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古代中国人宇宙图像中，时间与空间密切联系在一起。人生天地之间，凡百行事，都必须选择在合适的时空点上进行，方能吉利有福，反之则有祸而凶。所谓“敬天之纪，敬地之方”(《钦定协纪辨方书》乾隆御制序)，正是此意。堪舆、择吉(选择)、占卜等种种方术，极而言之，皆不外选择合适时空点以行事而已。就时间言，则为探讨何时可行何事，不可行何事，即各种吉凶宜忌之说。而历书(具注历)之性质与功能，也正须从此处人手去理解。 　　　　所谓具注历，通常主要指敦煌卷子中所见唐宋历书，以及传世之明《大统历》、清《时宪书》等，旧时《黄历》也可包括在内。因其中有大量历注而得名，以区别于出土汉简中所见之早期历谱。简言之，历书中必包含历谱成分，而仅有历谱则尚不足以构成历书。但实际上历书历谱中皆有历注，故并不能依据有无历注来区分两者。而建立有效区分此两者之合理判据，则为探讨历书起源、形成问题之重要技术关键。 　　　　历注可分广、狭二义。为日常行事选择合适时空点之各种吉凶宜忌之说可称为狭义历注。若就广义言之，则干支、节气、物候等内容世可视为历注。本文所论，但仅限于狭义历注。① 　　 　　 　　一历忌之学溯源 　　 　　　　大量历注内容的来源及理论根据，为古代长期流传于中土的历忌之学――并非只是讲忌，而是宜、忌兼讲。故历忌之学与历书起源问题直接联结在一起。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云： 　　　　吴门黄氏有宋椠三秣撮要，凡五十七叶，不题撰人姓名，又无刊印年月，而纸墨极精。考直斋书录解题载此书一卷，又一本名择日撮要林，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云：其尊人尚书公应龙所辑，不欲著名，即是书也。其书每日注天德、月德、月合、月空所在，次列嫁娶、求婚、送礼、出行、行船、上官、起造、架屋、动土、入宅、安葬、挂服、除服、词讼、开店库、造酒曲酱醋、市贾、安床、裁衣、入学、祈祷、耕种吉日，盖司天监用以注朔日者。其所引有万通秫、百忌林、万年具注秣、万年集圣林、会要稀、会同秣、广圣秣，大率皆选择家言也。郑樵艺文略有太史百忌林图一卷……今皆不传。此书又引刘德成、方操仲、汪德昭、倪和父诸人说，盖皆术数之士，今无有举其姓名者矣。 　　其中所引各种“今皆不传”之古籍，即为历忌之书；而自嫁娶至耕种各项择吉名目，大体皆为传世历书中所见历注之通常项目。钱氏提到《通志略》中有关书目，其实郑氏书目中所列历忌之书远较钱氏上文所提及者为多，兹举其较明显者如次，见艺文略六阴阳： 　　　　五姓岁月禁忌一卷 　　　　杂忌历二卷(魏高堂隆撰) 　　　　百忌大历要钞一卷 　　　　历忌新书十二卷 　　　　太史百忌历图一卷 　　　　太史百忌一卷 　　　　广济阴阳百忌历二卷(吕才撰) 　　　　选日阴阳月鉴一卷 　　　　广圣历一卷(晋苗锐集) 　　　　集圣历四卷(杨可撰) 　　　　万年历十七卷(杨维德撰) 　　历忌之书的踪迹，还可自宋代再向前追溯。《隋书》经籍志三子部五行类中著录有如下多种，显然与上述钱、郑两氏提到的各书有承传关系： 　　　　杂忌历二卷(魏光禄勋高堂隆撰) 　　　　百忌大历要钞一卷 　　　　百忌历术一卷 　　　　百忌通历法一卷(梁有杂忌五卷，亡) 　　　　历忌新书十二卷 　　　　太史百忌历图一卷(梁有太史百忌一卷，亡) 　　　　二仪历头堪余一卷 　　　　堪余历二卷 　　　　注历堪余一卷 　　　　堪余历注一卷 　　　　大小堪余历术一卷(梁有大小堪余三卷) 　　　　四序堪余二卷(殷绍撰。梁堪余天赦有书七卷、杂堪余四卷，亡) 　　“堪余”即堪舆，早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堪舆徐行。”《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类有“堪舆金柜十四卷”，颜师古注引许慎云：“堪，天道；舆，地道也。”可知古人所言堪舆，本即后世“协纪辨方”之意，仍属历忌之学，第后世术家偏取“地道”一义，遂成专指择地相宅之类的术语。在郑樵艺文略中堪余别为一类，著录十一种，上引隋志书目之后六种皆在其中。 　　　　历忌之学的历史还可再向前追溯，大约在东汉时已十分盛行。王充《论衡·讥日篇》云： 　　　　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时日之书，众多非一。 　　