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年烈士是在赤石暴动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的七位女同志之一。 　　她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九一六年。一九三五年，苏州师范毕业后，当小学教员。“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被国民党投入监狱。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杨瑞年同志获释后，即赴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学兵队。一九三八年初调新四军军服务团，任民运队长；后在军教导总队五中队任文化教员。她中等个子，身材苗条，因患有初期肺结核病，白皙的脸颊上，经常浮现两朵淡淡的“红晕”。她性格热情、豪爽。体育、文娱样样都行，工作很出色。她的学员，不论是老同志，还是来自祖国各地的抗日青年干部，对她都很尊重和敬佩。 　　 　　一件军衣 　　 　　一九四O年十一月，党中央决定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当时军教导总队的多数女同志经上海去苏北根据地了。杨瑞年同志因工作需要，并经她自己的请求留了下来。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时，杨瑞年同志不幸被捕，关押在国民党五十二师。我和她就在这里碰上了。 　　五十二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是与新四军在皖南经常打交道的“友军”。在“皖南事变”中，他们疯狂屠杀我新四军指战员，得到蒋介石的嘉奖。当时，新四军的被捕人员被陆续集中到该师。敌人以外紧内松的办法，把我们关押在茂林附近一个镇上的小学校里。在校园里，我们可以自由交谈、走动；园子外面则密布岗哨，戒备森严。敌师长刘秉哲颇有一套“政治手腕”，每天早上，他总要把我们集中起来“训话”，他不是用一般国民党反动人物那种谩骂、侮辱的方式，而是冠冕堂皇地讲所谓“三民主义”，也讲“抗日”、讲“军纪”、讲“前途”，还表示“欢迎”我们参加他的军队等等，以“攻心政策”诱使我们变节自首，以达到瓦解我们的目的。有一次，还布置一群政治特务，以“皖南事变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为题，煞有介事地开所谓“民主讨论会”。在会上他们大肆诬蔑新四军不服从“军令”，违反“军纪”，妄想推卸其假抗日，真反共，消灭新四军的罪责。结果，被我们驳斥得理屈词穷，只好狼狈收场。他还在大小会上或个别谈话中装作非常“诚恳”，又是笼络，又是恐吓，说什么：“现在摆在你们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希望你们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前途无量；另一条是去反省院受训，那日子就不好过了。”可是没有一个人接受他的“诚意”。 　　这位“政治家”还指使他的部下，到我们这个“俘虏大队”里来活动，看看有没有熟悉的旧同事、同学或亲戚朋友，以便拉拉关系，打开一些“缺口”。事也凑巧，刚好这个师的政工队有一个女队员，是杨瑞年的同学。她见到杨瑞年，以为这下子可以在上司面前显显她的本领了，感到踌躇满志。她以一种趾高气扬的胜利者的架势出现在杨瑞年面前时，当然首先对杨的处境“深表同情”，为杨“走错道路”感到惋惜，对她问寒问暖，装出关怀备至的样子，而且强邀杨到政工队个别谈心，妄图劝降。她煞费苦心劝杨“认清”形势和前途，“惋惜”杨瑞年年轻美貌，又有文化，说什么：“干吗要在共产党里受苦受累。如今新四军打垮，人又被俘，还要执迷不悟跟共产党走？”对她的这一套“游说”，杨瑞年同志理直气壮地加以一一驳斥。这位“好心”的同学对她实在“难以理解”，“深表遗憾”。临走时，看到杨身上单薄，棉军衣都已七丝八挂了。她便装作同情地拿了一件国民党军上装，披在杨的身上，把她送回大队。 　　杨瑞年披着国民党军衣回来，立即引起了同志们的非议。她听了这些议论却不在意，她把前前后后的情况告诉了同志们后，说：“披上这件衣服，并没有丝毫动摇我的革命意志。我的心永远是红的。”大家都知道她性格豪爽、洒脱，这件事又经她这么一说，大家本不以为然了。可是，杨瑞年想了想，还是把这件国民党军衣脱掉了。 　　