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湖北省沔阳县神坛乡，是一个有三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在正式开辟为苏区之前曾长期处在赤白交界地带。从神坛乡向东二十里是洪湖湘鄂边区根据地的边沿居民点——西流河苏区；向西二十里外的地方却是白军的据点仙桃镇。那里驻扎着地主武装——苏汉城的民团和敌伪32师的一部分。因此，神坛乡就成了敌我争夺的焦点。和神坛乡情况相似的还有匡家湾和下查铺。下查铺距敌人约二十里左右，匡家湾离敌人更近，只有十几里路的样子。我和我的同伴们自参加共青团后就在这一带活动。当时对敌斗争的生活虽然至今已经相隔很远，但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见到了红军 　　 　　1928年，我14岁。记得在一个秋天的傍晚，我把牛赶进村子发现村子和往常不一样，乱哄哄的，很多人在收拾东西，好象在准备搬家。大人们在一块交头接耳，不知在说些什么？看样子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了。我急忙把牛圈好，也没顾上吃晚饭就去找放牛的伙伴张黑子打听消息去了。 　　张黑子是我们伙伴里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当时18岁。因为长得又黑又壮，大家不叫他的本名都喊他“黑子”。他一看见我，还没等我开口就告诉我： 　　“红军来了，你知道吗？” 　　“红军来了？”我这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忙着逃走。我说：“听说红军来了给穷人分田地！要能给我分个亩把田，也不用再给老财放牛了。” 　　“可是有人说红军是妖怪，杀人放火、公产共妻呢！大家都跑了，你们跑不跑？” 　　“我们不跑！”和我们一起放牛的女孩子许小妹说：“爸爸和我都不跑。咱们穷的锅都揭不开，怕个什么！” 　　 大家一想，这话对呀，不跑，怕什么！我们就约好去找全村放牛的伙伴，劝大家都不要走。姚金芳、汪青山、邹辛亥、梅百廷、胡利古几个人听了我们的话都没有逃走。当我回到地主何远发家时，他们全家都跑光了。只有那个胖管家在仓房上贴封条。他见了我就问： 　　“牛娃子，跟我们走不？” 　　“我不跟你们走！” 　　“红军来了要杀小孩子的！” 　　“我不怕，听说他们只杀老财！” 　　 管家贴罢封条就仓皇逃走了。地主逃跑了，管家也逃跑了。我们几个放牛娃可神气了。没人打没人骂，爱干啥就干啥。饿了就找米做饭吃，困了到地主的床上睡一觉。我们想，总过这样的日子该多好啊！ 　　第二天下午，红军进村了。伙伴们暂时躲起来了，只留我一个人在何家等着。 　　不一会，几个红军来到何家。我一看，哪里是妖怪？不是好好的人吗！他们身穿灰布衣，脚着草鞋，对我很和气。走在头里的红军有二十几岁，看了看房子，就对后面的红军说；“连部设在这里吧。咦？”他突然发现我蹲在角落里，立刻高兴起来，说道：“谁说群众都躲起来了？这还有一个小鬼吗！”一边说一边走到我跟前和蔼地问我： 　　“这儿的老乡都跑了吗？” 　　“没都跑，我们八个放牛娃子就没跑。”这时，一个红军走进来，敬了个礼报告说：“指导员，多数群众躲起来了，剩下的多半是小孩子。” 　　“好！晚上把剩下的人召集起来开群众大会。” 　　噢，原来这个红军还是一个官呢。可是他一点也不凶，待人挺和气的。我明白了，红军专同地主老财作对，所以地主老财就说红军的坏话。指导员吩咐我把放牛的伙伴们都找回来，我就赶快找他们去了。 　　晚上，老乡们陆续都回来了，红军召开了群众大会，指导员在会上讲了话。大会结束时，红军宣布打开地主的粮仓，要大家赶紧准备口袋、箩筐去分粮食。天，真的变了，穷人们高兴的合不拢嘴，拿起箩筐、口袋把大地主刘泰兴仓库的粮食分光了。 　　分完了粮食，指导员把我们几个放牛娃找到一块对我们说：“你们都是青年，应该组织起来搞分粮运动。”对这件事我们都感兴趣，但害怕民团来报复。指导员说：“民团来了，你们就往湖边上跑，他们走了，你们回来再照样搞，怕什么？我们走后，还有人来领导你们！” 　　红军完成了游击宣传任务之后开走了。我们认识了红军，也接受了革命思想。红军走后，我们几个放牛娃子腰上挂着马刀，肩上扛着扎枪，见人就宣传“指导员”说的怎样怎样，走起路来也格外有精神。乡亲们都说：“看，你们都成了小红军哩！”我们听了心里美滋滋的。 　　有一天晚上，我向伙伴们提议：“我们也学红军的样子，把老财何远发家的粮食给群众分了，好吗？”大家都表示赞成。张黑子性子急，说：“说分就分！