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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
旧式的《史记》研究,总是侧重于史实考订、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方面,建国以后,以郭沫若、陈直、候外庐、程金造、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代表,开《史记》研究的新先河。时至今日,中青年学者又相继成长,研究气氛之活跃,实非一般史记研究可以比拟。他们对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历史文学、艺术手法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绩显著。《史记》研究正在发展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的新学科:“史记学”。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主要的表现,正象张大可同志所说的:“大多是传统的伦题,缺乏新的开拓。⑴也就是说,对《史记》的研究,在面上还是狭窄的。《史记》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甚至医学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所以,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伦题,从新的角度去进行研究,是当前《史记》研究中面临着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是汉代三大学美学派别(以《淮南鸿烈》为代表的美学;以董仲舒、扬雄为代表的美学)中最能体现西汉时代特色的美学。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整套系统的美学理论,他的美学观点全都体现在《史记》里面(《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王安书》以及《艺文类聚》卷三十的《悲士不遇赋》当然也有所体现)所以,对司马迁美学思想的研究,就成为史记学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了。 有意识、有深入地研究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最早的应推我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见之于一才四六年出版的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把他的文章称之为“奇而韵”。 接下来的是李泽厚,在他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说:“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一怨而不怒’的传统,表同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自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 韩兆琦在《司马迁的审美观》一文中说:司马迁的审美观“最主要的这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批判、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⑵ 他们的论点尽管表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共同的,那就是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是属于崇高美的范畴的。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当你看到山明水秀、波平浪静、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色时,你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心旷神怡;可是,当你面对着狂风暴雨倾下奔腾咆啸的长江黄河,面对着陡削的悬崖,飞流直泻的瀑布时,你将会是另一种感觉:热血沸腾、惊心动魄,你会浑身充满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这就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美给我们的两种不同感受。前者在美学上称之为“优美”,后者称之为“崇高”(也叫做“壮美”、“伟大”。中国传统上则称之为“阳刚之美”。) 崇高美的特点是:美处于主客体的矛盾激化中,它具有一股强劲的力量,不可阻遇的宏大气势,表现出粗犷、激荡、刚健、雄伟的特征,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个体与社会的激烈矛盾冲突,表现为人们的追求、奋斗与挫折、困难之面的巨大磨擦,在矛盾激化中显示出英雄的坚强性格和人的本质力量。 司马迁的《史记》正是一部由崇高美贯穿始终的巨著,不管是那众多的历史人物,还是纷繁的历史场面;也不管是他那独特的文章风格,还是写作时的立意,都饱含着一股力量。 力拔山兮气盖世——《史记》之人物 以浓墨来表现人,表现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那种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史记》的最大特点。晋文公流亡十九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求东山再起;韩信忍胯之辱,发愤追求;陈涉身为佣耕者却有鸿鹄之志;苏秦在椎剌股中苦学;屈原被放遂,仍有兴国之心……这些人物,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身受磨难而刻意进取。那奋发、图强的力量深藏在他的灵魂深处,一旦时机到来,就会象火山爆发、山洪奔泻那样令人触目惊心! 为正义事业,不畏强暴,敢与权贵抗争的人物,在《史记》中也比比皆是,这里有怒斥秦王,完璧归赵,“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蔺相如;有慷慨悲歌、视死如归,敢于剌杀凶残的秦王的荆轲;有在国危民难之际自荐,对着咄咄逼人的楚王,面不变色心不跳,力陈利害而博得楚国支持的毛遂;有明知诸候怨恨,道路险阻而力行削藩的晁错;还有吴起、伍子胥、范睢、商鞅……他们在正义、理想、事业与权贵发生冲突时,毅然以凛然的正气,不屈不挠的精神捍卫了前者,这是多么壮美与崇高的人格! 悲剧人物在《史记》中占有很大的份量。正象鲁迅和老舍所说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⑶“它郑重严肃,要求自己具有惊心动魄的感人力量”。⑷ 他们,有的是为了正义事业而奋斗,为国家和人民立下赫赫功勋而被杀或被迫自杀。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奖励垦荒,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奖励军功,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使秦国由弱变强,也巩固和发展了封建制度,却由于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招来了他们的仇恨。