空城计。余热发电的余热不多，是最为痛苦的困难，值得珍惜，尽力为之。却须受量力而行的约束”。 　　父亲能够接受新事物，对待生活也如此。当白凡姨给他介绍新的老年公寓‘银龄’后，他写信给我们道：‘这两天我都在考虑去银龄中心的事.这在我的一生中也是一件大事.我自己还有自己料理的能力,去这个地方似乎早了一些,但我认为我们这类人,早晚总要走这条路,银龄走在前面,是先锋,可能会有不少缺点.但这件事我国一定要办好,根据我国的特点,不一定和美国一样,如何摸索出一条路来,已经有银龄这样的办中心的先锋,还需要一些老人来体会,我愿意当老人的先锋,早一些就早一些吧.’没想到他这个‘先锋’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开始入住时他对在那里住充满了希望，把计算机等物品搬去，各种报刊也全部转了过去。还说，要在那里活到一百岁，超过张学良。可是，从入住起生活上就不适应，一开始血压高，后来又患了感冒。大家都知道有糖尿病患了感冒就是个麻烦事。他入住‘银龄’也就一个月，因为多种合并症急症送进了医院……。 　　父亲走了，无可挽回地走了。他热爱祖国、崇尚拼博、学无止境、只求贡献的品格，永远是我们效仿的榜样；他尊重科学不懈探索的精神是留给我们永恒的财富。我们一定努力把这种精神延续下去，也许这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我们永远怀念我们的父亲！

浏览：1860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2/14 7:5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