明天早上就分，反正白军白天也不敢来！” 　　我们立刻学着红军的样子分头到各家送信，通知明天早饭后到到何远发家门口分粮食，自带箩筐、口袋。跑了大半夜，挨家挨户通知完了。谁知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几个在何家大门口，左等右等，一直等到晌午，也不见一个农民的影儿。真叫人恼火！我们一片真心，乡亲们却当成假意了。 　　过了不久，苏区西流河特委的干部刘吉同志到神坛乡，了解到我们这件事，就找我们谈心。他:说：“你们学红军搞分粮很好。但是大白天分粮，群众是不敢来的。乡亲们还以为你们几个小孩子开玩笑呢！”接着他对我们讲了许多做群众工作的方法。 　　从此以后，我们就在刘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 　　1929年3月。我和邹辛亥、张黑子、许小妹、姚金芳、王青山等几个人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的条件非常严格，没有经过实际斗争考验的，是不能入团的。我们乡很快就成立了团支部，刘吉任书记，邹辛亥做组织，我干宣传。 　　 　　第一次考验 　　 　　我入团不久，就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那是1929年春天，团支部了解到敌人据点的前沿村——匡家湾，有个姓魏的地主家还有几仓粮食没有运走。这时正值青黄不接，团支部决定把他家的粮食分给群众，为开辟新区准备条件。我白天干活、放牛，晚上就到匡家湾去宣传群众。为了不致引起敌人注意，我们便三三两两分批进村，到熟悉的穷人家串门。先问生产、生活，再讲一些革命道理。我们宣传革命总是从浅显的道理讲起，比如：为什么农民一年到头干活却总是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财主不干活却吃得好，穿得好？慢慢地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我们还告诉他们：穷人有了盼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建立了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领着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渐渐地我们团结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悄悄地作好了开仓分粮的准备工作。分粮那天，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团支部只派了刘吉、张黑子和我三个人去匡家湾领导分粮。 　　那天傍晚，我们赶到了匡家湾，通过青年积极分子挨家串联。贫苦的农民都拿着布袋、箩筐来了。我们打着火把，领着大家来到魏老财的家，打开仓门，一齐下手，把 三仓金灿灿的稻谷都分给了农民。鸡叫头遍，分完了粮，我们三人又饥又渴，便到张黑子姨夫家去喝水。一碗水还没下肚，突然外面砰砰乓乓响起枪声，敌人已经进村了。街上乱哄哄的，鸡飞狗叫，还夹杂着女人的叫喊声，敌人正挨家挨户地搜查。我们正想冲出去，只见一个白百狗子提着手枪闯进了门。刘吉站在屋中央，我和张黑子紧贴门边站着，白狗子一进门先看见了刘吉。 　　“你是干什么的？举起手来！”他端起枪，对着刘吉厉声地喝问。 　　“我是做小买卖的。”刘吉镇静地回答。 　　起初。我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白狗子一进门，我反而不怕了。我顺手操起立在门边的粪叉子，照着白狗子的头狠狠一击，这个家伙没有防备，一下子就被打倒在地，手枪也掉了。他刚想往起爬，张黑子又抡起板凳砸去，白狗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见阎王去了。我们捡起手枪，卸下他身上的子弹，关好前门，从后窗出去走了。 　　第二天，我把第一次缴获的手枪送到西流河区特委去。回来的路上，听说昨晚白狗子在匡家湾除了打人、抢粮外，还杀了我们两名青年积极分子，并把他们的头割下来，拿到仙桃镇悬首示众。我们满腔悲愤，决心除掉告密的奸细，为死难的同志报仇！ 　　奸细到底是谁呢？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据匡家湾群众反映这次白军来别人家都挨罚、挨抢了，惟独一家姓张的例外；在分粮的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曾到魏家大院闪了一下，随后就不见了。