秦孝公一死,就被车裂,悲惨死去。李广武艺高超,作战英勇,胆略过人,文帝时,“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景帝时,“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武帝时,他以卫尉为将军,率兵击匈奴,尽管寡不敌众,不幸受伤被俘,但他最后还是乘隙而上胡儿马,困推堕儿,取其弓,射杀追骑,以胡得脱。他仁爱士卒,不贪钱财,“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他“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⑸就是这样一位将军,遭到汉武帝及其宠臣、皇亲卫青之流的排挤,以致元狩四年出击匈奴战争失利本不是李广的过错,而是汉武帝和卫青在临战前胡乱调动造成的,结果事后把责任推向李广,以致逼得李广含愤自杀。其他如韩非、吴起、屈原、韩信、伍子胥等,都属于这一类型的悲剧人物。 他们,有的是封建统治集团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这一点,表现在宫廷斗争中最为突出。且以两事为例。汉高祖在世时,十分爱幸戚姬及其生子赵王如意,几次欲想废太子而立如意,只因大臣们反动,才不得实施,却因此招来了吕后的怨恨。高祖死后,吕后“使人持酖”杀赵王,又“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廁中,命曰人彘”⑹晋献公宠幸的丽姬为了使自己的生子爬上太子宝座,竟设计让太子误入圈套,使献公误以为是太子要害他,“乃诛其傅杜原款”,太子也“自杀于新城”。⑺所以,宫廷中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虽没有战马奔腾,而其惊心动魄,令人不寒而粟确不亚于战场上刀光剑影之间勇士们的互相残杀! 有些人物是因为自己主观上的过错,而导致悲剧结局的。吴王夫差曾一度称雄东南,此后就目空一切,一意孤行,不听伍子胥劝谏,与敌国越结盟,四出攻击无关紧要的国家,削弱国力,还把忠心耿耿的伍子胥赐死。最后为越所败,自己落得“自颈死”的下场。⑻陈涉乃“甕牖绳枢之子,甿隸之人,而迁徒之徒也。”“足行伍之间,俛仰仟佰之中,率罷躡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糧而景从”⑼于是横行天下,把秦朝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却因为后来的生活腐化,脱离群众,用人不明,核心瓦解,军队纪律涣散,最后兵败,为“其御庄贾杀以降泰”⑽齐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却因为晚年任用奸佞小人,而导致诸子夺权,自己身死后无人理丧,“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⑾象这样类型的悲剧在《史记》中是不胜枚举的。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虽然形象多样,性格各异,但大多数都有共同之处:他们所表现的是人们在追求中的挫折与失败,在奋发中的困苦与灾难,在斗争中的牺牲和毁灭。他们并不使人觉得消沉,让人感到悲观失望。他们是悲剧人物,却并不带有悲哀的色彩。他们总是以那种不懈追求、勇敢奋斗、坚贞不屈、积极抗争的精神,震撼着后来人的心,激励他们去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而努力追求。 秦始皇的一生,从哇哇落地至病逝沙丘,都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的,充满了动荡和惊险。他十三岁时就因父亲襄王去世而代立为秦王。小小年纪,就要在勾心斗角的政坛上与老谋深算的大臣们打交道,而且,当时正是战国纷争的祸乱时代。可以说,赢政是在幼稚之年受任于危难之际的。事实上,在大臣们的眼里,秦王当时是可以置之度外的。长信候嫪毐作乱就是明正。可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赢政显示了他那惊人的政治才能,同时也暴露了他那凶残毒辣的性格。也除了平定嫪毐作乱,还杀死了与案件有关的官吏二十人,“灭其宗”,“及杀爵迁蜀四千余家”。这情景不能不令人心颤胆粟。赢政一生中辉煌的功勋是统一六国。他亲政以后,从吕不韦嫪毐手中夺得权力,任用尉缭、李斯等人作谋士,重用王剪父子和蒙武父子等能征善战的将领,重新部署了对付六国的战策,开始了消灭六国的战争。从公元前二三0年灭韩开始,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灭齐为止,前后十年,秦王指挥秦国的军队,从地处偏僻的西蜀之地,先是蚕食中原,后又发动大规模进攻,经过了难以数计的大小战争,正象贾谊所说的“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⑿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自然这统一中的难苦卓绝,险危曲折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从赢政从吕不韦和嫪毐手中夺权到险遭荆轲剌杀,从向弱小的韩国开刀到征服强楚,从保卫实力的抵御战到大规模的攻坚战,无一不沤尽了赢政及谋士们的心血,无一不洒满了将士们的鲜血。但是,这一系列战争,从此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候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封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秦朝统一的开创之功,是密切不可分的。赢政的事业,是何等壮美的事业! 项羽是大将项燕的后代。他自小就有叱咤风云之志,取代帝王之心。家里人先是送他去读书,他不肯,就去学剑,又学得不好。他叔父项梁责骂他,他答道:“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有一次,秦始皇游会稽,项羽与项梁一起看。项羽竟说:“彼可取而代也”。⒀ 会稽暴动,是项羽戎马生涯的开始。他当机立断地杀死太守,又“击杀数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⒁开始显露了他勇猛过人的豪气。秦将章邯带兵围困依附于项羽的诸候赵王歇,军于巨鹿城,楚怀王孙心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项羽看到宋义违抗楚王命令,豪无救赵之意,就毫不犹豫地宣布他的罪过,斩了宋义的头颅。接着,他带领士兵,破釜沉舟,烧庐舍,呼声动天,猛攻秦军,很快就大获全捷。胜利后,项羽双带领士兵马不停蹄,长矛直指,继续向秦的统治中心咸阳捣进。不可一世,凶残暴虐的秦王朝在强劲的起义军刀枪下终于结束了其短暂的生命!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总是描写激烈矛盾斗争中,惊心动魄的场面中的项羽,凭此表现他那倔强的性格、坚韧不拔的意志,一往无前、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项羽最后失败了,但司马迁从不以胜败论英雄,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就是兵败而死,也死得凛然正气的英雄! 