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原名范希天，１９０９年１０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田家乡赵家坝。 　　范长江一生经历颇为丰富，充满着传奇色彩。青年时代的他三次进入大学学习，也曾当过军人，１９３３年下半年起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益世报》等撰稿，开始记者生涯。后来，他成为天津《大公报》特派旅行和战地记者。范长江以旅行通讯、战地通讯的新闻体裁，真实而详实地报道了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大西北的地理人情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还是第一个以正式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中国人。他写下的通讯报道，如一道道惊雷，唤醒国人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几页活的历史。” 　　一 　　１９２７年初，黄埔军校到重庆招生。范长江此时还是一个不满１８岁的青年，他听说家乡有人去重庆投考黄埔军校后，立即征得父母的同意，赶去报考，但还是迟到了一步，黄埔军校在重庆的招生工作已于一天前结束。范长江不想再回内江去，便找到当时正在重庆的同乡黎冠英，通过他的介绍，进入了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 　　中法重庆分校是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的一所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范长江进校后，逐渐接受了反帝反军阀的思想，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们一道在街头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讲演。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４日，停泊在长江上的英美军舰悍然炮轰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民众纷纷掀起抗议运动。消息传到重庆后，３月３１日，数以万计的重庆学生、工人、市民在打枪坝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四川军阀在蒋介石的秘密指使下，对这次示威进行了血腥镇压，示威群众死伤惨重，“城内打枪坝死者一百二三十人，城外不知其数”。范长江参加了这次示威，并与暴徒们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直到筋疲力尽，才倒在遇难者的血泊之中，幸得他人的扶拽，方才死里逃生。 　　“二·三一” 事件后，中法重庆分校被查封，范长江亦被明令通缉，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 　　１９２７年初的武汉，政治形势异常复杂。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２０军教导团，当了学生兵，不久即随军转赴南昌。８月１日，他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范长江随部队南移，途经抚州、瑞金等地，最后驻守潮州。１０月初，国民党军张发奎部包围了潮州，在突围战斗中，范长江被冲散，流落街头，贫病交加，在汕头时几乎病死，处境极为艰难。病好后，他再次进入部队军医院做看护兵，又先后随部队开往广州、江西、安徽等地。 　　此时，范长江的思想非常苦闷，处于“十分茫然，不辨方向”的境地。国内动荡而复杂的政治局势使只有１９岁的他倍感迷惑。他觉得，要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好好读书，从读书上找出路。”于是，他毅然离开了部队，重新开始了求学之路。 　　二 　　１９２８年秋，范长江来到南京，考入了中央政治学校，该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是国民党政府培养行政干部的大学，学制四年，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罗家伦任教务长，学校的行政大权掌握在ＣＣ派手中。 　　中央政治学校规定，学生入学时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因此，范长江在这里成为了一名国民党员。他选学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 　　但现实却很快就击碎了范长江的理想。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发动了“柳条湖事件”，侵略我国东北，蹂躏东北同胞。象牙塔内的范长江再也坐不住了，他积极领导校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呼吁人民抗日。学校当局秉承政府的意志，极力压制学生的抗日活动。教务长罗家伦亲自找到范长江，对他施加压力。范长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抗日救国，就决不能再在此地呆下去。一个星期日，他换掉学校发的制服，在同学的帮助下，秘密离开了南京。在留给学校当局的信中，他公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合理的教育应当是启发青年的思想，使他们能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法则有正确的把握，然后配合着各时代的环境，培养他们服务于人类、国家的能力”。同时，他宣布脱离国民党。 　　１９３２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在黎锦熙主持下的国语大辞典编纂处谋得一份剪贴资料的工作。同年秋天，经过自己的努力及友人之助，他进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在北大期间，范长江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以丰富自己，并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他经常苦思冥想：如何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答案使范长江颇感失望，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 　　１９３３年１月，范长江加入了朱庆澜将军主持的“辽吉黑抗日义勇军后援会”。一个月后，后援会组织了一批抗日物资运往东北，范长江以“热河战地记者”的名义随队前往，兼给南京的《新中国报》和《民生报》写战地通讯。运输队出发不久，即在热河凌源与日军遭遇，战斗中，范长江被冲散，他像一只离群的孤雁，躲进了大山中，幸得一蒙古老乡的收留。不久，他徒步横跨热河，从察哈尔又转回北平。 　　此番经历，使范长江耳闻目睹了日军铁蹄下中国人民的痛苦，也看到了他们抗日的决心。回到北平后不久，他就组织了“北大学生长城各口抗日将士慰问团”，先后奔赴喜峰口、古北口、冷口、独石口等地，慰劳抗日军队。这时，范长江开始注意起抗日军事问题，他大量收集、阅读、钻研中外报刊上有关军事方面的材料，得出自己的结论：中日间战争迟早要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可避免，二战爆发的时间估计为１９３６年。