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林黛玉，许多人往往就会想起她的“小性儿”，心胸褊隘，说话尖利刻薄等等使人不喜欢的性格来，这些固然是事实，但这种事实只是种表面现像，是她特殊的环境下为了捍卫自己的自尊心维护人格尊严的一种行为，是对伤害了她的自尊心和人格尊严的人和事的一种抗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她所处世哲学的具体环境中，她的这种表现是合理的，具有封建的进步意义。 　　 　　那么，林黛玉在作为贾府的老祖宗贾母的“心肝儿肉”，她贾府难道还有受到人们不尊重的事吗？有的，而且还相当严重，不是一般人，还是那些当权的人呢。林黛玉到贾府这么几年，从没人给她做过一个像样生日，所以第六十二回探春算她们家一年到头的生日时就记不起林黛玉是几时生日，而贾母却曾亲自捐资20两银子给薛宝钗做生日，办了几桌酒席，还在外面特意请了一班戏子来唱戏。对比之下，林黛玉受冷落和疏远的光景是可想而知的了。而且就这次演戏时节，众人还把林黛玉拿来比台上的戏院子加以取笑，这怎能使她不感到备受屈辱 呢？林黛玉长年多病，贾宝玉曾当着众人之面，要王夫人给他360两银子为林黛玉配一副药，“包管一料用不完就好了”。王夫人却不问究竟，马上斥责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就不了了之。在场而又敏感的林黛玉，会是怎样的一个滋味呢？林黛玉的最大的心事，她“每日家情思睡昏昏，”自然为的就是与宝玉的婚事了，在经过长期磨炼而两人达到了默契之后，所欠的就是一个“父母之命”，为她作主的人了。当时唯一可指望的，也是最有权威的人选当然而便是贾母了，可是在因“慧紫娟情辞试莽玉”、贾宝玉米面以近乎疯狂的方式正式地、强烈地向人们宣告了他与林黛玉至死不渝的关系时，正是这个贾母却装聋作哑地说了一句：“我当有什么要紧的事，原来是这句玩话”，就淡淡地把这一件严峻的大事敷衍过去了。自幼失去父母的林黛玉，除了独自在潇湘馆流泪，还能有别的办法么？而到后来，林黛玉不但婚事无望，而且处境也一天天更艰难了。抄检大观园时，五熙凤就和王善保家的先打了招呼：“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检不得的。”结果蘅芜苑得以幸免，而潇湘馆则照抄不误。在探春算贾府生日时，袭人曾说黛玉：“只不是自家的人”，当时并无人持有异议，而到抄家时，黛玉就成了：“咱们家的人了”，岂不冤哉。尤有甚者，在抄检之前，王夫人在对凤姐提到晴雯时竟说：“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是一种“狂样子”，而且“我一生最嫌这样的人。”在这里，王夫人比之众人拿黛玉比作戏子来取笑更显得露骨，更显得凶狠了。所以林黛玉在《葬花吟》中所说的“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就完全不是凭空而说的了。 　　 　　那么，林黛玉在贾府为什么会遭到这种偏待呢？其实，她的这种命运并非一开头就铁定了的，相反，她曾面临过一种比较好的前景，因为林黛玉当时初进荣国府时，贾母把她搂入怀中“心肝儿肉”的痛哭，决不能说不是出自肺腑的真情节，贾母后来对她更是“万般怜爱，饮食起居中 ，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到靠后了”但是很好的证明。可以设想，如果林黛玉米面 懂得利用不着这种条件去施展一些手段，她的命运将全然会是另一种样子，然而，她却 毅然选择了另一条路：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也就是说她一定要保持自己固有的高洁品质，她决不强颜媚俗，不肯委屈自己的心志去巴结讨好别人。因此我们看到林黛玉与贾府众人除了保持一般的日常接触之外，几乎没出息有看见她什么时候单独和贾母说过几句家常，像薛宝钗那样承欢侍坐，捉摸、迎合贾母的喜欢与嗜好，像王熙凤那样“效戏彩班衣服 ”以讨贾母的欢心的事，是绝对不会有的。在王夫人处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在大观园的姐妹那儿，除了大家一起聚会，也从来看见她去哪家串串门，一次宝钗 约她去看看探春，她推说洗澡：另一次探春约她去凤姐处走走，她干脆说懒怠，不肯去。在那些人面前功尽弃 ，她的确像潇湘馆的竹子那样有一股瘦劲孤高、突兀傲世的架势。这种架势即使在尊荣的元妃而前也不少减。