恩格斯在赞扬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时就说:“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⒂这段话也适用于赞扬司马迁《史记》中的英雄人物,他们象欧洲文艺复兴时的勇士一样,大都具有一种豪迈进取、积极奋发,建功立业的轰轰烈烈的精神气魄,他们大都投身到时代斗争的旋涡中去,经受着挫折、困苦,甚至流血身亡。他们都不希望自己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都希望自己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一点印记。所以,当我们阅读《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时,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是一种不可阻遏的强劲气势,使我们惊叹,让我的热血沸腾。这就是阳刚之美!这就是崇高之美! 风萧萧兮易水寒—《史记》之场景 当我们面对宽阔无边的大草原,雄壮的骏马在昂首驰骋,长嘶高鸣时;当我们面对着奔腾汹涌的黄河背诵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时……我们都会感到视野变阔了,精神境界高了!这就是那壮观场面给予我们崇高美的感受。司马迁的《史记》中不乏这样的具有崇高美的历史场景,它同样给我们这样美的感受。 首先是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如果说巨鹿之战通过衬托作用表现了项羽作为一员大将那果断勇敢一往无前的英雄胆略,体现了他性格的崇高美的话,那么,巨鹿之战那千军万马排山倒海般的壮景,则是从场面上显示了力量和气势的美。你看:“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通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就是时,楚兵冠诸候。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从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由是项羽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⒃这是秦末农民战争中最为激烈、最为壮观的一次战役,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战。项羽与他的士兵们浴血奋战,打垮了秦王朝的主力部队,扭转了战争的局势,鼓舞了人们的斗志。这是多么伟大的一场战争!怪不得茅坤说:“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⒄凌约言会说:“羽杀会稽守则一府慴伏,莫敢起;羽杀宋义,诸侯皆慴伏,莫敢枝梧;羽救巨鹿,诸侯莫敢纵兵;已破秦军,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势愈张而人愈惧。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宛然可想见也。”⒅ 公元前三O四年十月,韩信破赵一战,也是流传千古的战争。当时,面对着强大的赵军,韩信命令一万人开出井陉口,背着绵蔓水立阵。赵军见了,认为韩信连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懂,竟把一万人抛在这个既不能进也不能退的死地方,于是“望见而大笑”。⒆殊不知,这是韩信的绝妙计谋!天亮时,他命令士兵们举起汉旗号,擂鼓走出井陉口,赵军立即冲出壁垒,迎杀过来。“于是信、张耳佯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这时的赵军完全中了韩信的计谋,走时了圈套。“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⒇这时正与楚军决战的赵军招架不止,想回兵休整,回头一看,发现自己壁垒上尽是赤色的汉军旗子,“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21)其他如武王胜纣的牧野之战;晋楚的城濮之战;孙膑破庞涓的马陵之战;田单大败燕军的“牛火之战……其场面,都表现为一种粗犷、激烈、雄壮的特征,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 代表着不同利益、不同立场的政治人物面对面、慷慨陈词、针锋相对,这种不见刀光剑影却杀机勃勃,险象横生的场景,在《史记》中也是经常出现的。 请看那令人扬眉吐气、拍手称快的秦赵绳池之会。当时,赵王慑于秦王的淫威,对秦王俯首听命,秦王令他鼓瑟,他听从了。于是秦国御史记上“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对这一有损国家威严、有辱自己人格的事,赵王不敢吭声。唯有英勇机智而又无私无畏、对国家忠心耿耿的蔺如凛然正气地对秦王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瓦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想不到一个下人竟会如此目中无他,大怒,坚决不答应。“于是相如前进瓦,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瓦。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瓦。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瓦。’秦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竞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22)这是多么紧张、危险的场面!这场面,造就的是一个多么威武壮烈、英勇无畏的爱国者形象!怪不得明代凌稚隆会说:“相如渑池之会,如请秦王击瓦,如召赵御史记,如请咸阳为寿,一一与之相匹,无纤毫挫于秦,一时勇敢之气,真足以虎秦人之魄者。”(23)直至今天还家喻户晓的“鸿门宴”故事,也是司马迁笔下以场面体现崇高美的典型一章。这的确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历史场面,只要你读下去,你就不能不与书中的人物共命运,同呼吸,不能不时刻为他们的处境屏气悬心。宴会一开始,你的这种心理活动也就开始。范增那暗藏杀机的举起玉块的动作;项庄和项伯在刀光剑影中翩跹起舞那一触即发的气氛;樊哙气势汹汹的出场,“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皆尽裂”的怒火旺燃的表情,及“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那粗犷无惧的勇士风度;项羽那“壮士,赐之厄酒”的胸怀气魄;刘邦性命的危在旦夕而后又转危为安;范增的悲叹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以及置玉斗于地。“拔剑撞而破之”(24)的愤怒已极的动作……仿佛是一场激战的前奏,又好象是两支大军对峙。在这里,项羽的一方明显是居上风的力量,由范增、项庄等人构成这支力量的核心,仿佛是一只猛虎要把刘邦他们吞掉,象山洪一样要把他们卷走。这场面,令你愀心,使你胆战心惊,动你魂魄,让你热血沸腾。但是,就在矛盾发展到炽热化程度时,刘邦他们竟化险为夷,安全脱身了!这又使你再次惊叹!