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谱同志写信告诉我，今年十月，是范长江同志九十诞辰了。我悚然一惊，长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年了。 　　长江同志做新闻记者，他认为一个新闻记者一见到采访的对象，不是首先向人家要点什么，而是首先要帮人家做点什么。这样才可以同采访者交上朋友，他也不会对你保守什么秘密了。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中，有这样不少的故事，那些酋长、首领，同他都亲如朋友。他做战地记者时，有什么军长得了奖，什么师长升了级，他都打电报去祝贺他们。后来他离开大公报，创办国际新闻社后，也是如此，所以国新社的记者，在部队中也非常吃得开。不过国民党是怕听“国际”两字的，有一年我到第五战区的游击区去采访，请宜昌的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给我写几封给游击队的介绍信，他们都把国际新闻社写成世界新闻社，他们认为这样一改，“国际”就不存在了，好笑得很。 　　太平洋事变之后，香港沦陷了，我这时正在桂林，紧张得很，后来听说他和夏衍、金仲华一起突围出来了，我高兴得很，那时有个上海人叫陶桂林，在江东岸造了不少房子，我马上租下两间，打算夏衍和金仲华住一间，长江夫妇住一间，不料后来金仲华住到环湖酒店去，夏衍住到张云乔家中去了，两间房子都留给了长江。我那年本来打算到王造时那里去的，不料，走到莱阳，严怪愚把我拉到了衡阳，这时又从衡阳回到桂林，每天赖在长江家里，更不想走了。长江知道这情形之后，有一天大谈战争形势，他认为敌人很可能截断我们的粤汉路，倘然粤汉路断了，吉安是东南抗日的中心，去那里办好一张报纸，大有必要，怎么可以因为听说王造时小气而不去呢？我听了他的劝告，过几天就到江西去了。 　　长江是当年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的中心，我们许多年轻朋友，不管什么争论，他一言立决，叫你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但这些都是他待朋友热情带来的结果。他在《大公报》时，每个月一百卅元工资，但听说这个朋友有困难，马上寄去二十元；那个朋友有困难，马上寄去十五元，在汉口时，那时汉口是抗战中心，各地流亡来的青年很多，无衣无食。他除了自己住在《大公报》外，却在民生路租了一间房子，供各地流亡青年落脚，不少同志，通过他的帮助，后来都成为很优秀的记者。我初到汉口时，就住在他的民生里，行军床，线毯，帐子，都是长江出钱的。正是他对朋友的热情帮助，所以他在朋友中有绝对的权威。 　　五十年代初期，我在香港工作，老是想着回来，有一次，他同徐迈进联名写了封长信，痛斥了我一顿，说我不安心工作，从此我也很少给他写信，一九六九年得到他逝世的消息，我才痛哭了几天。沈谱同志来信说，长江最后是由毛主席批示“不作自杀论”的，其实我是始终不相信长江会自杀的，他是我们当中的强者，他没有丝毫自杀的理由。他不仅自己向革命作出无私的奉献，还带动了中国多少青年新闻记者，走向了革命。这样一个人会自杀吗？ 　　倘在，长江今年是九十岁了，以长江的健康情形，我想他是走得过来的，现在，我们相逢于梦寐之中了。 　　回顾历史，我们钦佩一个外国人斯诺，告别人称天堂的美国，踩着不平坦的中国之路，给新闻史上留下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样跨越历史时空的新闻巨著；有皮鞋不穿而穿草鞋的范长江，从灯红酒绿的大城市来到硝烟弥漫的抗目前线，从国统区到根据地，范先生记录了一个时代，也留下了他作为一名杰出新闻工作者的成功与风范。 　　中外新闻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范例，即重大新闻、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新闻，往往“得来费功夫”，首先采访上就遇到极大的困难。著名记者范长江当年所写的《中国的西北角》，被称为“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可是他在对西北上层人物的采访中，常常遭拒，如青海的封建军阀马步芳就明确拒绝他的采访。范长江的对策是，“你不接见我，我可要想法子见你”。马步芳出城打猎，范长江也提着猎枪跟了去，一只猎物在飞跑，范长江“啪”的一声打中，引起马步芳对他的好感。接着，途中休息饮酒，范长江开怀畅饮，又赢得马步芳的青睐。范长江于是海阔天空地同他穷聊，把他所要采访的问题，拐弯抹角地套出来，对一些人名、数字，范长江则通过伸在裤袋里的手，用早已准备好的短铅笔，记录在纸头上。由此，他对马步芳作了成功的采访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的修订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列入了“记者节”。这个办法公布后，各地新闻工作者纷纷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询问有关情况，希望确定这一节日的具体日期，并提出了不少建议，中国记协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记者节的具体日期定在11月8日比较适宜，因为11月8日是中国记协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成立日。1937年11月8日，在周恩来的倡导支持下，范长江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2000年8月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同意将11月8日确定为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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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11/5 11:3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