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中国空军抗日英烈 　　 　　梁从诫 　　 　　那是发生在58年前的事情，我们家曾经同一批年轻的中国空军有过一段特殊的友谊。这些飞行员的英勇事迹几乎不为人所知，但是，我相信，对这些曾以鲜血换取中华民族生存权的人们，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友谊从邂逅开始 　　 　　　 　　 　　我的父亲梁思成，“七七事变”前在北平从事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母亲林徽因与父亲是同行，又是诗人和文学家。1937年7月底，为了不愿见到日本侵略军的旗子插上北平城，他们领着外婆，姐姐和我，匆匆离开了这座古城，往西南大后方撤退。沿途一片混乱，10月间才辗转到达长沙。不久，战火又烧到长沙。12月初，我们又乘长途汽车前往昆明。 　　 　　破旧拥挤的公共汽车晓行夜宿，几天以后，才在一个阴雨的傍晚到达湘黔交界处的晃县。为了投宿，父母抱着我们姐弟，搀着外婆，沿街探问旅店。走完了几条街巷，也没能找到一个床位。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从雨夜中传来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全都是西方古典名曲！令人颇有“如听仙乐耳暂明”之感。谁？会在这边城僻地奏出这么动人的音乐？他想：这位拉琴的一定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他闯进了漆黑的雨地，“寻声暗问弹者谁”，冒然地敲开了传出琴声的客栈房门。乐曲嘎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10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父亲难为情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20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7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广东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40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 　　 　　我们家同这批飞行员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 　　 　　　 　　 　　父母成了飞行员的“名誉家长” 　　 　　　 　　 　　1938年初，我们终于到达昆明。父亲所在的研究机关和西南联合大学也都陆续迁到这里，生活开始安顿下来。很快，我们就同在晃县相遇的飞行员们又见了面。他们全都来自江，浙，闽，粤沿海省市，家乡有的已经沦陷。20岁左右的年轻人，远离亲人，甚至无法通信，在这陌生的内地城市，生活十分寂寞。坐落在郊区巫家坝机场的航校，训练生活枯燥艰苦。军队中国民党的法西斯管理办法常激起他们的愤慨。那时，昆明的外省人还不很多，我们家就成了他们难得的朋友。假日里，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来这里聚会，恰好我的三舅林恒也是抗战前夕投笔从戎的航校第十期学员，不久也来到昆明。这一层关系更密切了我们家同这批空军的友谊。 　　 　　然而，战时后方的空气，毕竟严峻多于欢乐。空军部队里，充斥着无能和腐败现象。直到抗战初期，中国空军还是按照法西斯德国的体制来训练的。后勤部门的长官则盗卖零件，汽油，使地勤工作全无保障，飞机经常发生故障。最使他们焦虑和愤慨的，是由于当时政府的无能，使得中国空军的装备极端落后，远远不能同日本侵略者相匹敌。当时，他们是多么希望早日得到美国或英国的新型驱逐机啊！ 　　 　　大约在我们到达昆明一年多以后，他们从航校毕业，成了正式的空军军官，将作为驱逐机（后称歼击机）驾驶员，编入对日作战部队。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举行。由于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位有亲属在昆明，便决定请我的父母作他们全体毕业生的“名誉家长”，到典礼上去致词。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父亲坐在主席台上，也致了词。讲话之后，毕业生们还驾着那些“老道格拉斯”进行了飞行表演。 　　 　　这时侯，日机对昆明等地的空袭日益加紧。正式编入作战部队之后，他们难得休假，同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而“跑警报”却成了我们的日常工课。不久，我们家又从城里疏散到了市郊农村。由于我们没有制空权，猖狂的敌机常常肆意低空扫射轰炸，有时就从我们的村头掠着树梢尖啸而过，连座舱里戴着风镜的鬼子驾驶员都看得清清楚楚。 　　 　　