这就是司马迁靠他那高超的艺术功力在撰写历史场面时给我们创造的崇高美!这就是作为卓越史学家、文学家的司马迁的神笔下的崇高美! 离别,这一人生际遇在古人的诗文中,是充满着悲伤与痛苦的。六朝的江淹,有感于人生艰难幸免的这种体验,写下了千秋传诵的《别赋》,曰:“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宋朝的柳永在描摹恋人难舍难分的离情的词《雨霖铃》中,更是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多情自古伤离别”的悲叹。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离别的场面也是很多的。但却有与其他文人骚客笔下的离别场面不同的特点,那就是悲壮而不悲伤,豪烈而不凄凉,无畏而无恐惧,更没有那凄楚哽咽、蝉嘶声声的悲哀情调! 且看《剌客列传》中的荆轲吧。他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毅然决定赴虎口剌杀秦王。司马迁把对这种为知己而死的豪侠行为的敬佩之情凝于笔端,为我们描写了悲壮动人、感神泣鬼的太子丹在易水河畔为荆轲送行的一幕。“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这里没有夫妻诀别时的凄情,没有贪生怕死者的哀叹,更没有即死者的悲歌。这里只有勇士奔赴战场时的壮烈豪情和视死如归,一往无前的英雄气魄!怪不得明代大思想家李贽要用“未可以成败论英雄也”来赞扬荆轲的侠义行为。(25) “霸王别姬”是《史记》离别场面中最悲恸动人,而又是最壮怀激烈的一幕。当时项羽已兵败垓下,被汉军重重包围,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司马迁是这样描写当时场面的:“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26) 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呀!试想,一个从小就胸怀“学万人敌”之大志,曾经破釜沉舟,威振天下的壮士,是区区夫妻诀别能够使他落泪的吗?项羽哭了,他是哭他的霸业之败北,理想之化烬。他悲愤,悲愤“力拔山”“气盖世”的自己竟败在无赖刘邦的手下!在这里司马迁把自己的满腔激情溶进了字里行间,喊出了他胸中的不平和遗憾,遗憾胜利的竟是酗酒好色、撒尿儒冠的无赖汉刘邦,而失败的却是自己敬佩的,叱咤风云的英雄项羽!清代吴见思说得好:“‘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27) 至则屈原诀别混浊人生,行吟“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28)项羽辞别人世时的痛叹:“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29)……仿佛是一首首悲壮的离别之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如果把《史记》整部书比作连绵起伏、壮丽的祖国西南山区,那么,体现着崇高美的历史场面就象一座座险峻离奇的高山一样充斥其间,令你惊叹!楚汉成皋之战中“项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30)秦军大获全胜而赵数十万士兵被坑的长平之战;汉高祖还乡时的慷慨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里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31)廉颇“肉袒负荆”,向蔺相如谢罪而“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32)的感人肺腑的情景……这样的场面真是难以数计! 无韵之《离骚》——《史记》之文章风格 《史记》的文风,历代学者多有精辟之论,他们任自己的学识、人生经验,对《史记》进行探究,自成一统,各成一家。归结起来,不管论家们的观点如何缤繁多彩,也不管他们的语言表达如何不同,却都有一个殊途同归的看法,即《史记》的文章风格是属于崇高美的。 先看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中所辑录的几家评论: 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黄履翁说:司马迁之文“如天马骏足,步骤不凡,不肯少就于笼络。” 凌约言说:“子长之文豪如老将,用兵纵骋不可羁。” 茅坤说:“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 所谓“疏荡,颇有奇气”;“天马骏足步骤不凡”;“豪如老将,用兵纵骋不可羁”等等,虽然词目各异,却都是说司马迁的文章感情充沛,气势雄浑,惊心动魄,从美学角度看,是崇高美的典型表现。 鲁迅说:“《史记》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33) 白寿彝说:“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那就是他很粗放。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34) 李长之说:“象他的精神是在有所冲决,有所追求,有所驰骋一样,他的风格也是的,这可以说是他的风格之本质特征。”(35) 《离骚》被司马迁称为是“舒愤懑”文学的典型,鲁迅把《史记》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同样也认为它是“舒愤懑”文学的杰作,是韩愈所说的“不得其平则鸣”的产物,“郁于中而泄于外”的结果。(36)李长之的“有所冲决,有所追求,有所驰骋”,同样认为《史记》的文章风格是属于崇高美的。 司马迁文章风格的崇高美首先表现在语言运用上。 先看叙述语言,最典型的是描写巨鹿之战那一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37) 真可谓一气呵成,令人读来热血沸腾!怪不得明代茅坤要说:“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凌约言要说:“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宛然可想也。”(38) 其次是引用的语言。陈涉辍耕陇上发出“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39)的叹息;刘邦、项羽见到秦始皇时脱口而出的“大丈夫当如是也”,(40)“彼可取而代也”;(41)蔺相如的“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42)屈原的“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43)……或者表现一种豪迈的积极奋发精神,或者是深沉的爱国热情,或者是出于污泥而不甘其所染的高洁志趣…… 第三是司马迁善于采用多种多样的句式来表达历史人物的激情或自己的爱憎。如排比句的运用: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44)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溝域。”“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45) 这些排比句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说理则含蓄而雄辩,叙述则义正而辞严,抒情则震魂而动魄。 