所谓“时日之书”，即历忌之学。王充所说之日禁，即后世历书中择日择吉之说。所谓“岁月”则指据节令、月份而讲求的各种宜忌，又称为“月讳”，即上引郑樵艺文略中“五姓岁月禁忌”、“选日阴阳月鉴”之类，这在古时也很常见，如《荆楚岁时记》云： 　　　　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 　　王充既愤于历忌之书盛行，乃论其较著者，欲“明其是非，使信天时之人将一疑而倍之”——但实际直到今日仍未克臻于此境。《讥日篇》共论六类历忌之书如下： 　　　　葬历，专讲葬事之择日。 　　　　祭祀之历，专讲祭祀活动之择日。 　　　　沐书，有关洗头的各种时日吉凶宜忌。 　　　　裁衣之书，讲裁衣之时日吉凶。工伎之书，造房装车治船掘井等事之择日。 　　　　堪舆历，较普适的择古之书。 　　尤可注意者，此六类历忌书中所讲论之种种内容，全为后世历书历注中极常见的典型项目。 　　　　历忌之学的历史，再前溯可至西汉初。一个著名事例发生于武帝时，见《史记·日者列传》末附褚先生所记： 　　　　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日可，堪舆家日不可，建除家日不吉，丛辰家日大凶，历家日小凶，天人家日小吉，太一家日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日：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娶妇择日为后世历书中最常见历注之一。 　　　　迄今所能见到的历忌之学的源头，可以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帛书《丙篇》和分别于湖北云梦睡虎地及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两种秦简《日书》为表征。《日书》是供择日等术专用的工作手册，实即一种早期历忌专书，对此下文还要谈到。关于楚帛书内容，中外学者已有甚多讨论，但如何看待其《丙篇》，尚有在此处略加讨论的必要。一些学者因帛书《丙篇》逐月开列十二个月中的吉凶宜忌，遂将其与《礼记》月令篇、《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淮南子》时则训、《管子》幼官(玄宫)篇等联系起来，推测为同一类典籍。但事实上《礼记》月令篇等皆属古时“敬授人时”之典，讲的是何时应做何事；而帛书《丙篇》为吉凶宜忌之说，讲的是何时可做何事及不可做何事，两者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其功用也明显不同。例如，在帛书《丙篇》中可见到如下内容： 　　可以出师、筑邑，不可以嫁女、取臣妾。 　　不可以享祀，凶。 　　不可出师……不可以享。 　　不可以筑室……娶女，凶。 　　可以筑室。 　　　可以攻城，可以聚众。 　　而这些内容皆可在后世历注中经常见到。故帛书《丙篇》实即王充所攻击的“岁月之传”，亦即历忌之学中的月讳之说。而李零谓帛书《丙篇》“其性质当与古代的历忌之书相近，《月令》诸书应该就是从这种东西发展而来”(《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46页)，前一句失于保守，后一句恐就不妥了。 　　　　楚帛书及秦简《日书》为现今所见最早之历忌专书，但择吉择日之类的思想，很可能早在远古时即已发端，因文献不足，仅可于传说中略见端倪，如《史记·五帝本纪》载帝尧时事云：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 　　此固不足视为信史，但历忌思想之源远流长，当已不难想见。至此，关于历忌之学的源流，或可得到如下之大致线索： 　　　　历忌之学至迟在战国时已颇具规模，自两汉而下，至六朝，再至唐宋以降，一直流传不绝；而其发展之终结，则可以清代集大成之《钦定协纪辨方书》三十六卷作为标志。 　　 　　 　　二 由典型历注项目看历忌之学之长久承传 　　 　　　　中土历忌之学的源流既明，其内容又常见于后世历书中，然而却不可简单地认为历书即历忌之学与历谱结合而成——因为早在汉简历谱中就已屡见历注，故历书之形成尚须待下文继续深入探讨。