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0219/xw/szxw2/200402190036.asp 　　　　没有升旗仪式，在河南商丘，“东珍学校”成立了。“东珍———东方的珍宝。”校长李丹解释说。被他视为珍宝的，是17名“艾滋孤儿”。孩子们大多来自商丘市双庙村，最大的14岁，最小的7岁。 　　　　现在，他们终于有了暂时的依靠。李丹，中国科学院天文台在读硕士生；一个致力于民间“防艾”工作五年的志愿者；一个最终放弃专业、全心创办艾滋孤儿学校的人；一个26岁的大男孩。 　　　　“让一个孩子承担如此重任，有些残酷。”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教授说。 　　　　2004年2月15日，“东珍”成立4个月后，李丹接受了《南方周末》的访问。理想、激情、快乐、痛苦、无奈、叹息、忧虑、疲惫，包括对未来的苦心设想，在他的语言中交织着。 　　 　　　　寺院里的学校 　　　　记者：救助艾滋孤儿可以有很多方式，怎么想到去办学校？ 　　　　李丹：2001年，当我第一次进入河南艾滋病村时，那里的状况震撼了我。在一个名叫朱丽芳的病人家，我们看到她打着吊瓶躺在床上。她的眼睛已经瞎了，是艾滋病引起的三个月的高烧烧瞎了她的眼睛。一个月后，她去世了，留下了孤单的孩子。这样的情况在村子里比比皆是。我们曾试过“一帮一”的办法———由一个志愿者负责一个艾滋孤儿的就学，后来发现，这些钱落实不到孩子的就学中去。我们以这种方式花了1万元支持20个孩子上学，但到去年四月份就停了。之后我们又想办孤儿院，因为SARS停了两个月，6月份收了两个孩子。9月份孩子该上学了，我们托人找商丘市内的一家中学，校长也很为难：家长不放心自己的孩子和艾滋孤儿一起上学，说：“如果他们来了，我们的孩子就要退学！”我们只好把孩子送回村里的学校去。所以我们决定办一所学校，专门收留艾滋孤儿。 　　　　记者：听说你们的学校设在一座寺院里。 　　　　李丹：这是一座寺庙里一所学校的旧址。后来学校停了，房子就租给我们。一方面，寺里的人比较支持这项公益事业。开始的时候房租免费，后来一月象征性地收取500元。这里有10间屋子，大约500平米，因为原来是一所学校，所以教学设备还比较全。 　　　　我们的学校还没有注册，处于“半地下”的状态，但学校成立4个月了，受到外界的干预很少。 　　 　　　　接人，一个“提心吊胆”的过程 　　　　志愿者何建亮打开电脑，展示着他刚刚在“东珍学校”拍摄的照片。18个皮肤黑红的孩子，与他们的老师站在一起，笑着。 　　　　孩子们被分为二、四、五三个年级。李丹等人曾在村里做过调查，发现这几个年级的适龄儿童比较多。4名任课老师是从当地招聘的，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月工资400元。 　　　　记者：政府刚刚披露消息：河南省的艾滋孤儿超过了2200人，你们怎样选择了现在这17个？ 　　　　李丹：孩子的来源主要是商丘的一个行政村———双庙村，它包括三个自然村。对于孩子的选择，我们曾有一个标准：最初是父母双亡。后来执行时放宽了，可以包括父母双方感染，或是一方亡故、家中失去劳动力而生活困难的。 　　　　双庙村有一个联系人叫王国峰，他本身也是一个感染者。他算是村里的“能人”，有自己的社会网络。我们通过他收集孩子的家庭资料，包括家长是怎么卖血的、吃了什么药、家庭的生活来源、有无国家资助等。在确定了最初的范围后，我们也带着摄像机进村去拍一些资料，来印证王的说法。最后就确定了这十几个最需要帮助的孩子。 　　　　记者：听说接人的过程很艰难？ 　　　　李丹：2003年10月23日，我们一行五人踩着积水，悄悄进入双庙村。我们来到王国峰家里，他已经通知有关家属做好了准备。由他把第一批4个孩子带到家里，然后我们派一个人，带着孩子坐出租车出村，到长途车站转车赶到商丘。17个孩子（最初入学校是17人）分为四批，在当晚全部进入学校。 　　　　我们用摄像机拍下家长同意把孩子交给我们的场面。虽然严格地说我们学校不是合法的，但拍下来至少证明是经过监护人同意了。 　　 　　　　财务审核与商业运作 　　　　学校的核心人物有三名：校长李丹负责外联；徐大圣，一个细心的男孩，去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担任教务主任；梁艳艳，去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负责学生的心理工作以及学生招募的条件审核。 　　　　徐大圣和梁艳艳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宿舍里，他们至少要在商丘生活一年。李丹的一半时间在河南，另一半时间漂在北京，因为他要为学校寻找资金。三个人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 　　　　记者：缺少资金是很多NGO面临的问题，你们办学校的钱从哪里来？ 　　　　李丹：目前不缺。学校成立后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助了2万元人民币；海外华人给了3.2万，再加上国内的捐款，我们现在一共有12万元，足够支撑今年的运作。 　　　　记者：如何保证账目的公开、透明，保证专款专用？ 　　　　李丹：我在中国银行设立了一个账号，在北京接受捐款。按照学校的需要，将钱汇到河南。学校有人专门负责购买教学和生活用品，之后由徐大圣审批。 　　　　对于捐款的数目，我们在网上公布。对于支出的状况，目前已经有部分在网上公开。下一步，我们准备将所有的支出状况在网上公布，接受捐款人的监督。 　　　　记者：现在一年的资金已经无忧，但明年呢？以后呢？毕竟学校要发展。 　　　　李丹：我们想进行商业运作。目前，我们正在和西藏一家佛学院联系，替他们做一个藏香品牌在河南的代理，地点设在开封。