飞行员们偶然来到我们家，讲些战斗故事。但我记得这时的气氛已和过去大不相同。谈起空战中我方的劣势和某些我们不认识的老飞行员的牺牲，他们是那样的严肃和忧愤，使人觉得，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 　　 　　果然，不久就传来了他们的噩耗。 　　 　　　 　　 　　飞行员为国捐躯的噩耗不断传来 　　 　　　 　　 　　那是从部队寄给我父亲的一封公函和一个小小包裹———一份阵亡通知书和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物。死者名叫陈桂民，是我们的飞行员朋友中第一个牺牲的。因为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就把这些寄给了“名誉家长”。母亲捧着它们，泣不成声。 　　 　　说话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陈桂民，是个爱讲故事的小伙子，个子不高，方方的脸。他的战斗故事最多，也最“神”。有一次，他说自己在空战中把子弹打光了，一架敌机却从后面“咬”住了他。但碰巧敌机也没有子弹了，两架飞机并排飞行，互相用手枪射击，手枪子弹又打光了。陈桂民说，他决心把敌机撞下来。敌人却靠着飞机性能的优势躲开了。 　　 　　陈桂民的死，只是一连串不幸消息的开始。据我的回忆，随后牺牲的一位，名叫叶鹏飞，也是广东人。他个子瘦长，不善言谈。由于飞机陈旧失修，他居然两次遇到机械故障，不得不弃机跳伞。那时，不少飞机是南洋华侨和各界同胞集资捐献的。他摔了两架，心情非常沉重，曾对着我的母亲落泪，说自己无颜以对江东父老。尽管父母一再安慰他，说这不是他的错，但他却发誓，决不跳第三次。不幸的是，这样的事竟真的发生了。在一次警戒飞行返航时，他的飞机又发生严重故障，当时长机曾命令他跳伞，他却没有服从，硬是同飞机一道坠落地面，机毁人亡。他的死，使他的战友感到特别压抑和悲哀。 　　 　　由于日机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猛烈，1940年冬，我们家随父亲所在单位再次从昆明迁往四川宜宾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江村———李庄。从此，我们同这批空军朋友已难于直接来往，只有一些通信联系。然而，空军部队却仍在坚持他们的惯例。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权的遗物也寄到了李庄。后来我曾听父亲说，黄栋权牺牲得特别壮烈，他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时自己的座机被敌人击中，遗体被摔得粉碎，以致都无法收殓。我们全家对于黄栋权的死特别悲痛，因为当初正是他的琴声才使我们同这批飞行员结下了友谊之缘的。这时，母亲肺病复发，卧床不起，她常常一遍遍地翻看这些年轻人的照片、日记，悲不自胜。 　　 　　这以后，又陆续有人牺牲。父亲为了保护母亲，开始悄悄地把寄来的遗物藏起，不让母亲知道。但是不久，她却受到一次更沉重的打击。刚刚从航校第十期毕业的三舅林恒(他们的训练基地后来迁到了成都)也在成都上空阵亡了。那一次，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不力，大批日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仓促起飞迎战，却已经太迟了。三舅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父亲匆匆赶往成都收殓了他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的墓地里。 　　 　　面对着猖狂的日本空中强盗，当时后方的许多人曾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助，却一年又一年地希望落空。直到1941年底以后，在“珍珠港事变”中挨了日本人痛打的美国被迫参战，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然而，战争初期中国的老飞行员们已经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1942、1943年前后，美国开始向中国提供P-40等新型驱逐机，并在印度等地为中国培训了几批新飞行员，中国空军装备上的劣势开始有所好转；同时，由陈纳德上校率领的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即赫赫一时的所谓“飞虎队”，也活跃了起来，配合着中国空军，逐渐夺回了西南地区的制空权。空军成了后方报纸上的英雄，“新一代”的中国飞行员也“神气”起来。但是，我们家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伤员林耀之外，到这时已全部殉国了！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我们一家。