兹先考察三种典型的历注项目，该三项目在中土两千年历谱历书中一直不变，由此可见历忌之学承传之久实达到惊人程度。 　　　　反支。《钦定协纪辨方书》卷九立成将反支单独立为一类，作为“日神按月朔取日数者”。反支属凶煞类，由每月朔日纪日干支之地支决定。出土汉简历谱中，永元六年(94A．D．)及本始四年(70 B．C．)残谱皆注有反支。最引人注目者则为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元光元年(134B．C．)全谱——此为现今所见汉简历谱中年代最早的一份，其中所有反支之日全部注出。 　　　　关于反支的历忌在汉代已流行。《汉书》游侠陈遵传载张竦为贼兵所杀事，颜师古注引李奇曰： 　　　　竦知有贼，当去，会反支日，不去，因为贼所杀。桓谭以为通人之蔽也。 　　因信反支日不利出行，反误了性命。故《颜氏家训》卷七杂艺云：“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归忌寄宿，不免凶终。拘而多忌，亦无益也。”又《后汉书》王符传引述其《潜夫论·爱日篇》云： 　　　　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日：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 　　反支日不受章奏，自然可与张竦反支日不出行同视为迷信历忌之学的表现，而尸位素餐之官僚又可借此少办几日公，亦何乐而不为乎。 　　　　反支日推求之法，前人多引<后汉书》王符传李贤注所引《阴阳书》为据。但近已发现远较李贤注更早的文献证据，云梦秦简《日书》甲种有“反枳”章(简742——743反面)如下： 　　　　反枳。子丑朔六日反枳，寅卯朔五日反枳，辰巳朔四日反枳，午未朔三日反(枳)，申酉朔二日反枳，戌亥朔一日反枳。复卒其日子有复反枳，一月当有三反枳。 　　以汉简元光元年历谱考核之，与李贤注及《日书》“反枳”章完全一致。其推求之法可列表示之如下： 　　　　朔日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第一反支日日期六六五五四四三三二二一一 　　　反支日地支之一巳午午未未申申酉酉戌戌亥 　　　　反支日地支之二亥子子丑丑寅寅卯卯辰辰巳 　　由此又可知《日书》“一月当有三反枳”之语，应是指一月中连头带尾遇到三次地支循环，而不是指一月中有三个反支日(一月中最多可有五个)。 　　　　反支之说起源于先秦，在汉代历谱中已成历注项目，此后一直沿用不改，直至清末历书。且此两千余年之间，其推求之法及吉凶含义均无改变。 　　　　血忌。汉简永元六年残历谱有血忌历注： 　　　　十一日甲午破血忌天李 　　　　“破”及“天李”也是历忌项目，此不论及。所谓血忌，义为忌见血，其说在汉代已有之，《论衡·讥日篇》云： 　　　　祭祀之历，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杀之日固凶，以杀牲设祭，必有患祸。 　　杀牲必见血，故在血忌日行之即有祸患。又唐韩鄂《四时纂要》卷一正月云： 　　　　丑为血忌，不可针灸、出血。 　　　　丑为纪日干支之地支。血忌日之推求依据每月中某一纪日地支来决定，逐月而异，可列表示之如下：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本月血忌日地支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 　　血忌在唐宋历书中仍为典型历注项目，后世因之，直至清末，其推求之法及吉凶宜忌都无改变。 　　　　建除十二直。已出土汉简历谱中永元六年、本始四年、元康三年(63B．C．)及建平二年(5 B．巳)四种残谱皆有建除十二直历注。永元六年谱已将十二直逐日注出，后三种则仅逢“建”日注明——但功效并无不同，因其余十一可类推而得。十二直之说同样起源甚早，如《淮南子·天文训》云： 　　　　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已为平，主生；午为定，未为执，主陷；申为破，主衡；酉为危，主杓；戌为成，主少德；亥为收，主大德；子为开，主太岁；丑为闭，主太阴。 　　但对于这段话，两种传世的《淮南子》古代注本(习见之高诱注本及收于《道藏》中之许慎注本)都无说明。所谓主生主陷云云，语涉虚玄，兹不置论。