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子 　　2002年5月7日星期二，北京的春夜，天高气爽，月白风清，这是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的夜晚，华灯满街，火树银花，大商场中早就客少人稀，已没有了往日抢购打折商品的人气。人们在家中度过这宁静的时光，调整身心，收心养性，准备在第二天开始新的工作和学习。 　　然而，暮色中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却是另一番景象，候机大厅内人头攒动，一片繁忙景象，大量来北京度过五一黄金周的外地游客都急于返回家乡。候机楼的廊桥对接着一架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麦道—82型客机的舱门，机舱内早已就坐的乘客有些正议论纷纷，因为维修的缘故，原定20时10分起飞的飞机延迟起飞，有些已疲惫不堪、昏昏欲睡。 　　机舱第6排的A6号座位上一位身穿灰色西服的中年男子感到舱内较热，站起身脱下西服，然后重新坐下。他把从西服口袋里掏出的手机放入随身携带的苹果牌牛皮公文包，当然手机早已关机。 　　20时40分，MD-82的两台JT8D-217A型涡轮风扇发动机发出轰鸣声，飞机缓缓地离开停机坪驶向跑道，驾驶员加大油门，飞机颤栗着冲向被跑道灯照得雪亮的跑道，飞机在加速，象一辆高速奔驰的跑车冲向跑道尽头，然后机头被拉起冲向漆黑的夜空，机身微微倾斜转向爬升，地面上的灯光构成的景物渐渐变小，飞机调整航向后平稳地向大连方向飞去。飞机将在一个小时后抵达大连周水子机场。这时，一颗明亮的流星划过漆黑寒冷的夜空。 　　2002年5月7日晚，静谧的夜，大连市三八广场附近的一所公寓内，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户上的玻璃静静地洒在室内，一对70多岁的老年夫妇、一位中年妇女、一位中学男生正围坐在餐桌前就餐，餐桌上摆放着一付碗筷，那是留给迟些回家的亲人的。直到一家人用完晚餐后很久，夜已很深，楼道里仍旧没有响起那熟悉的脚步声……。 　　2002年5月7日21时20分左右，在北京朝阳区某公寓内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节目，突然他感到心口一阵绞痛，而他本人从未发现有心脏病史，当心口的绞痛逝去的时刻，他也许并不知道他将从此失去他的亲弟弟苏科，那个人就是我。 　　第二节 噩耗 　　铃，铃……，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我拿起听筒，耳边传来母亲焦急的声音：“苏远，你弟弟苏科昨天去北京与老外会谈，买的往返机票，早上走之前说好晚上回来，可是昨晚他一直没有回来，手机也打不通，一直都联系不上，我们一夜都没怎么睡。我们给大连机场打电话一直都没有人接听，你是否可以查一下北京首都机场的电话，昨晚八点多钟由北京飞往大连的航班是否安全达？”原来是母亲从大连（我的大弟弟苏科家）打来的电话。“会不会是有别的事耽搁了，他今天才飞回大连？”我安慰道。“不会的，他以前出差不管到哪儿，如果不能按计划回家，总会给家里打电话的。”母亲说。我说：“好吧，我马上就给首都机场打电话咨询，然后给您回电话。”挂断电话后，我打114查号台查出了首都机场的电话号码，立即给首都机场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昨晚的所有航班均安全离港，到没到目的地只有向当地的机场咨询。我马上给母亲回电话，让她到大连机场去打听消息。搁下电话我就出门骑上自行车上班去了。 　　2002年5月8日早8时我准时赶到办公室上班。同事们在相互问候后谈论起过节期间的游览、购物的事情，而我早已无心听了，立即冲向电脑，开机上网，打开新浪网的新闻网页，一条新闻赫然跳入我的眼帘：“据介绍，5月7日晚20点37分，北方航空公司的一架MD82飞机B2138号执行CJ6136次航班任务，从北京起飞，飞往大连。飞机21时24分与空管部门失去联系。据地面人员报告，飞机在大连机场东侧约20公里海面失事。”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呆坐在电脑前一时没有缓过神来。心里只是在默默地祈望苏科不在那架飞机上。我马上给在大连的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昨晚8点多的那班飞机失事了并让她们到大连机场打听消息。 　　此后我在办公室如坐针毡，每隔一会儿就上一回网，一方面想在网上了解事故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祈盼苏科能平安回来。然而我看到的新闻为：“昨晚21时40分许，当地110指挥中心接到一农民的报警电话，称有飞机起火，之后，飞机坠落在距大连机场2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事故发生时，大连港劳务分公司职工刘吉庆正在港口装船作业。他说，看到一架飞机在空中盘旋两、三圈后，一头扎入海里，激起很高的浪花。 　　截至记者发稿时，事故现场已打捞上70多具遇难者尸体。据现场工作人员估计，有生还者的可能性较小。” 　　我又给大连苏科家中打电话，话筒中传来父亲颤动而且略带呜咽的声音：“苏科没了，大连民航来电话通知家属了，你妈到机场去了。”我只能默默地挂断电话。心中充满了悲哀。希望这一切不是真实的。但这个希望就象色彩缤纷的肥皂泡，片刻之间就破灭了。这时，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称他在网上看到了失事飞机机上人员名单中有苏科的名字。