感叹句的运用或悲愤,或同情,或豪迈,或感伤,或慨叹……如: “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46)是感于秦暴而亡的教训而发出的由衷之叹;“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47)是对无敌无畏、胸怀宽广的蔺相如的赞扬和对他智勇双全的才能的敬佩。 设问和反问句在文学修辞中起着加重语气,增强感情的作用,它们所表达的感情有时比感叹句还要强烈。《史记》中,这样的句子是难以数计的。如“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48)是为屈原无辜受诬愤愤不平和对楚怀王昏庸腐败的斥责;“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49)是对不拘小节,建功立业的伍子胥的称颂;“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平?”(50)则是项羽兵败而自愧的深叹…… 司马迁文章风格的崇高美还体现在故事情节的安排和历史场面的描写上。 李泽厚说:“由于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条件,没有出现荷马似的长篇史诗和希腊悲剧,但产生了象司马迁这样具有民主精神和英雄气概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产生了《史记》这部无韵的伟大史诗,而且其中有许多极富于戏剧性的篇章,有不少动人心魂的英雄主义悲剧场面,是完全可以同荷马相媲美的。”(51)这里所说的“极富于戏剧性的篇章”指的就是情节的安排,“动人心魄的英雄主义的悲剧场面”,指的就是历史场面。关于历史场面体现的崇高美,已有论述,现且谈司马迁在安排情节中所体现出来的崇高美。 司马迁写《史记》,并不象罗贯中写《三国演义》那样可以虚构情节,而是必须忠于历史事实,展现历史本来面目。但这并不是说可以不注意艺术性了。司马迁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他特别注意历史题材的选择和安排,总是花很多的笔墨去描写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荆轲刺秦王就是典型的一例:“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慴。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待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不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心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右左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52) 这其中的情节,何等险象横生,扣人心弦!其他如楚汉成皋之战、马陵之战、长平之战等,皆有如此魅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史记》之立意 贯穿《史记》的中心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积极的进取精神;大统一的历史观;批判的吸收精神。 我们读《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时,总会领略到这样一种思想精神,这就是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不懈追求的精神。这明显地表现在司马迁以敬佩、推崇的态度对一系列历史人物的描写上,如项羽、陈涉、蔺相如、屈原、韩信、毛遂……不胜枚举。同时,这种精神也表现在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探究人生奥秘的言论中。如:“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信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53)在《越王勾践世家》中,司马迁这样称颂道:“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如此例子在《史记》中是随时可见的。 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大一统的历史观。在史记中,夏、商、周三代之君,春秋战国诸侯,秦朝汉代的帝王,四面八方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匈奴是夏桀之后,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勾践乃禹之后,楚是颛顼之后,其苗裔为滇王。在这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流血战争,尽管有纷繁复杂的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但所反映的都是在斗争中发展,不断走向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反映从黄帝统一时,由少数部落组成的古国到秦皇、汉武大一统时各民族的互相融合。正象张大可同志所说的:“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民族一统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司马迁的这一伟大思想成为历代以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宝贵历史资料,数千年来激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进步而斗争”。(54)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已有的那种在继承传统中的批判精神,在评价历史人物中的贬恶扬善精神以及面对现实的直言精神!他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闪光思想,尤其深受儒家、道家和屈原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囿于已成历史的学说和思想,而是取各家所长为我用,在吸收的时候又突破了他们的局限性,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特色。他深切同情自古以来的仁人志士所受的痛苦遭遇和无辜打击,痛斥统治者的残忍和腐败;他面对着汉帝国的皇帝汉武帝,直言无讳,讥讽开国皇帝刘邦的流氓无赖,挖苦汉武帝的迷信鬼神,还歌颂了被汉武帝诬害的悲剧人物李广,表现了愤世嫉俗的在无畏气魄。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著作——形成《史记》崇高美的原因之一 战国秦汉时期,正是封建社会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刚刚上台的地主阶级还是一个新生的、有朝气的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也从奴隶的枷锁中挣脱出来,比起过去的奴隶身份来说,已有一定的自由。