元妃省亲时，令大家赋诗以纪其盛，并率先写了解一首不怎么样的诗，宝钗行是在自己的诗里颂之为“睿藻仙才能 ”，表示“自惭何敢再为辞”；继而以她细心的观察所得，指点宝玉如何选词择语，以讨贵妃的欢喜。而黛玉却只想借此地机会“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贾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作，只胡乱做一首五言律应景罢了。”完全不把元春及其省亲当一回事。这种姿态，比之对元妃身上穿的黄袍垂涎三尺的薛宝钗来，不是有天渊之别吗？贾母两宴大观园，极乐之余，还要惜春把事画一幅行乐图，黛玉却为这幅沿未动笔的画先起了一个名，叫做《携蝗大嚼 图》这里面表面上是讥笑刘姥姥，实际上是对那些贵族行乐者一个极其辛辣的讽刺。如此种种的不识趣，林黛玉哪能不引起众人、特别是那些当权者们的内心憎恶呢？ 　　 　　因此，由于坚持固有的高洁本性，因而不见容于污淖般的世俗，从而又引起自尊心对世俗污淖的更大不满，这些作用的循环往复，就形成了林黛玉性格与现实的尖锐冲突，她的所谓“小性儿”，爱挑剔，说话尖酸刻薄的特性，便是这种冲突的产物。所以说林黛玉的这种特点原非她的本性，它只是对现实加给她的种种伤害的一种反应和抗击。它不是一种性格缺陷，而是一种斗争表现。 　　 　　相反，在一般正常情况下，林黛玉向人们展示的本来性格是善良、率直、热情和胸怀坦荡。贾宝玉因一进苦闷而戏写了一首偈，被黛玉看见了，觉得十分好笑，便连忙拿去和史湘云一起看，并不因湘云不久前曾当众说过她像台上的某个戏子，引起与宝玉的一场风波而记恨湘云；在栊翠庵品茶时，妙玉当着宝玉、宝钗之面说黛玉：“你这么个人，竟是个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黛玉一点也不介意；大观园里的诗社作诗，于此道不大当行的李纨作裁判，她常有意无意地把黛玉名列宝钗之后，尽管宝玉曾多次提出异议，黛玉本人却从不计较；由于经常与宝玉闹别扭，紫娟就此曾当面批评她：“宝玉有三分不是，姑娘到有七分不是。”在这类问题上紫娟虽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黛玉却一点也不责怪她，虽然她不过是个丫头。在这些方面，被人们目为小性儿、心胸狭隘的林黛玉，不是都表现得非常豁达和气度宽宏么？香菱要学诗，林黛玉毛遂自荐：“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既热情又谦虚。在教诗过程中，先对她讲一般原理，后又指定并借给必读书，然后命题作诗，不合式的坚决打回头，直到满意为止，真正做到了她自诩的”诲人不倦“。在贾府中，几曾见过这种真诚、热心的助人为乐的事情呢？何况香菱还不过是个半妾半婢的可怜人。类似的情况还并不只此，当一个晚上蘅芜苑的一个老婆子提阗灯笼给黛玉送一包燕窝时，黛玉却能为她想到”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给个夜局，痛赌两场了”。因而生怕耽误了她的时间，并送几百钱给她打酒吃，以度长夜。在贾府里，又有谁曾如此细心体察并关心过这些比丫鬟们更微贱不幸的老婆子呢？而恰恰只有林黛玉才能做到。这件不大引人注意的小事，却足以说明林黛玉所独有的善良心灵。另有一件事尤其值得注意。林黛玉对薛宝钗一直怀有戒心，素日认为此人心中“藏奸”。这种戒心并非毫无根据，从滴翠亭宝钗扑蝶时所使“金蝉脱壳”计嫁嫌于黛玉这一事就十分清楚。可是当宝钗乘黛玉处于孤苦烦忧，举目无亲的愁苦心境下，给她送来一点燕窝，说了几句悄悄话之后，黛玉便在她面前把心掏了出来：“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黛玉不仅改变了对宝钗的看法（是何原因这里且不说），并且把她过去对宝钗的很不尊敬的看法直率地告诉了对方，并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是一般人能作到的么？至少在大观园里就找不到第二个这样襟怀坦荡的人来。 　　 　　林黛玉的这种优秀品质还同样表现在对待婚姻爱情的态度上。她和贾宝玉的爱情，是建交在互为“知已”以及她从来不讲“仕途经济”这一类“混账话”的共同思想意趣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肯定的。但是历来都有不少读者认为，林黛玉总是爱和贾宝玉闹别扭， 经常哭哭啼啼，吵吵闹闹，这一点却使人感到难以接受，因此有的人甚至认为要找对像宁愿要薛宝钗而不愿要林黛玉。