而将十二直即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与十二地支相对应，则有其理论及规则，2000年相传不绝，数术家多能言之。近年更于秦简《日书》中发现十二直推求法则及其吉凶宜忌之详细说明。 　　　　近年先后出土两部内容相仿的秦简《日书》，一出于湖北云梦睡虎地，一出于甘肃天水放马滩。两《日书》又各分甲、乙两部。于相去千里之遥的华中与西北先后发现相似文献已足令人惊异，更奇巧者，两《日书》皆有论十二直之专章，且论十二直推求法则部分竟然文字完全相同!睡虎地《日书》此章原有标题曰“秦除”(甲种，743叫54号)，放马滩《日书》此章无标题(甲种，1—12号)，兹引前者为例： 　　　　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挚未、被申、危酉、成戌、收亥、开子、闭丑。 　　　　二月：建卯、除辰、盈巳、平午、定未、执申、枝酉、危戌、成亥、收子、开丑、闭寅。…… 　　　　凡十二月。其中盈即满，挚同执，杖同破。其含义为：正月从纪日干支之地支为寅之日起，依次逐日为建、除、满、平……十二日一循环；二月则以纪日地支为卯之日为建，逐日排列；其余各月顺十二地支之序依次类推。此外，十二直推求排列中还有技术性的约定和附则。 ② 　　　　十二直与反支、血忌一样，都属历忌之学中典型的日禁之说。关于十二直所主之吉凶宜忌，云梦《日书》“秦除”章中有详细记述——竟比后世唐宋历书中所见者还要详细，颇富参考价值，兹引录其说如下，其中明显的通假字已代以正字： 　　　　建日，良日也。可以为啬夫，可以祠，利早不利暮，可以入人、始冠、乘车，有为也吉。 　　　　除日，臣妾亡不得，有瘟病不死，利市责磐口口口除地，饮乐，攻盗不可以执。 　　　　盈日，可以筑闲牢，可以产，可以筑宫室、为啬夫，有疾难起。 　　　　平日，可以娶妻、入人、起事。 　　　　定日，可以臧、为官府室祠。 　　　　执日，不可以行，以亡必挚而入公，而止。 　　　　破日，无可以有为也。 　　　　危日，可以责挚、攻击。 　　　　成日，可以谋事、起口、兴大事。 　　　　收日，可以入人民、马牛、禾粟、入室取妻及它物 　　　　开日，亡者不得，请谒得，言盗得。 　　　　闭日，可以劈决池、入臣徒、牛马、它牲。 　　　　建除十二直之说在先秦历忌书中已如此完备，至迟在汉代又进入历注。又前述汉武时七家辩论娶妇吉凶事，七家中有“建除家”，可知彼时其说颇为流行显赫，而《日书》“秦除”章，当即建除家之说也。此后自唐宋降及明清，历书皆逐日注出建除十二直，与汉简永元六年残历谱相比，两千余年未有改变。 　　　　以上反支、血忌与十二直，仅为两千余年间历注中较突出者，其他项目中虽有一些沿革变化，但也不乏类似的长期承传现象。试以云梦秦简《日书》与两千年后之(钦定协纪辨方书)相比较，即可发现两者有许多共同项目，以至于将《日书》视为秦代的《协纪辨方书》，实在不算如何夸张。 　　 　　 　　三 由历注内容建立区分历书与历谱之判据 　　 　　　　历忌之学的源流及历注项目之长久承傅既如上述，则如何区分历书与历谱似乎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所幸笔者对迄今所能见到的汉简历谱与唐宋以降各历书进行全面对比考察后，终于发现，尽管历注大体上是由简至繁，粗看似呈现连续演变过程，但实际上历谱与历书之间竟然存在着一条明确的分界。而这一点对于历书起源问题来说显然至关重要，故有必要稍详论之。 　　　　先从对比典型样品人手。汉简永元六年残历谱是现今所见汉简历谱中历注最繁的一种，敦煌卷子后唐同光四年(926A．D．)历书则为敦煌历书中历注较简者，而宋宝柘四年(1256A．D．)会天历又是历注较繁的样本，兹将此三种依次各录四日以资比照： 　　永元六年历谱(《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437号)： 　　　　七月廿七日壬午开天李 　　　　廿八日癸未闭反支 　　　　廿九日甲申建口 　　　　卅日乙酉除 　　 　　同光四年历书(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所刊部分)： 　　　　(十二月)六日丁亥土开治病吉 　　　　七日戊子火闭野雉始鸲符镇吉 　　　　八日己丑火建上弦裁衣吉 　　　　九日庚寅木除嫁娶吉 　　 　　宝祜四年会天历书(《宛委别藏》朱彝尊跋本)： 　　　　(七月)十七日丙午水开参 　　　　