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录入：laomu 　　 　　在货殖理论上，司马迁一反先秦的传统，不以国家为本位，而从个人本位出发考虑经济问题。他认为追求财利是人的本性，农工商贾等社会上各色人等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求富益货，因而主张鼓励个人追求财富，通过正当途径发家致富。他对从事商业经营的那些富商大贾大加赞赏，称他们为“贤人”、“能者”。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他以大量的史实证实：“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陶朱公治产殖业，三致千金，再分散给他人，是“富而好行其德”；子贡结驷连骑，使孔子扬名于天下，是“富而益彰”。 　　 　　　　司马迁在肯定个人经商致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商业致富正当而且利人利己的同时，对从事大规模经营的商贾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他认为，成功的从商者应具有白圭描述的那种素质：“吾治生产，优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也就是说，不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方面的条件，就没有资格学习经营之术，也不可能成为有成就的商家。在这里，司马迁实际上提出了作为一个商人应具备的四个基本素质，即：智要“足与权变”；勇要“足以决断”：仁要“能知取予之道”；强要能坚韧待机。司马迁在总结历史上富商大贾的成功实践经验后，还进一步指出不是所有具备以上经商基本素质的人都能致富，要想在经营上取得成绩还得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生之术”，即经商致富的诀窍。他把这种诀窍归结为知时、知人和出奇制胜三个方面。 　　 　　　　一是要知时。“时”就是时势、时机。司马迁心目中的成功商家都是知时的行家。司马迁说，范蠡“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也就是说，范蠡因为知时，所以既能治国，又能发家。他盛赞白圭一旦看准了商机，就快速行动，“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白圭因为知时，才可能被后人奉为研究经营术的祖师。汉代关中的富商大贾因为“与时俯仰”，即根据市场形势随机应变，也成为司马迁笔下的“贤人”。司马迁说，商家知时就是要“乐观时变”，即根据对年景丰歉的预测，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譬如“岁熟取谷，予之丝漆”等。商业流通更要把握商机，预测市场前景，“取予以时”。“取”和“予”虽是对立着的两个方面，但只要处理得当，就可向有利的方面转化，因而，正确的“取予观”对商业经营的指导意义很大。 　　 　　　　二是要知人。司马迁称，范蠡“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范蠡的知人，一是知越王勾践，二是知自己的儿子。在经商致富方面，由于知人，范蠡在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司马迁认为，做为成功的商家，要致富就要像白圭那样“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以优秀品质去争取人心，获得下属的支持。他举刁间为例加以说明。他认为刁间用人有几个特点：一是爱护人才，“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二是用人唯能，“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间收取”；三是用其所长，用人不疑，“桀黠奴……愈益任之”；四是重视培养人才，“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正因为如此，“士为知己者用”，刁间“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 　　 　　　　三是要出奇制胜。司马迁认为，“富者必用奇胜。”他对无盐氏和任氏的出奇制胜非常赞赏。“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在秦末战乱之际，“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由于任氏独具慧眼，敢冒险，有气魄，因此“富而主上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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