他们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历史背景相一致,在人生的追求上,在事业的奋斗中,表现出巨大的开拓力量和积极的进取精神。这时的人们,从夏、商、周的相取代,从六国诸侯的相继灭亡,从原来比中原各国大为落后,地处偏僻蜀地的秦的崛起,从出身小亭长的刘邦居然当了皇帝等一系列事实中,看出了天的意志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对神产生了怀疑,于是从中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帝王将相并不是靠老天注定的,而是很大程度上是靠人的努力、靠奋斗获得的。他们不甘心居于人下,不甘心受人奴役,不甘心碌碌无为,他们都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干一番事业。 他们当中,身居要位的则不甘寂寞,满足现状,总是雄心勃勃,要把自己置身于轰轰烈烈的事业中去。最典型的是秦始皇和汉武帝。至于那些平平凡凡、地位低下的人物,他们也不甘于沉沦一生。且不说起义前的项羽、刘邦,也不说萧何、张良、范增,就是“尝与人庸耕”的陈涉,行乞为生,受人欺凌的韩信,连“兄弟嫂妹妻妾”都看不起的苏秦……无不饱蓄着建功立业的壮志,更不用说开拓西域通道,为以后的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张骞了! 这时候的人们,敢作敢当,在各种关键时刻都会挺身而出,承担起艰巨的担子。如自荐的毛遂,主动出使秦国的蔺相如:“一饭斗米,肉十斤,”欲想重新为国立功的廉颇…… 战国秦汉时代的人们,大多都是文武双全,既能说会道,又能征善战。在和平时代,他们能靠自己的才能挤身于统治阶层;在战争年代,他们能驰骋疆场,在刀光剑影中建功立业。《司马相如传》载:文学家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项羽虽是个驰骋沙场的大将军,书读得比不上一般人好,但他的诗“力拔山兮气盖世”则是感人肺腑的艺术杰作。西汉自建立到汉武帝的一百多年间,地方势力割据叛乱,异族入侵,国几无宁日,汉帝国的君主们一方面是为了平定乱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疆域,使异族降服,于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这些战争有正义的,有非正义的,但它们都表现了西汉时代的人们那种追求一切,征服一切,占有一切,积极进取的精神气魄! 战国秦汉时代,虽然经过了秦始皇的钳制文化,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但这时期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自由、活泼的,很少象后来那样受各种框框的束缚,压抑。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的感情,总是可以不节制地抒发出来。这表现在当时的歌舞之盛中。唱歌跳舞以表达激情,上自帝王将相,下自平民百姓,都是很平常的事。刘邦回乡时的大风歌,戚夫人不如意时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当可奈何!”(55)赵王发为吕氏所害,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受我妃”。(56)曹参为相,实行“无为而治”,“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57)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战国时期距他并不遥远,他是开朗、豪放、积极进取的秦汉时代中的一员,他能不受时代精神的熏陶、感染吗?事实上,司马迁在整部《史记》中所淋漓尽致地表现的精神不就是这种时代精神吗?司马迁自己不就是这种精神的化身吗? 热情奔放的楚文化——形成《史记》崇高美的原因之二 推翻秦王朝,建立汉朝的主要领导者和基本队伍是从楚国来的,这些人把楚国的文化带来北方,使北方那以深沉的理性精神为特色的文化受到楚文化浪漫精神的影响。正如李长之所说的:“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58)美术史家邓以蛰也说:“世人多言秦汉,殊不知秦所以结束三代文化,故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于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孰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之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59) 那么,楚文化是怎样的呢?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楚辞。楚辞是屈原吸取楚国民间歌谣的艺术特色,突破四言诗为主的古老格调,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形式的韵文。屈原的楚辞,除了内容上的豪放浪漫外,在形式上也不拘一格,活泼多样,句法参差错落,声调具有浓郁的南国风味。就象鲁迅所说:“较之于《诗》,则其言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60)屈原以后,楚辞作者踵起,著名的有宋玉、贾谊、“淮南小山”文学集团(西汉初年),使得楚辞继《诗经》以后,从战国一直到西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文艺体裁。 其次是音乐和舞蹈。在楚国,音乐和舞蹈是十分盛行的。宋玉有一次曾对楚王说:“客有歌于郢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下里巴人”是楚国的民间歌曲,是楚国音乐中最精华、思想、艺术性最强的部分,竟有数千人和唱,可见音乐的流行之广。楚国音乐的特色是:无论高歌还是低吟,都慷慨激越,能充分表达深沉悲壮的强烈感情。作为歌词的屈原的许多诗篇就是一例。楚国人在祭祀鬼神时,总要举行歌乐舞蹈,称为“乐神”。舞蹈动作的风格也很粗犷奔放。歌舞在汉代也是很盛行的。无论是帝后将相,还是平民,都擅长此行。这明显是受楚文化的影响的。 另外,楚国的绘画和雕刻,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浪漫豪放的。1973年出土于长沙城东楚墓中的《人物御龙帛画》,画的是一头戴高冠、身着广袖长袍、腰佩长剑的人正在飞升于云烟缥渺的广阔无际的天空。1949年2月出土于长沙东郊陈家大山的楚墓中的《人物龙凤帛画》,有扶摇直上,妖娇上腾,生动有力的龙,圆目长喙、昂首仰天、苍劲刚直、两足奋力、展翅飞腾的凤。雕刻则以《彩绘木雕禽兽座屏》最为著名。(61) 总而言之,楚文化是奔放的,飞跃的,激越的,浪漫的,正如邓以蛰所说的“何谓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62)它影响和造就了汉代的文化,也影响和造就了一代伟人司马迁和万代巨著《史记》。 春秋战国时代的美学——形成《史记》崇高美的原因之三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奠定时期,各种流派的美学思想在这时萌生并得到发展,并且对后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中,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是儒、道和屈原三家的美学思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西周奴隶社会的繁荣充满着眷恋,从历史的发展来说,这是违背历史前进的潮流的。