寒禅鸣 　　　　天火白虎黑道天棒黑星天狱不举 　　　　不宜临政举官苫盖舍屋 　　　　人神在气冲日游在房内东 　　 　　十八日丁未水闭井 　　　　吉日岁前小岁对玉堂黄道天玉明星 　　　　神在月德合兵吉金堂母仓 　　　　宜阅教军师修建邸第补理墙壁祭祀神祗 　　　　血支人神在股内日游在房内东 　　　　十九日戊申土建鬼 　　　　小时天牢黑道土府五离 　　　　不宜穿凿动土扫舍安床远出还家受田破券 　　　　人神在足日游在房内中 　　　　二十日己酉土除柳 　　　　沐浴 　　　　吉日岁前天恩吉期兵吉兵宝官日阴 　　　　德鸣吠大明七圣神在 　　　　宜行恩释禁修饰邸第举官荐贤祀神请福安葬坟墓 　　　　昼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 　　　　人神在内踝日游在房内出 　　对比以上三件中各项历注，其由简趋繁固然显而易见，然而最重要、最关键之点则在于：永元六年残谱虽是汉简历谱中历注最繁者，已有建除十二直、反支、天李等历忌项目，却并无任何吉凶宜忌之结论。也就是说，历谱中虽注有历忌项目，但仅可免去人们推算之劳，而欲知该项目出现之日行事究竟有何宜忌，则仍须从历忌之书中去查检其结论——秦简《日书》即此种工具书之典型样本。举例来说，使用汉简历谱，虽能知某日为建、某日反支，等等，但还不能得知建日是否宜于人人、反支日是否利于出行之类。而另一方面，以上引第二、第三例为代表之唐宋历书，则已将历忌项目(当然较汉代增加了许多)与有关该项目之吉凶宜忌一起结合进来。在唐宋历书中，人们已可直接得到对日常行事吉凶宜忌之若干具体指导。 　　　　现今已知之汉简历谱实物凡十余种，年代最早者为西汉元光元年(134B．C．)，最晚为东汉建安十年(205A．D．)，跨越四个世纪之久。其中最简者仅载每日干支及个别节气，如神爵三年(59 B．C．)历谱；最繁者即永元六年谱。但所有各谱中皆无任何吉凶宜忌之结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现今所见唐宋及以后各种历书，或多或少，必有吉凶宜忌之历注(如上引同光四年历书中宜忌之说较少，而宝祜四年会天历中就明显较多)。由此遂可归纳出一条明确判据如下： 　　　　历书：历注中有吉凶宜忌之说者。 　　　　历谱：无历注或历注中无吉凶宜忌之说者。 　　　　上述判据不仅可为区分历谱与历书提供切实可行之法，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如下一项事实：即历书是历谱与历忌之学直接结合的产物。至此，探明历书起源及形成年代已成为可能。 　　 　　 　　四历书形成年代之考证 　　 　　　　历书既为历谱与历忌之学直接结合之产物，那么此种结合发生于何时?由上节所述区分历谱与历书之判据出发，已可在相当精确程度上对此作出解答。 　　　　现今所发现的古历实物中，自汉简历谱至唐宋历书，中间有长达四个世纪的时期几乎呈现空白。在此时段中只有一项材料可供考察，即通常所称的“敦煌北魏历书”。此件1944年被发现于敦煌市廛，1950年苏莹辉将其全文发表于《大陆杂志》(一卷九期)。奇怪的是，其原件现已下落不明。此件常被归入“敦煌历书”系列中论述，但它在年代上既孤悬唐宋之前，在体例上也与敦煌历书迥异，事实上此件只是一份历谱——而且是比任何现今所见汉简历谱更简略的历谱。故以下即称之为“北魏历谱”。北魏历谱有首尾完整之两年，因其体例在现存古历实物中极为特殊，且对以下讨论颇为重要，兹录其第一年之上半年谱文如次： 　　　　太平真君十一年历岁在庚寅大阴大将军 　　　　正月大一日壬戌收 　　　　九日立春正月节廿五日雨水 　　　　二月小一日壬辰满 　　　　十日惊蛰二月节廿五日春分廿七日社 　　　　三月大一日辛酉破 　　　　十一日清明三月节廿六日谷雨 　　　　四月小一日辛卯闭 　　　　十二日立夏四月节廿七日小满 　　　　五月大一日庚申平 　　　　十三日望芒种五月节廿八日夏至六月小一日庚寅成 　　　　十四日小暑六月节廿九日大暑 　　　　…… 　　每月仅列三日，于节气则极详备，另有社、腊、始耕、月会等注。历忌项目则仅有年神方位及建除十二直。非常明显的是，历注中并无任何吉凶宜忌之说，这与所有迄今所见汉简历谱一样。故依上节所述判据，此件属历谱无疑。 　　　　对本文论题而言，最重要之点是北魏历谱的年代——太平真君十一至十二年(450---451 A．D．)，它提供了现今所见历谱的下限。再将历书的上限与之参照，即可推知由历谱至历书的演变发生于何时。 　　　　