另外，白军军官肉麻子临走还到过他家。究竟是不是他呢？最后，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证实了这件事：那天晚上，确实是那个姓张的给敌人送了信。敌人还让他开了份“共产可疑分子”名单。奸细终于找到了。 　　一天晚上，姓张的从镇上回家了。快天亮的时候，我和刘吉、张黑子三个人带着扑刀，扮做民团模样，来到张家门口。刘吉在前面叫门，我和张黑子闪在大门两旁。准备等他出来。 　　“张先生，队长有要紧事，请你马上去仙桃镇。” 　　“好，我就起来。你们知道是什么事吗？” 　　“别罗嗦了，快起来！队长叫你把名单带上！” 　　不一会儿，姓张的起来开门，他狡猾地先把头伸出来，想看看外面的情，张黑子眼疾手快，照着他脑袋就是一刀，那家伙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倒在门外边，我和刘吉又补了两刀，结果了他的狗命！ 　　第二天，我们以游击队的名义散发了锄奸的标语。从此，人心稳定了，我们的工作开展的更顺利了。 　　 　　老英雄和小英雄 　　 　　我们团支部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不久，几个共青团员去仙桃镇工作，不慎被敌人捉住，牺牲了。此后，我们再出去工作就派出岗哨，监视敌人。有一次，区上来了两位同志召集我们开会，晚上住在下查铺一个老乡家，我们派王清山同志站岗。敌人的鼻子真灵，嗅到了，派来一队人马，摸黑偷袭下查铺。王青山发现的时候，敌人已到了跟前。结果，他和区上的两位同志都牺牲了。 　　慢慢地我们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他们多在拂晓时来，烧杀一阵就走。因此，我们在拂晓时加强岗哨。 　　有一次，我们又在下查铺开会，我在村头放哨。东方渐渐发白了，我紧盯着河堤，那是敌人进村必经之路。突然，河堤上隐隐约约出现一溜黑影，我立刻仍出两颗土手榴弹，通知开会的同志撤退。敌人向我涌来，我知道同志们一定往北面湖边苇塘撤退，我就故意引着敌人往正南方向兜圈子。跑进村子后，我拐弯抹角地围着老乡的房子绕，绕来绕去把追赶的敌人摆脱了，我便钻进一家老乡的屋子里去。这是一个穷人家，屋子里空空的，连一个躲藏的地方也没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伯正坐在床边上抽烟，他见我跑进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就往灶间推。我见灶口很大，就一头钻了进去。老伯随手拿过一块破板堵住灶门走出屋去。我从破板缝里向外望去，只见老伯若无其事地坐在门口吧嗒吧嗒吸着烟。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两个追赶我的白狗子冲了进来，对大伯吆喝： 　　“喂，看见红军哪儿去了？” 　　“往南逃了！”老伯回答。 　　“什么往南逃了，明明看见进了你的房子，搜！” 　　“我家穷的只有四堵墙，往哪藏他，老总别搜了！”老伯正和白狗子拉扯，从灶旁突然蹿出一条大黄狗，凶猛地吠着朝两个白狗子扑了过去。这狗一咬，到把我吓了一跳，等我看明白的时候心里又有说不出的高兴。原来狗也识好人坏人，我这个生人进门的时候它不咬，专咬白狗子。 　　狗也咬，老伯也拦，两个白狗子想进也进不来。这时村外传来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不敢久留，急急忙忙地撤走了。 　　我从灶膛里钻出来，已经成了个黑人。老伯一面给我拍打身上的草灰，一面说： 　　“好险呵，小小年纪这么大的胆子！” 　　 　　建立新苏区 　　 　　反动派的民团里有一个专做特工的特务班。班长姓朱，长相极丑，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仙桃镇附近的老百姓都恨透了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猪八戒”。这个家伙不但横行乡里，而且专门刺探我方情报，是个十分凶狠可恶的敌人。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除掉这个白狗子。 　　巧得很，有几个农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情报：“猪八戒”近来常常化装成买卖人在下查铺出现。