五十二师的“政治工作”，真可以说做到“家”了。在我们被转移到上饶集中营那一天，队伍已经在操场上集合待发。突然，点了杨瑞年、纪白薇、李彩芝和我四个人的名，要我们立即到师部去一趟。我们被特工带到师部，一路上大家心里七上八下，摸不清敌人还要搞什么鬼名堂。到了办公室，有个军官模样的人对我们说：“你们不都是新四军服务团员吗?(我们在“登记表”上填的是“服务团员”)师部决定把你们留在师政工队里……”啊，原来刘秉哲的“政治攻心”失败后，假面具拉下来了，软的不行，来硬的了。我们一看情况紧急，迟疑一步，队伍一出发，我们就完了。这时，仿佛是党在向我们发出无声的命令：不能留在国民党的军队里，不能离开战友们，要跟上战斗的集体！没等他们说完，也无需与他们申辩，都不约而同地拔腿冲出了师部办公室。被解押的队伍刚出发，我们立即跟上去，和同志们一起踏上到集中营去与敌人进行斗争的漫长而又艰险的道路。 　　 　　 一句台词的斗争 　　 　　在上饶集中营我们被编进了所谓“军官大队”第五中队。有一次，特工们要各中队编排文娱节目，准备到大队演出。当时我们女生队编了一个小话剧，内容是反映东三省沦陷后，我们的骨肉同胞在日寇的刺刀下，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杨瑞年同志扮演一个双目失明的瞎老妈，我扮老妈的女儿。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我们现在是已经没有自由的人了”。特工们在监督我们排练时，听到这句台词，做贼心虚，提出要我们修改。我和杨瑞年跟特工们辩论，责问他们这句话有什么错？为什么要修改？杨瑞年故意挖苦特工们说：“戏里说的是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沦陷区同胞的苦难，他们是失去了自由，又不是说你们，何必大惊小怪，有什么好修改?”弄得特工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非常狼狈。但在集中营里，特工们说白的你就不能说黑的，他不准你念，你就不能念。他们硬是把这句台词从剧本上删去了。杨瑞年和我商量好，在正式上台演出时一定要有这句台词，而且要念得特别响亮，特别有感情。上演那天，台下的同志们听了这句台词深有感触，而敌人听了非常刺耳，坐立不安。演出一结束，特工们气势汹汹地围上来训斥我们：“你们好大的胆子，不准你们念，你们偏要念，你们这是违抗命令！”杨瑞年冷冷地揶揄他们说：“啊呀，可真的，怎么又念了!直对不起。可现在已经念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她那满不在乎的样子，气得特工们瞪眼吹胡子，只好乱骂一顿，怏怏地走了。我和杨瑞年回到队里和同志们说起这情形，大家笑得眼泪也掉了下来。 　　 　　“他不是我的弟弟” 　　 　　杨瑞年同志的弟弟叫杨华年，杨瑞年带他参加了新四军。“皖南事变”后，他也没有幸免，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二队。他们姐弟俩确实长得十分相象，简直象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也不知道是叛徒告密，还是被敌人发现，有一天特工把小杨带到杨瑞年的面前。 　　“杨瑞莲(瑞年的化名)，你的弟弟来了。” 　　杨瑞年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愣了—下。但善于随机应变对付敌人的杨瑞年，深知敌人用心险恶，又不了解她弟弟在集中营的表现如何。于是，她立即面带笑容，若无其事地说： 　　“你们搞错了!他不是我的弟弟，我根本没有弟弟。” 　　“哈哈，不是你的弟弟？别的可以赖掉，相貌总赖不掉吧！貌一样，姓也一样，你叫杨瑞莲，他叫杨华年……”特工狡猾地笑着转向在场的人： 　　“你们大家看看，象不象?还赖得掉吗？” 　　“世界上同名同姓，相貌相似的人有的是，这有什么稀奇？” 　　特工立即转向小杨： 　　“你说，她是不是你的姐姐？撒谎，当心你的脑袋！” 　　小杨虽然年轻，当时只有十九岁，但他完全领会姐姐的用意，毫不迟疑地回答敌人： 　　“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她就不是我的姐姐。” 　　杨瑞年心上的一块沉重的石头落下了。她用坚定和赞许的目光与小杨交换了眼色。 　　敌人这一较量就碰了鼻子，但还不死心，便装模作样地耍了第二招。 　　“共产党真是铁石心肠，六亲不认，连自己的同胞手足也不认了。