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汉书》贬《史记》者，多以为《汉书》之取材与文字间对功过的评品较《史记》公允，窃以为，这不过是因为《汉书》与《史记》有着根本不同的历史观而已。 　　 　　《汉书》非常明显是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写的，是统治者的代言人。而《史记》是书“一家之言”，是以“民”的角度来看历史。司马迁更多地是以仁道，信义这些人格的角度去关注历史，他倾注更多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而不是功业成败，甚或所谓历史进退。 　　 　　其实，对于什么是“英雄”，自古以来的人们原本也有不同的解释，有人以为胜利者方是英雄，有人以为建功立业者方为英雄，有人则以为“英雄”首先是人格上的优秀，人性方面具有严重缺陷的人无论建立多少正面功业也和“英雄”无缘。。。。。。“英雄不能用一把尺子量”，每个人都有权保有自己的标准，但同时也都不能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英雄观”如是，“历史观”更如是。 　　 　　也许在一些旁观者看来，司马迁对某些颇有功业的人评价不公，对某些失败者褒扬太过，但那也不过是历史观之争而已。《史记》最看重的本不是功业----既然在司马迁眼里，人性的光辉远胜世间功业，正直坦荡的失败者比反复无常的胜利者更值得敬佩，他又为何不能以浓墨重彩去写人性，而将功业置于次要，甚至忽略的地位？后人所谓的司马迁对历史进行的“加工”，也就是以这种历史观的体现吧----这和《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的传纪着力于品评“功业”，而将与功业和忠心无关的人性置于次要甚至忽略的地位，在性质上基本相同，在境界上却截然相异。 　　 　　封建正统的历史观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因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是胜利者，也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忠实追随者才可能建立丰功伟业。但《史记》不是，所以《史记》中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在正史中绝无仅有的，后世写史者，文笔未尝没有胜于司马迁者，但写出来的文字，绝不能比《史记》更动人，只因为他们最关注的本不是人。 　　 　　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自然都是雄才大略的人物，可是生活在他们统治下的老百姓，感受到的更多的只怕是横征暴敛或者穷兵黩武吧。霍去病的功劳自然是很大的，可是如果我是无名小兵，奇功于我何干？为国效力，边关何处不埋骨？我宁愿在李广手下当兵。 　　 　　最后说一句，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有其自身特色，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体现于本传中，但又不仅仅体现于本传中，便是特色之一。有些时候，司马迁对笔下人物的褒扬是藏而不露的，例如对卫青----他的锋芒不似霍去病逼人，故而本传中的光彩也不及霍去病夺目。然而，不尽读《史记》之汉代人物传，就无从充分体会司马迁对卫青那种深沉的喜爱，那种运笔极深的赞美。下文出自《史记 淮南衡山列传》----这样的文字，在《史记》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王又谓被曰：“山东即有兵，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觽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王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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