如果顺利，今年3月份就可以进行。 　　　　记者：有没有想到投资的失败？你们的资金毕竟是别人募捐来的。 　　　　李丹：需要说明的是，投资的资金不是这12万元里面的，而是我们个人借来的。关于投资的成败，我想失败不是没有可能。但我对自己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因为这个项目的选择上也做了市场调查，藏香有一定的利润空间。而且，现在还有一些有经验的朋友在帮助我。 　　　　记者：你觉得，学校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李丹：主要是成员之间如何协作。你应该能感觉到，能放弃很多东西而投入到这里工作里的人，都很相信自己。在一些事务工作上，我们三个人经常会有分歧。比如刚开始的时候，对一些捐助不能及时回复，人家催问我们收到没有我们才去查，搞得对方说：“我们捐款怎么还要求着你？”另外，我们三个人都是做学生过来的，比较懒散。有时候任课教师都来了，我们还没起床，也不太注重仪表。 　　　　遇到问题我们三个人民主讨论，集中意见取折衷，基本上每月有一次讨论。经过这些争论，问题得到了解决，学校的规章制度也在逐步确立。 　　 　　　　孩子，需要帮助的孩子 　　　　孩子们吃住都在学校，每天4元钱的伙食标准。学校没有旗杆、没有操场，但每周6天、每天的7节课的设置与正常小学相仿。他们最高兴的是，学校拥有20台电脑———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农业银行等捐助的。打电子游戏的满足，会暂时弥补学校简陋、狭窄所带来的遗憾。 　　　　记者：很多人都说，艾滋孤儿是个心理受到严重扭曲的人群。你是否发现他们有心理问题？ 　　　　李丹：这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受过心理学教育。曾有一个心理医生来过这里，他发现有几个儿童存在问题，其中一个14岁的孩子不与别人说话，整天躲在角落里看书。后来，我们知道了原因———孩子的父母还没有去世，所以其他人认为他是“另类”。实际上，这个孩子的父母已病入膏肓。 　　　　撒谎、自私，包括分东西时的争抢比较常见。这与家庭教育也有关。他们入校时，每人都发了六七件衣服。但家长来探望时，孩子让家长把衣服拿回去。这也无可厚非，但不能接受的是，家长回去后又打电话来说我们对孩子不好，东西分得不够。我们希望在条件允许时再请些心理医生来。目前，一个美国志愿机构有这样的愿望，他们说不光为孩子进行心理辅导，也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记者：你了解孩子们平时在想些什么吗？ 　　　　李丹：他们不愿提及家里的情况，他们试图回避。但他们仍然充满理想。一次图画课上，老师要求把自己的理想描绘出来，那个很自闭的孩子画了一艘火箭。当时“神五”已发射成功，孩子说他想当宇航员。我很感慨：相对于城市里的孩子，乡村儿童的机会本来就少，而艾滋病的阴影或许会让他们的理想终究是梦。 　　　　记者：他们都出生在病毒感染者的家庭中，进校时体检过吗？ 　　　　李丹：来之前没有体检，但入校后体检过，没有一个人感染。对于大部分孤儿来说，引发艾滋病流行的卖血风潮在他们出生之后。 　　　　记者：有一种观点———包括高耀洁教授也一直坚持的，认为把这样的特定人群集中抚养，对他们融入社会不利。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丹：没有人实验过集中管理的模式，也没有先例表明它不好。我们认为：从目前看这种模式没什么太大的缺陷。人的归属感小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力图在孩子长大前淡化他们的灰暗心理。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景军希望与我们合作调查，看集中管理对艾滋孤儿的成长起什么作用，这或许会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 　　 　　　　“我不想当贫穷的慈善家” 　　　　央视《面对面》曾向李丹发问：“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靠什么来帮助别人？” 　　　　这个问题至今困扰着李丹。回到原来的专业领域，一个硕士可以丰衣足食；走现在的路，则对他的生活提出严峻挑战。 　　　　“我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女友，是她在支持我的生活。”李丹说。 　　　　记者：你对自己是什么评价？是理想主义者吗？ 　　　　李丹：开始是理想主义者。现在冷静很多，算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以前我们只有目标没有步骤，和别人谈合作时，上来就说我要办孤儿院，第一年收100个孩子，第二年收500个孩子———这样让别人觉得很幼稚。但现在不同了，我们会告诉合作者，我们拥有什么，我们打算怎么做，怎么着手。我们还会把详细的计划展现在他们面前。 　　　　记者：你个人的生活来源呢？ 　　　　李丹：在网上写稿挣一些稿费。另外，女朋友已经上班了，她有些收入。 　　　　记者：凭你的专业和学历，如果做研究的话，物质上会比较丰厚吧？你也可以为女友带来更好的生活。 　　　　李丹：确实。但我认为，首先，对于一种理想的追求是任何物质也换不回来的。另外，这种清贫的状态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已经说了，会用商业的方式来弥补收入不足。如果热心公益的人都是贫困的，还会有多少愿意做下去？我觉得我能做好生意，也能做好公益，实现一个自己满意的生活状态。 　　　　