敦煌卷子中保存有唐、五代及宋时历书共数十种，已知年代最早者为唐元和三年(808A．D．)，或者也可能是贞元十四年(798A．D．) ③ ，然而这还不是历书年代的上限。现今所见最早历书实物，系1973年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10号古墓出土之唐显庆三年(658 A．D．)历书残卷。兹录其七月一段如下，俾与上录北魏历谱对比： 　　　　(十)九日己亥木平岁后祭祀纳妇加冠吉 　　　　廿日庚子土定岁后加冠拜官移徙壤土墙修宫室修确 　　　　 硅吉 　　　　廿一日辛丑土执岁后仓母归忌起土吉 　　　　廿二日壬寅金破岁后疗病葬吉 　　　　廿三日癸卯金危岁后结婚移徙斩草吉 　　　　廿四日甲辰火成下弦阴错 　　显而易见，这已是典型之唐宋历书，历注项目虽不多，但其吉凶宜忌声容已可与宝祜四年会天历比肩。 　　　　至此已经看到：最晚的历谱为451 A．D·，最早的历书为658A，D”垂亚性别瞩调指出．在现今已见并可确定年份的全部古历实物中451 A．D．之前没有历书，而658A．D．之后没有历谙!由此当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自历谱至历书，其演变过程完成于451－658A．D．之间。今后伴随出土文物增加，上述时段或可望进一步缩小。 　　 　　 　　五 历书形成原因之推测 　　 　　　　历书之渊源及其由历谱演变形成之踪迹既如上述，那么此种演变之契机或原因何在，自然成为应该尝试解答的问题。笔者之见，此事或与以传人中土之佛教为代表的异域文化之启发影响不无关系。 　　　　451－658A．D．期间，正值带有中亚一印度背景之七曜术及自身成分复杂的印度天学在中土广泛流行之际。④当时各种异域传人的时日吉凶宜忌之说，与此后中土历书中逐日吉凶宜忌历注实在仅距一步之遥——将这些宜忌之说注于历谱，系于逐日之下即可。对此仍不妨用比较史料之法人手。 　　　　现存汉译佛经中有不少论及天学及时日吉凶宜忌之经晶。其论吉凶宜忌之法，常见有两种形式：一为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为“其精灵神验”之神，而非此七大运行之天体)轮流直日，每日当直之曜神不同，其日吉凶宜忌亦异。二为二十八宿(或二十七宿)与月球运动，月在天球恒星背景上运行，每日移居一宿，则每日行事之吉凶宜忌亦因月所在宿之不同而异。姑将此两种形式各引一例如下： 　　　　《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大正藏》No．1299)卷下七曜直日历晶第八云： 　　　　大七曜者，所谓日月五星下直人间，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复始，其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不宜者，请细详用之。…… 　　　　太阳直日：其日宜册命拜官受职见大人，教旗斗战申威，及金银作持况行医游猎放群牧，王公百官等东西南北远行，及造福礼拜设斋供养诸天神，所求皆遂。合药服食割甲洗头，造宅种树内仓库捉获逃走，入学经官理当并吉。其日不宜诤竞作誓，行奸必败，不宜先战，不宜买奴婢。……． 　　　　太阴直日：其日宜造功德，必得成就。作喜乐朋僚教女人裁衣服，造家具安坐席穿渠造堤塘，修井灶买卖财物仓库内财，洗头割甲着新衣并大吉。其日不嫁娶入宅结交私情出行，不问近远行大凶，奴婢逃走难得，禁者出迟，杀生行恶入贼者必凶。…… 　　　　荧惑直日…… 　　此为七曜直日吉凶宜忌之说。 　　　　第二种时日宜忌见《摩登伽经》(《大正藏》No．1300)卷下观灾样品第六： 　　　　……我今复说月在众星所应为事： 　　　　…… 　　　　月在毕日：宜应耕垦婚姻盖宅出财调兽裁衣等事，不宜责敛斗战造酒。其日雨吉。生者慈悲，多欲贪味，丰有财物，寿命延长。 　　　　…… 　　　　月在翼日：一切事吉。是日生者，端严殊特，聪慧强识，亡失还得。其日有雨，秋稼成熟。 　　　　月在轸宿：一切皆吉。宜调象马授官造池，不利窃盗。其日有雨必当流溢。生者勇健，盗而多智，长寿少病。 　　　　…… 　　此为月在各宿宜忌之说。 　　　　佛经中这些时日吉凶宜忌之说，在六朝隋唐之际广泛流传于中土。例如，《隋书》经籍志三历数类七曜术(或称七曜历)著作被著录者达二十二种。