现在，我就象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落入水中，希望能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希望奇迹能够出现，希望搜救工作能发现生还者，但这种希望只是一厢情愿的美丽梦想，它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下午，我在网上陆续收集到如下信息：“事故现场已打捞上70多具遇难者尸体。许多尸体表面呈黑色，且衣服已脱落。估计是飞机舱内起火导致身上的衣服被烧焦，落入海中后又被海水冲走所致。据现场工作人员估计，有生还者的可能性较小。” 　　下班前，我决定向单位领导请假，乘当晚的火车去大连。 　　第三节 手足情深 　　在夕阳的余辉下，我乘车赶到一家律师事务所，与一位朋友介绍的律师见面，咨询一些工伤、保险、抚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正在与律师交谈时，我的手机响了。“大哥，二哥家出什么事了。”话筒中传来我的小弟弟苏东的焦急询问声，因母亲认为我小弟弟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在与我通电话时一再强调暂时不要告诉他这一噩耗。“没有什么……”我的话音还没落，小弟弟就抢着说：“大哥，你就别瞒我了，实话实说吧？我能承受的了。”我只好说：“你知道大连有一架飞机出事了。是的，你二哥就在那架飞机上……”。我的话音未落，手机中传来小弟弟和弟媳妇悲痛的哭声。在通话结束时我和小弟约定同时赶往北京火车站，在售票厅的门口汇合。当我见到小弟弟时，发现他的眼睛是红的，眼神是直的。 　　夕阳慢慢坠下山去，夜幕沉沉。天，黑暗下来。春夜拉上了它漆黑的幕布，月亮也躲藏到云层中。在北京开往大连的T82次特快列车上，我们哥俩喝光了一瓶二锅头和二瓶啤酒，一直在软卧包厢外的走廊上独立而不睡的小弟才睡去。我与他交谈中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我想替我二哥去死，为什么老天偏偏让他去死？” 　　列车在漆黑的夜色中高速行驶，车轮与铁轨的碰击声与37年前的声音的节拍略有不同，因为现在的铁轨是无缝铁轨。仍旧是软卧包厢，但已是物似人非。不由得使我回想起儿时的第一次乘火车长途旅行。 　　那是1965年12月，在二机部（后称核工业部）某设计院工作的父亲服从上级的安排，带着我们全家离开北京，前往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新建县，到新组建的研究设计院工作。那是一个荒凉的丘陵地区，距“文革”中关押邓小平的步兵学校不足5里路远。当时人们对这种离京“发配”的名词叫支援“三线”。我与苏科都是在北京出生的，从那时起我们全家的户口迁出了北京。当时母亲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永乐小学任校长，她完全可以与我们留在北京，但当时她义无反顾地随我的父亲去了江西。 　　当时京九铁路还没有修通，从北京到南昌必须要先到上海，然后再从上海到南昌。从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我们全家挤到一个软卧包厢，父亲、母亲、我、苏科，还有一直跟随我们生活的姥姥。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苏科比我小三岁，他还没有上学。 　　在火车上我们经常下象棋消磨时光。提起我们携带的这盒象棋，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在没有离开北京时，有一天父亲带着苏科去散步，正当路过一家商店门口时，苏科突然向爸爸提出了一个要求：“爸爸，我要买象棋。”“什么？你要买橡皮。”父亲以为从小就喜欢写写画面的弟弟要买橡皮。当走到柜台前，弟弟指着一盒象棋时，爸爸才明白弟弟在看别人下象棋时已初步学会了下象棋，于是爸爸高兴地买下了这盒象棋。 　　在阴冷的冬雨中我们在上海下了火车，出站后我们坐上了人力黄包车，人力车工人身穿打满补丁的蓝色布衫，在弥濛的细雨中吃力的拉着黄包车，将我们送到新亚饭店。因为那时没有出租车或是一般的人打不起出租车。苏科当时以为饭店就是吃饭的饭馆而吵闹着让父母带着全家人去吃饭，当全家人的这家饭店的餐厅吃完饭后，议论起刚才点了一道梅菜扣肉，服务生端上来一小碟菜后，大家用筷子扒开菜后，才发现这道当时花2角钱“高价”买的菜中只有一片切得极薄的五花扣肉。 　　在上海的冬雨中，我们打着新买的，当时算是十分新颖的，可以一按下按钮就会自动打开的黑布洋伞漫步在南京路上。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领略潮湿、阴冷的江南气候。游览了二天之后，我们全家又登上了由上海开往南昌的列车。当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列车驶到长江边上被分段顶上火车渡轮，我们全家坐在火车车厢里，看到长江中有一排正在建设的桥墩。这时列车员推来了南京特产盐水鸭叫卖，父子买了一只，用小刀切下一小块鸭肉喂给我和弟弟吃。弟弟嘴里嚼着鸭肉跑开去玩，父母每隔一会儿就大声召唤着让他回来继续吃。这鸿雁哺雏般的情景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我家的像册中有二张黑白照片，一张摄于我们全家离开北京前，照片中我和弟弟头上戴着式样相同的毛线编织的帽子，身着式样相同的灯芯绒上衣，脸上充满了稚气。另一张摄于“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苏科都头戴当时流行的军帽，身穿母亲自手用缝纫机制作的军装，手拿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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