有时候卖油，有时候卖线，几个打手跟随左右保护。我们决定化装去下查铺侦察，发现“猪八戒”再相机行事。 　　我们一连侦察了好几天，没见到“猪八戒”的影子。一天下午，我和邹辛亥赶着牛到河边上装做放牛，张黑子去大道上捡粪，许小妹挎着一只篮子在地里挖菜。过了一会儿，张黑子急匆匆地走回来说：“来了，来了，猪八戒！”我们三个抬头一看，可不是，从大路上过来一个挑着担子的人，细长条子，走路两脚往外撇，不是“猪八戒”是谁？ 　　“当啷，当啷！”“猪八戒”摇着小锣到跟前来了。许小妹仍下挖菜刀，拍拍花布衫上的土，走过去说： 　　“哎，有花线吗？” 　　“有、有，你姓啥，叫啥名？”“猪八戒”见是一个小姑娘就嬉皮笑脸地放下担子问。 　　“买你的线，给你钱，问我姓啥做什么？这线你卖不卖？” 　　“卖、卖，怎么不卖，一拐线四个铜板”“猪八戒”把线递给许小妹，许小妹一手接线，一手摸口袋，忽然叫了一声： 　　“哎哟！把钱忘到家里了，身上只有两个铜板，你跟我到姐姐家去拿好吗？” 　　“你姐姐家在那哪里？远吗？”“猪八戒”转着耗子眼问。 　　“不远，我姐姐还要买鞋面呢，走吧！” 　　“猪八戒”挑起货但，当啷，当啷地摇起小锣跟着许小妹进村去了。我和张黑子、邹辛亥交换了一下眼色，也不远不近地跟了上去。我们一面计划着怎样动手，一面看着许小妹的背影，心里暗暗地佩服她，这么小个女娃子，多么有胆量！ 　　许小妹走到村西一家烧饼铺里去了，“猪八戒”也跟了进去。那家烧饼铺因为年头不好，早就停了生意，只有一个老头子看门，这个地方僻静，平常没有人来。 　　我和邹辛亥赶紧跟上去，一左一右把住大门。此时，许小妹还在和“猪八戒”斗嘴呢。 　　“你姐姐呢？快拿钱来！”“猪八戒”说。 　　“少算几个铜板行不行？” 　　“猪八戒”还没来得及回话，就被窜上去的张黑子掐住脖子。几乎是同时，我和邹辛亥一个箭步冲上去把“猪八戒”按倒在地，用绳子把他捆了起来。许小妹用手绢包上石头塞进“猪八戒”口里。这个坏蛋连哼都没哼出声来，就被我们生擒了。从他身上我们还搜出一支手枪。 　　我们不能在大白天押解他，便把他装在一个木柜子里，外面加了锁。到了晚上，我们把他从柜子里提出来押送到区特委去。一路上，我和许小妹拎着大刀，牵着绑“猪八戒”的绳子，张黑子拿着缴获的那支手枪威风凛凛地逼着他走。我们三个娃娃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活捉了“猪八戒”已经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了，没想到从他的口袋里我们又得到了新的情报：民团准备在最近两天内袭击下查铺。区特委的负责同志表扬了我们，并告诉我们：“游击队这次一定会打个大胜仗，我们正好把下查铺开辟为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过了两天，民团果然袭击下查铺。敌人来势汹汹，不可一世。麻子小队长挎着盒子枪，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前头，好不威风。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已经走上了死亡线。 　　我们的游击队早已撒开了大网，专等敌人进网。我们团支部的几个小伙子也拿着扎枪、大刀参加了伏击战。游击队员都鼓励我们说：“小伙子，勇敢点，消灭敌人就有枪了。我们的枪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我代表共青团员们表示：“我们一定每人夺一支敌人的大步枪！” 　　敌人进入埋伏圈了。只听砰地一声响，游击队长一枪就把麻子小队长撂下马来。敌兵看见小队长被打死，立刻乱了营，各自逃命。游击队的排枪像鞭炮一样噼噼啪啪一阵响。十几分钟后战斗结束了，六十多个敌人被打死打伤二十多人，活捉十几人。我们参加战斗的共青团员每人得到一支步枪。 　　这一仗镇住了敌人，他们再也不敢出来骚扰了。我们在下查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区特委又发给我们一批步枪。我们团支部从青年积极分子中吸收了一批新团员。在区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 　　 　　摘自《团旗为什么这样红》63—7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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