有人因诸书名中或有“历”字样，遂推断这些书为历法著作，其实按当时习惯用法，“历”字常作为日禁月讳之书的特征用语，亦即王充听抨击之“时日之书”，前引《宿曜经》第八品称为“七曜直日历”即一有力例证。又如，敦煌卷子伯三O八一，整理者拟题为《七曜日占法七种》，七种名目如下： 　　　　七曜日忌不堪用 　　　　七曜日得病望 　　　　七曜日失脱逃走禁 　　　　七曜日生禄福刑推 　　　　七曜日发兵动马法 　　　　七曜日占出行及上官 　　　　七曜占五月五日直 　　观其各项具体内容，实与《宿曜经》七曜直日历晶为同类作品。尤可注意者，这类作品也赫然出现于敦煌历书中，如《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伯三四O三)，为北宋初年历书(986A．D．)，开首即有“推七曜直日吉凶法”，直可视为前引《宿曜经》七曜直日历品之节本，稍引几段如次以资对比。 　　　　第一密，太阳直日。宜出行，捉走失。吉事重吉，凶事重凶。 　　　　第二莫，太阴直日。宜纳财，治病，修井灶门户，吉。忌见官，凶。 　　　　第三云汉，火直日。宜买六畜，合火，下书契，合市，吉。忌针灸，凶。 　　　　…… 　　又前引《摩登伽经》所示之月在各宿宜忌之说，在唐宋历书中也有直接反映，如前引宋宝祜四年会天历书中即注有每日月所在宿之名(本文所引四日依次为参、井、鬼、柳)。而历书中注明七曜直日(通常于日曜日庄密或蜜字，其余六日可类推)更为极普遍的现象。 　　　　如前所述，作为历书中吉凶宜忌之说理论基础的历忌之学．杯中+本自源远流长，其内容与稍后佛经中输入之异域吉凶宜忌之说也无太大不同。然而中土历忌之学长期未与历谱发生直接结合，历谱中虽有少数历忌项目之历注，但始终未能为日常行事宜忌提供直接指示。至历书出现，乃成为具有指示日常行事宜忌功能之直接指南。而另一方面，佛经中如《宿曜经》、《摩登伽经》等经品却具有同样功能(据笔者初步搜索，汉文《大藏经》中此类作品至少有十五种左右)。其中尤以七曜直日吉凶宜忌之说最为明显。七曜直日至为简单，无须推算，《宿曜经》七曜直日历品云： 　　　　忽不记得，但当问胡及波斯并五天竺人总知。尼乾子末摩尼常以密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此等事持不忘。 　　　　可知彼时中亚、西域及印度之人对此事已臻习惯成自然之境，中土摩尼教也是如此，此殆如今人之熟悉星期几，日期或有忘记而须取日历查检，星期几则通常不可能记错。由此推论，历书之出现或系受到佛经作品之启发，确实大有可能。当然，因文献不足，此事尚难成为定论。 　　 　　 　　六历书之繁盛及其原因 　　 　　　　历书在唐宋时代繁荣之盛况，可先由敦煌历书之年代分布稍见其大略。现今已知42种年代确切可考之历书，分布于798叫93 A．D．之185年间；此外尚有年代未定之残本至少九份，推而论之，其年代也当大致不出上述185年期间左右，故敦煌卷子中历书平均三年多即有一份。这一事实值得注意。历书固年年皆有，但敦煌卷子并非钦天监档案，而是五花八门，遍及古代文化许多方面，其中出现历书，并没有必然性。况且此处还必须考虑历书这种文献的特殊性质——时限问题：当新岁到来后，去岁历书按理已成废弃之物，不复为人宝爱，其他文献则不会有这一问题。如此而敦煌卷子中仍能平均三年多即保有一份历书，实为令人惊异之现象。若非历书已广泛盛行，且已深人世人日常生活之中，历书保存如此丰富密集殆将不可想象。 　　　　历书繁盛又可从雕版印刷之情况加以考察。敦煌历书大部分为写本，但亦有雕版印本，如唐乾符四年(877A．D．)历书(斯OO六)，为现今所见最早雕印历书；又如唐中和二年(882A．D．)历书残页(斯O—O)，为当时四川“成都樊赏家”雕印出售之私历。雕印历书在唐时已广泛流行，史籍中提到的印刷地点有长安、四川(成都、梓州)、淮南(扬州)、江东等处，印刷商号有“成都樊赏家”、“上都东市大刁家”等。兹略举唐代私印历书记载三则： 　　　　(太和九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旧唐书》文宗纪下) 　　　　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板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耒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全唐文》卷六二四东川节度使冯宿奏) 　　　　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徵节候，因争执，里人执而送公，执政日：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阴阳之历，吉凶是择，所误于众多矣。