记者：但你目前还要靠女友生活。 　　　　李丹：她确实很担心，但这种担心更多的是针对我人身安全。艾滋病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曾经发生过艾滋病志愿者被打、被威胁的事情。学校创办之后，我曾再去双庙村考察，就被中途拦截了。 　　　　记者：你现在每天的生活状态怎样？ 　　　　李丹：奔波于北京和河南商丘、开封之间。如果在北京，一般就是上午见一个人，下午见一个人，有记者、教科文组织的人、搞公益的人，包括官员和药厂的老板。我的业余爱好一直是打电子游戏，不过以前是痴迷，现在是放松———生活的压力太大了。 　　　　记者：和这些人接触，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李丹：人和人真的不同。一位捐助者对我说，每个人都会死，但每个人死之前都想多活一天，所以我要帮助他们。而某些惟利是图的商人总在强调：“你们要搞清楚，是我们在帮你！”他们找村民吃药做实验者，我们希望他们能提供一些“鸡尾酒疗法”的用药，他们不愿意。 　　　　记者：你自己即将经商，你也接触到一些生意场上的人，你希望自己不再贫穷。对于一个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来说，这种想法不会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影响吗？ 　　　　李丹：不会。商业运作赚来的钱，会保证我们能把更充分的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去。 　　 　　　　自析成功几率：80％ 　　　　在学校落成4个月后，已经有100多名志愿者加盟。12万资金的到位，可以保证“东珍”一年的运作。李丹由此判断自己的成功概率为80％。 　　　　这位年轻人非常看重民间力量对防治艾滋病所起的作用。他非常仰慕高耀洁，“高老师已经75岁了，需要有人接班。” 　　　　记者：你对民间从事防艾的人士、包括NGO怎么评价？ 　　　　李丹：这样的个人和团体很少。孤军奋战的高耀洁老师像是一尊神，因为她最先说出了中国的艾滋情况，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她现在的作用就是给我们一种信念———一个老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年轻人？ 　　　　中国的NGO应该成为防治艾滋的重要力量。中国不缺人。人需要带动，需要有榜样。我们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做这事，把这种精神传播开来。目前，已经有100多名志愿者加入了我们的团队，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记者：你期望学校将来如何发展？ 　　　　李丹：我们想在教育局注册后，应该能走上正轨。我和商丘梁园区教育局协商，他们提出办学校买地盖房子、支付老师工资都需要一笔资金，大约几十万。我上周回北京来，就是要筹集这笔钱。 　　　　记者：你觉得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李丹：80％的可能性，20％的阻力。我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大力支持。温家宝和吴仪两位领导人和HIV携带者握手，就是国家对艾滋病患者更为重视的信号。 　　　　记者：“东珍学校”只有小学，这些孩子小学毕业以后怎么办？你们期望学校将来如何发展？ 　　　　李丹：我们在与河北的一所民办中学进行联系，希望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去他们那儿上中学。在这里，“东珍”承担了一个中转站，或者说“试剂”的角色，艾滋孤儿在我们这里生活半年或一年之后，可以证明他们没有感染，让别人放心一点。 　　　　但“东珍”的最终目标是做一所小学、中学联读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我们不但要交给孩子们知识，更重要的是抚慰他们的心。当你在贫穷的河南农村看到他们父母的坟地，你一定会感觉到：孩子们太需要人关心。 　　　　记者：可以想象，这是一项需要持久激情投入的事业。 　　　　李丹：救助艾滋孤儿只是其中的一项。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一个非盈利项目，来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这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东珍接受社会捐助 　　　　中国银行 　　　　账号：4080107－0188－014289－5 　　　　户名：李丹 　　　　开户行：中国银行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储蓄所 　　　　联系电话：（010）86804429 　　　　网址：http：／／www.nohiv.net／bbs／dv6／dispbbs.asp？boardID＝27＆ID＝16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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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2/21 13:4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