于是，他在北大又组织了“１９３６年研究会”，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来研究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研究会由范长江起草并拟定纲领，在北平《晨报》上公开发表，连载两天，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三 　　１９３３年下半年起，范长江正式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方面。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社的注意。１９３４年，该社驻北平办事处的记者杨士悼找到范长江，代表《大公报》社约请他写稿，并答应每月付给稿费１５元。《大公报》社总经理胡政之还亲自出马，请他专为《大公报》撰稿。《大公报》是当时有全国影响的报纸，知名度很高，范长江遂答应下来。 　　这年年底，经过调查研究，范长江先后写出《佛学在北大》、《陶希圣与“食货”》、《顾颉刚与“禹贡”》、《北大研究院所藏明清档案及其整理》等数篇通讯，在《大公报》、《晨报》上发表。 　　１９３５年５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到西部去考察和采访是青年范长江的一个愿望，他认为：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 　　５月１８日，范长江从上海乘民生公司的“民主”号轮溯江西上，在家乡四川内江作短暂停留后，来到成都。范长江本只打算先作环川旅行，然后再入西康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使范长江取得了经松潘北上去兰州的机会。于是，他打点行装，于７月１４日离开了成都，又踏上了西行之旅。他一路采访，途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１０个月，行程４０００余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公报》的发行数量陡增。不久，当这些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后，出现了读者抢购潮，“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接着数月内，此书又连出了７版，一时风行全国。 　　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接连又写出了《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著名的通讯。 　　四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爆发了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 　　范长江凭着一个新闻记者的敏锐嗅觉，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向全国、全世界报道这一事件，他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 　　到西安后，范长江采访了许多政治要人，初步了解了事变的经过。２月４日下午，经朋友的介绍，范长江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就西安事变的发生，经过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及有关抗日等重大问题与范长江作了交谈。为深入了解陕北的情况，范长江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去采访的请求，得到了同意。 　　２月９日，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范长江到达延安。当天下午，“抗日军政大学”（即红军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范长江先后见到了林彪、廖承志、朱德等。晚上１０点，毛泽东在工作的窑洞里会见了范长江，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并建议范长江立即回上海，利用《大公报》的影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范长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虽然他在延安只呆了一天时间，却深深感受到这里火热的抗日之情。 　　２月１４日，范长江由西安飞回上海。回到报社后，他立即找到总经理胡政之，要求次日发他关于西北的报道。胡政之权衡再三，最后从独占特号大新闻的“生意经”出发，答应了范长江的要求。 　　次日，从西安回来不久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局势。会上，他绝口不提在西安的经历。下午，《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报纸在显著位置登载了范长江连夜赶写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将正在南京的《大公报》社总编辑张季鸾狠骂了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报纸运到延安，毛泽东看了范长江的这篇文章后，非常高兴，亲笔致函范长江：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到了，深致谢意！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 　　五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范长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地采访工作，往来奔波于各抗日战场，先后采访了卢沟桥、长辛店、保定等地，在枪林弹雨中，他写下了《卢沟桥畔》、《血泊平津》、《西线风云》等大量战地通讯，宣传抗日。 　　上海沦陷后，武汉成了抗日宣传中心。为团结记者，提高新闻工作的质量，加强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学习和交流，１９３８年３月３０日，范长江联合徐迈进、恽逸群等人在汉口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并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建立分会，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青记”成立后，范长江和其他记者们一道，奔赴抗日战事最激烈的津浦路前线采访，写出了包括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大量反映战局形势和前线战况的新闻通讯，编印成《徐州突围》的通讯专集。 　　在长期的新闻采访中，范长江的思想渐趋激进。１９３９年５月，经周恩来的介绍，范长江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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