我们是一片好意，让你们姐弟会会面，今后好互相照顾嘛!” 　　杨瑞年看穿了敌人的花招，不禁笑了笑，冷冷地说： 　　“谢谢你们的好意。如果是自己的兄弟，你说为什么不认呢？总不能冒认吧！” 　　敌人火了，他们将小杨按在地上用皮鞭猛抽，把小杨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坚强的小杨，不吭一声。杨瑞年痛在心头，恨在胸中，咬紧牙关，强忍着悲愤的眼泪，表现得十分镇静。她清楚地知道：一旦承认了，更大的危险和苦难就会接踵而来，敌人将会更狡猾，更残暴地陷害她的弟弟。为了党的利益，为了斗争的需要，她绝不能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承认姐弟关系。这种大义凛然的革命精神，使同志们十分钦佩和感动。 　　 　　“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 　　 　　赤石暴动后，敌人终于对杨瑞年下毒手了。当时敌人以重新编队为名，把集中营里的“顽固分子”拉出去。被点名的七位女同志中，三位是党的秘密支部成员，其他四位也是队里骨干。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了，事情是明摆着的，她们心里明白，可谁也没有说出来。 　　一年多来，被关押在集中营的二十多位女同志，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总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党的怀抱，重新拿起武器，继续战斗，直到胜利，......可是此时此刻，却要分手了，这不是暂时的生离，而是永远，永远的死别......。 　　女生队的空气窒息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大家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被“点名”的同志们镇定自若，她们拍拍身上的灰尘，理理自己的头发，在敌人的刺刀下，她们上路了，和同志们告别了，她们没有掉下一滴泪。 　　她们沿着战友们刚刚战斗过的赤石崇溪河畔，走上野草丛生的山头。敌人用绳子把她们五花大绑起来，推上一个小山包，那里已经挖好了长长的土坑。面对着残暴的敌人，她们在这个永远归宿的地方，满腔激情地唱起了庄严的《国际歌》。歌声震动了武夷山谷，也震惊了惨无人道的刽子手们，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喊： 　　“不准唱，死到临头还要唱！”用枪托敲打她们的膝弯，令她们跪下；然而，她们个个挺立。这时，杨瑞年满腔怒火，挺起胸膛，朝前走上一步，大义凛然地朝敌人喊道： 　　“来吧！开枪吧!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 　　“呯！呯！呯！”三颗罪恶的子弹，射中杨瑞年。她以惊人的毅力，巍然屹立着，没有倒下去，两眼迸射出愤怒的光芒，直逼刽子手。她使出最后的力气高呼：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共产党万岁！” 　　“呯呯呯……”又是一梭子弹。杨瑞年同志连中七弹，终于倒在血泊里了。但她还睁着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手染抗日战士鲜血的刽子手们。 　　她的弟弟杨华年同志，在赤石暴动中，也英勇地牺牲了。我们党的好儿女，杨家姐弟俩，为革命赤胆忠心，视死如归，共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四十年后，我和当年的战友们一起，踏上武夷山，来到赤石烈士陵前，我的心情如崇溪河的流水一样奔腾激荡。在烈士陵前，我们默默哀悼。为长眠在武夷山下的烈士，献上我的悼词，表达我深深的悼念： 　　武夷丛山屹立， 　　祟溪河水不尽， 　　赤石壮歌萦回， 　　烈士松柏常青。 　　 　　 　　 　　《“共产党员是杀不尽的!”》 　　作者：毛维青书名：赤石暴动前后133~14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1983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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