这一看法，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因为只要我们稍作一些调查分析就会发现，林黛玉的这些啼哭吵闹的表现及是有规律可寻的，即它都是发生在和贾宝玉的恋情的最初阶段。这个时候，尽管林黛玉一心爱贾宝玉，但她却担心宝玉未能和她那样专心一致，特别因为有“金玉”之说，她自然就更顾忌贾宝玉会“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而贾宝玉虽然心里确实只爱林黛玉，但是也确实常被薛宝钗的美貌所吸引。这一点林黛玉也是看在眼里的。因此林黛玉的啼哭吵闹都是和这件事有紧密联系的。比如她哭得最厉害的一次：“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后来又很久都不理贾宝玉，就是因为她前一个晚上去敲怡红院的门，却吃了在气头上的晴雯的闭门羹，而随后又看到薛宝钗一行人从里面出来的原故。因此可以说，林黛玉的这些吵闹，是因为她既向贾宝玉捧出了一颗诚挚的心，也就要求对方也同样地对待她，这是要求爱情专一的表现，而不是属于一种怪僻性格的无理取闹。正因为如此，因为我们看到，到后来经过诉肺腑、宝玉挨打、黛玉探伤、睛雯送帕、黛玉挥泪题诗等一系列行动，因为标志着宝、黛爱情达到了一种默契阶段之后，就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前那种吵闹啼哭的事了。甚至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关系也逐渐好了起来。因为她不需要戒备薛宝钗了。这时的林黛玉，常常表现出对宝玉的无限柔情蜜意和细致周到的关心，如第四十五回写一个刮几下雨的晚上，因“夜深了”，宝玉在林黛玉的催促下要离开潇湘馆时，就是在这一阵间，黛玉又是问有人跟着没有？又嫌他的灯不亮，把自己最好的给他，并批评他重物不重人。知道他“穿不惯木屐子”，又教他灯笼怎么打，路上如何走等等，这是吵吗？谁又见过薛宝钗曾有过这种举动呢？特别是宝玉被打卧伤在床时，钗、黛二人来探伤的兴动更是行成了鲜明的对比。薛宝钗是一开口就指责宝玉“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也就是说，之所以有“今日”之挨打，及是“不听话”之故，咎由自取，后来又指实“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这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在评断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上，薛宝钗是宝剑和贾政坐在一条板凳上的。而林黛玉当时却是“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气噎喉堵，……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两相对比，贾宝玉的弃钗取黛就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人。而对林黛玉的种种误解也应该是可以澄清的人。 　　 　　总之，林黛玉是一个善良、热情、胸怀坦荡的人，但由于环境的原因，在这种本来性格的外面，又常被一层伤感、“小性儿”的表象笼罩着，使人不易真正理解它。在林黛玉的性格中，尤其须要注意的是像从来没有谁像贾宝玉把妇女的地位看得那样高一样，也从没有哪一个女性像林黛玉那样有如此强烈的自尊心，如此执着地维护人的尊严。这种性格是带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的。从这个特征所反映的思想体系来说，它是一株幼芽；从这个特征所预示的发展过程来说，它是一个信号。因此它既是幼弱、朦胧的，却又是新生的、发展无量的。它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最后夭折，正是表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因此它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毁灭了，但却展示了代表这种历史必然要求的新事物一定会获得胜利的历史趋势。这就是林黛玉这个形象的悲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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