但是,儒家是针对春秋以来人们对权势财富的贪婪无耻的追求,而对古代民主和人道精神的热烈歌颂的。他们不倦地宣传“仁者爱人”,高度推崇个体人格的完善。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个体感性存在的现实性合理性以及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又认为个体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发展,个体感性的愉快和满足、个体人格的发展同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 道家所追求眷念的是更为遥远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道家看到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产生了种种前所未见的罪恶现象,人与人之间残酷无情地互相争夺,虚伪无耻的行径层出不穷。所以,他们对包括儒家所推崇的西周奴隶社会在内的整个所谓文明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是热爱人的生命的,并且企图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从本质上看,主张超功利和追求绝对自由的道家对审美和艺术活动的实质有着较之于儒家更为深刻的理解。 屈原的美学思想是北方儒家理性主义的美学同南方充满奇丽的幻想、激越的感情、原始的活力的巫术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结合产生了独一无二的骚体文学。正如李泽厚所说的:《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63)屈原从不回避和逃遁于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之外,而是始终勇敢地面对着惨淡的现实。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就在,他既不是完全的否定主义者,也不是全部的照搬主义者,他继承了他父亲司马谈在《伦六家要指》中采取的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博采众家,去其之短,取其之长,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观。他继承和发扬了儒家高度肯定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主动性的优良传统,打破了儒家美学思想中“中庸之道”的消极因素,鲜明地主张爱憎分明,果敢勇猛、奋发有为,对无论出身贵贱却敢做敢为的人物予以热烈的赞颂。他又从道家那里继承了反抗性和批判性的精华,造就了自己愤世嫉俗、大胆不羁的性格。 屈原思想中有一个鲜明的缺点就是“怨而不怒”,揭露有余而反抗不足。正如鲁迅所说的:《离骚》“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64)司马迁突破了屈原“怨而不怒”的局限性,充分肯定了遭到各种打击迫害的志士仁人们对不公正待遇和邪恶势力所产生的强烈怨恨、不满足完全是合理的,应该的,从而使自己的美学思想提升到更高的高度。 可见,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是独具一格的美学观,正是这种思想的作用,才产生了歌颂英雄主义,充满反抗精神的具有典型崇高美的作品《史记》。 司马迁的生活经历——形成《史记》崇高美的原因之四 司马迁的生活经历中,对其写作《史记》及形成他的崇高美学观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游历,一是李陵案。 司马迁曾广游祖国各地,探访名胜古迹,采集史事秩闻。《太史公自序》说他二十岁“南游江、淮,上会嵇,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的另一次游历,是负着政治使命,到中国西南地区去,“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印、笮、昆明,还报命。”(65)此外,从《史记》的其他篇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司马迁游踪之广远。《封禅书》:“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嵇、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涔,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屈原贾生列传》:“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龟策列传》:“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一根。”……司马迁的足迹,可谓遍及天下!历代史家,多侧重于论述司马迁游历对于印证文献谬误,补充文献不足上的作用,殊不知,司马迁的游历,对形成他那奔放、激荡的性格精神及遒劲雄豪的文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与司马迁性格、风格相类似的文学家,其中最突出的要数李白了。他的诗气势豪迈,情调高扬,形象奇特,意境非凡。李泽厚就说:“唐代的王勃、李白的思想同司马迁的思想很有类似之处。”(66)但李白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少年时候就饱览了蜀中的奇山异水,二十五岁时又“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先后漫游了长江、黄河流域的许多地方,观赏了祖国雄伟壮丽的山川。司马迁和李白一样,祖国大地上那莽莽苍苍、气象万千的景象,那峭壁挺拔、瀑布飞泻的名山,那波涛翻卷、宽阔无边的大海,那汹涌澎湃、滚滚东流的长江黄河……陶冶了他们,使他们也变得豪放崇高起来。在游历的同时,他们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们,了解到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疾苦,看到一幕幕人间的悲剧,这就使他们在内心深处产生共鸣,容易对受苦的、不得志的人们产生同情,对黑暗势力产生不满。这也就是司马迁能够在《史记》中肯定遭到各种打击迫害的志士仁人和对不公正待遇及邪恶势力怨恨强烈;不但在上层统治阶层看到了他所敬佩的伟大人物,而且也在下层的平民百姓中,发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并且毫不掩饰地赞扬他们,歌颂他们的原因之一。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继《春秋》撰写一部史学巨著的远大理想,就与世长辞了。死前,他执着司马迁的手,流着眼泪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67)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以高度的热情投入了著述《史记》的工作。料不到,开始写作《史记》的第七个年头,即公元前九十八年,灾难降临到他头上。