自从陈桂民牺牲后，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由于年代久远，我今天已记不起更多的人和事。只有林耀除外。 　　 　　最令人难忘的是林耀 　　 　　　林耀，广东鹤山人，侨居澳门。在同期飞行员里他年龄最长，也最沉稳。在其他飞行员和我三舅相继牺牲后，母亲待这个同姓而非同祖的青年人更如亲弟弟一般。我们家搬到李庄以后，林耀常给父亲和母亲写来长信，母亲总是反复地读，并常说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据林耀的侄子林万晖先生提供的资料证明，林耀是1939年在著名的重庆“5-3”空战中负伤的。当时中国空军以劣敌强，击落日机多架。战斗中，林耀一人即击落敌机两架，自己也左臂中弹，被迫跳伞，昏迷中坠落在重庆附近铜锣峡山上，被农民发现，送进了医院。伤口愈合之后，医生又给他动了二次手术，强把断了的大神经接上了，但从此手臂不能伸直，而且出现严重的神经痛。在疗养中，他开始用各种体育器械来“拉”直自己的左臂，常常疼得头上冒汗，他仍然顽强地坚持着。最后，终于恢复了手臂功能。但出院后，未能获准回作战部队，而作了航校教官。1941年6月15日敌机对重庆狂轰滥炸，造成上万群众窒死防空洞中的“大隧道惨案”。林耀悲愤异常，坚决要求调回作战部队。几经申请，终获批准，后曾到印度受训并接收美P-40式战斗机。 　　 　　在归队之前，他曾经利用短暂的假期，到李庄来看望过我们，在我家住了几天，这大约是在1942年的深秋。母亲被病魔击倒，痊愈无日，困于床褥；而林耀也正经历着同辈凋零，人何寥落的悲哀。他们常常秉烛长谈，或者相对无言。 　　 　　他归队不久，曾奉命到新疆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去接收过一批苏联援助的战斗轰炸机。飞回成都后，他又来李庄小住了几天。带给我们一张苏联唱片和一把蓝色皮鞘的新疆小刀等物。 　　 　　这以后，林耀又“来”过一次。那是他驾了一种什么新型教练机从昆明转场到成都，“路过”李庄，顺便到我们村头上超低空地绕了两圈，并在我家门前的半干水田里投下了一个有着长长的杏黄色尾巴的通信袋，里面装了父母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几位老友捎来的“航空快信”和一包糖果。 　　 　　1944年秋天，我离开李庄到重庆读中学，一学期才回家一次。这以后林耀同家里有过什么联系，我不知道。就在这年春季，日军发动了“南下战役”，衡阳在日军围困47天后失守，接着是湘桂一带中国军队的仓惶溃退。第二年的春天，我回到李庄，母亲才告诉我，就是这期间，在衡阳一带的空战中，林耀失踪了，他的飞机和遗骸始终没有找到。这一年的7月7日，我一个人在学校里，按照父亲的榜样，默哀了三分钟，为林耀，也为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我在抗战期间最后一次“七•七默哀”。 　　 　　后来才知道，林耀在那次衡阳战役中曾击落敌机一架，并升任中队长。1944年6月26日他的座机在长沙上空战斗中中弹起火，在被迫返航时飞机失控，他再次跳伞。因伞未张开，牺牲于湖南宁乡县巴林乡横塘岭。当地百姓掩埋了他的尸骸并立了坟墓。林耀阵亡后被追认为空军少校。 　　 　　 　　 　　英名永垂不朽 　　 　　　 　　 　　就这样，在抗战胜利前一年，我们失去了最后一位飞行员朋友。林耀的最后牺牲，在母亲心上留下的创伤是深重的。她怀着难言的悲哀，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这时离开三舅的牺牲已经3年，母亲所悼念的，显然并不只是他一人： 　　 　　　　“……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 　　 　　　　你死是为了谁！” 　　 　　（这首诗曾于1948年5月发表，现已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徽因诗集》。） 　　 　　关于这段往事，我曾在9年前写过题为《长空祭》的文章，发表在《中华英烈》杂志上。文章发表后，台湾一位早已退役的空军老军人曾辗转来信，用极为热情的语言感谢作者，说许多在台的原中国空军老飞行员读了此文后都异常激动，没想到大陆还会有人记得他们当年的业绩。此后，我又收到林万晖先生经政协转给我的信，才知林耀还有这么多亲属健在，不仅一直在怀念着他，而且经过他们多年的努力，弄清了林耀牺牲的详细经过，还为他争取到了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 　　 　　现在，林耀，黄栋权，陈桂民和他们的许多抗日战友的英名已被镌刻在1987年在广州建立，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碑名的“广东省航空纪念碑”上，真正得以永垂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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