(《唐语林》卷七) 　　私印历书当然有商业动机，商人抢在朝廷颁历之前先自行编算(当然由民间术士进行)雕印发售，占领市场。“阴阳之历，吉凶是择”，百姓要从中得到日常行事宜忌之指示，他们日常生活已离不开历书，因而市场广大。利之所在，商人乃纷起违法印售。由此不难推知历书在唐代繁盛之状。 　　　　历书在唐代有时又被作为珍物之一种，赐予大臣以示恩宠，兹举一例，《刘禹锡集}卷十二为杜佑作《谢历日面脂口脂表》云： 　　　　臣某言：中使霍子磷至，奉宣圣旨……兼赐臣墨诏及贞元十七年新历一轴，腊日面脂口脂，……天书下临，睹三光之照耀；玉历爰授，知四时之环周。雕奁既开，珍药斯见。……命轻恩重，上答何阶?无任感扌卞屏营之至! 　　此为801 A．D．事。此“新历一轴”很可能也是雕印的，因此种颁赐多半不会限对杜佑一人，若同级官员皆有，则数量已不小，自以雕印为便。 　　　　历书之所以在唐代大为盛行，且此后长期不衰，其主要原因，似乎仍当从历书内容中求之。由于唐宋历书实物主要依赖敦煌卷子之奇缘方得保存下数十种，以这些实物为样本考察其内容是否有代表性，对此问题须先略加讨论。敦煌虽自安史之乱后已大体无法与中原直接交通，且中间又有六十年“陷番”时期(787—848 A．D。)，但长期保持着汉族政权，成为汉文化之飞地，这可从张氏、曹氏政权世世“遥奉汉家正朔”——虽自行编算历书但仍坚持用中原年号——得到有力说明。再以传世宋宝祜四年会天历书考之，上距敦煌历书中年代最晚者(伯三五O七，993A．D．)已260余年，但两者内容、格局皆大同小异。足证敦煌历书即使出于当地历术家(如翟奉达)自行编算，仍确属华夏传统文化氛围中之产物，其保存传世虽有极大偶然性，但以之为考察对象，所得结论仍将不失普遍意义。 　　　　历书中逐日所注行事宜忌之说已屡见前述，其功能为向世人提供日常行事时趋吉避凶之指导，可不必多论。此外历书还有另一类内容，带有普适性质，可视为历忌之学(中土旧有及佛经所传者，等等)结论规则之摘录，专供读历人举一反三，自窥门径之用。此种内容通常置于历书开首处。前引《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中“推七曜直日吉凶法”即其一例，同样内容也可见后唐同光二年历书(斯二四O四)等件。此种普适理论内容甚多，比如同光二年历书中讲解多达三十余种神煞直日之宜忌；另有建除十二直之宜忌、不同纪日地支之日的宜忌等，兹各引一小段以见一斑： 　　　　月虚日不煞生祭神，八魁日不开墓，复日不为百事，九焦九坎日不种口及盖屋…… 　　　　建日不开仓，除日不出财，满日不服药…… 　　　　子日不卜问，丑日不买牛，寅日不祭祀…… 　　此外尚有讲求修造方向吉凶之九星术(可以伯二六二三后周显德六年历书为例)、将人间姓氏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依次讲各姓行事吉利年月之“五姓利年月法”(可以同光二年历书为例)等等，不一而足。甚至有与历日毫无关系者，如同光二年历书中绘有一图，上亘北斗七星，中有冠带持笏神人，身后小童侍立，前一人作跪拜祈祷状，旁有文字云： 　　　　谨案《仙经》云：若有人每夜志心礼北斗者，长命消灾大吉。葛仙公礼北斗法：昔仙公志心每夜顶礼北斗，延年益算。郑君礼斗官长敬，不注刀刃所伤。 　　　　诸如此类。降及明清，历朝所颁历书虽有其大体固定之格式，但种种宜忌之说、择吉之术则仍一脉相承。 　　　　要之，历书之出现，将昔日历忌之学由术士之枕中鸿秘转化为家传户晓常见之物，为世人日常行事提供简明易懂之吉凶宜忌指导，很快成为素来笃信天人合一、讲究在选定之合适时空点上行事的古代中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之物。历书繁盛之主要原因，当可由此人手加以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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