事情是这样的,李广的孙子李陵战败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直率地说了自己的看法。汉武帝认为他替李陵辩护,诋毁自己宠妃的哥哥李广利,立即将他拘系入狱,处以死刑。司马迁没有钱赎罪,只好接受了最耻辱的腐型以代替死刑。这一遭遇给司马迁以巨大的打击,他“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68)面对着严酷的现实,司马迁强咽下所有的痛苦,坚持《史记》的著述。“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69)司马迁以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在个人的遭遇上,司马迁是不幸的,但是他的文章却因此而更加雄深雅健、逸气纵横、气势磅礴了;这遭遇,更加强了他的批判、抗争精神;这遭遇,成了众多推力中的一支,把《史记》推向典型崇高美的艺术境界! 西域精神的影响——形成《史记》崇高美的原因之五 西域的风土人情在《大宛列传》中有详细记载: “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 “大宛在匈奴西南,………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其兵弓矛骑射。” “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身毒……其人民乘象以战。”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宝来,于是天子始苜蓿、蒲陶肥饶地。”…… 嗜酒、奔马弓射,正是粗犷、豪放、浪漫精神的体现。汉武帝时大通西域,西域人那浪漫的情调充斥到西汉国中来,影响着内地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司马迁自然不能避免,何况他又是一个多么崇尚浪漫精神的人呢! 结语 司马迁之前,人们往往把“大”与崇高美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就是崇高美。孔子就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70)他把具有崇高人格的尧用大的天地来比喻。孟子也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71)庄子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72)在古人的眼里,天和地是再大不过的了,所以他们认为天和地是最伟大,最具有崇高美的,因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把具有崇高美的事物比作天地了。 司马迁突破了“天”和“地”为崇高美的局限,为崇高美开辟了新的而又是真正伟大的天地。他着重写人的历史。写人的生命活动,表现人的感情,人的意志,人的追求,从而从人身上挖掘出深沉的崇高美。他把中华民族从童年开始与客观世界作斗争,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痕迹描绘在《史记》中,把人类社会在极其艰难的斗争中发展的光辉历程标记下来,从而体现出深沉的崇高美,所以,在《史记》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一步一步地前进的艰辛,也看到了中华民族那特有的刻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气魄。从原始社会部落之间所展开的频繁、激烈的战争,到阶级社会不同阶级之间,不同集团之间的互相残杀;从寻找火苗到铜铁器具的制造;从分崩离析的祸乱到天下的大一统;从崇拜鬼神到对天产生怀疑而追求功业的建立……这里有失败的屈辱,有不平的愤懑,有挫折的概叹,也有胜利的喜悦。这一切,由血、由泪、由生命、由感情汇成的巨大的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向前迈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象天和地那样体积上巨大的崇高美,而更多看到的是,体现在人们那坚强不屈的意志,执着不懈的追求,无畏无敌的胆略,百折不挠的精神中的崇高美。这种崇高美,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它让人们看到了蕴含在自己身上的伟大力量,让人们看到了自身的伟大,鼓舞人们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也改造自己,从而推动历史前进。 (1)张大可《建国三十五年来〈史记〉研究综述》,见《文史知识》1985年第9期。 (2)见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3)《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97页(4)老舍《论悲剧》(5)《李将军列传》(6)《吕太后本纪》(7)《晋世家》(8)《吴太伯世家》(9)贾谊《过秦论》,见《陈涉世家》(10)《陈涉世家》(11)《齐太公世家》(12)贾谊《过秦论》见《秦始皇本纪》(13)《项羽本纪》(14)《项羽本纪》(1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法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8月第一版。 (16)《项羽本纪》(17)见明凌稚隆《史记评林》(18)见明凌稚隆《史记评林》(19)《淮阴侯列传》(20)《淮阴侯列传》(21)《淮阴侯列传》(22)《廉颇蔺相如列传》(23)见明凌稚隆《史记评林》(24)《廉颇蔺相如列传》(25)《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26)《项羽本纪》(27)《史记论文》(28)《屈原贾生列传》(29)《项羽本纪》(30)《项羽本纪》(31)《高祖本纪》(32)《廉颇蔺相如列传》(33)《汉文学史纲要》(34)《〈史记〉新论》(35)《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36)韩愈《送孟东野序》(37)《项羽本纪》(38)见凌稚隆《史记评林》(39)《陈涉世家》(40)《高祖本纪》(41)《项羽本纪》(42)《廉颇相如列传》(43)《屈原贾生列传》(44)《屈原贾生列传》(45)《夏本纪》(46)《秦始皇本纪》(47)《廉颇相如列传》(48)《屈原贾生列传》(49)《伍子胥列传》(50)《项羽本纪》(51)《中国美学史》(52)《刺客列传》(53)《太史公自序》(54)《论司马迁的历史观》(55)《留侯世家》(56)《吕太后本纪》(57)《曹相国世家》(58)《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59)《辛已病余录》(60)《汉文学史纲要》(61)《湖北出土文物》(62)《辛已病余录》(63)《美的历程》(64)《鲁迅全集》第1卷《摩罗诗力说》(65)《太史公自序》(66)《中国美学史》(67)《太史公自序》(68)《报任安书》(69)《报任安书》(70)孔子《论语秦伯》(71)《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72)《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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