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饶恕代替抗争 　　──纪念孙志刚 　　作为一个一贯为中国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辩护的基督徒，面对因没有暂住证，因此和警察发生了一点点口角，就被警察打死在广州收容所的大学生孙志刚悲惨的遭遇我与大家一样地悲痛、难过。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甚至也有时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所衷心拥护支持的政府属下人民公仆所作的吗？ 　　在我为我的祖国辩护的过程中经常碰上这样痛心尴尬的事，比如以反共、抨击中国现行宗教政策著称的海外华人基督教领袖赵天恩所举的例子：某些警察毒打不愿意到合法的“三自”教会聚会的家庭聚会基督徒领袖，甚至强迫他们吃下粪便、吃下洗衣粉。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我承认这样事实的真实性和不合理性，但是我不愿意自己整个人被那种愤怒的激情所控制，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事情肯定政府要负责，但是政府又负不起这个责任，因为死的人政府无法使他复生。作为刑罚凶手、在经济上补偿死者家属（我相信这些国家都会做）也只不过是一种平息愤怒的生者之愤怒消极的事后补救方法。这显示了法制的脆弱与苍白无力。 　　更积极的防范于未然的办法只是在道德层面提升整个民族的道德。使所有的执法者们都心里有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所有我份外的怀念过去被我们视为愚腐的吃斋念佛老太太们所竭力奉行的“走路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道德教条。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多么高的道德境界啊！但这又是一种多么低的道德境界啊，证明了我们整体道德水准的滑落。 　　试想，如果我们那些某某大学毕业头戴学士帽、硕士帽、博士帽的执法者、公务员们、官员们有这样尊重小动物生命到恐惧战惊的情怀，那么还会有这么多的只应该发生在电影、电视、小说里的把人不当作人的惨剧在今天的中国发生呢？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发生呢？ 　　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民主自由人权这些光冕堂皇的口号和某种先进的政治体制就能解决的，如果我们的社会没有了道德层面最基本、最古老的内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愿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后，无论我们的法律多么完善，无论我们的宪法中如何尊重和保障人的权利，都将难免只是将“人”当作“物”的恶法之治，都将难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悲哀的政治现实。无论我们社会的平均知识文化水平多高，无论我们社会的人均物质占有量多么丰富，都只不过是可怜的道德精神上的“穷人”。我们的社会都还是一片道德的荒漠。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中国。要知道这些惨案里面的凶手们，和受害者一样都只不过是一些在中国社会生活着的平凡的中国人，他们并不比其他平凡的中国人我、你、他道德上更堕落，更残酷，更无耻，更无可救药。他们只是没有估计到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严重后果而已。中国现在令人痛心的道德状况，出现许多这样的悲剧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国人都有责任。 　　试想，人人都痛恨那些趁改革之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既得利益者”，痛恨那些为了自己的一点儿利益的行贿受贿者，恨恶那些玩乎职守的官僚主义者。但是，如果我们诚实，我们中间的大多数都曾经干过诸如“走后门”、在自己的岗位上违背职业道德诸如此类的事情。生活在今天的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中国，我们并不是无辜的，我们都是凶手，又都是受害者！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要为那些凶手们开脱，为国家政府行政机关推卸在其中应负的责任。无论从维护国家法律尊严还是从为了凶手自己道德更新重生的角度来说，那些行凶者的确都必须为他们自己所做出的一切付上代价；国家行政权利机关也应该检讨自己在其中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执法人员的责任，保证并竭力预防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但是，我们还是要以饶恕代替抗争。因为对于凶手，从另一方面来说，凶手也是可怜的受害者。我们的社会真的要建立一种“惩罚”不是为了“杀鸡给猴看”的杀一儆百，而是为了“治病救人”的道德观念。对于凶手来说，比刑罚更可怕的是冷漠和憎恶，他们也应该是我们所关心同情的（当然不是说同情他们的罪行）。 　　我们饶恕凶手，我们愿意饶恕政府行政机关在其中的失职行为，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在这个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社会中我们也并不是无辜的，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暴力的革命也无法改变生活于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道德状况（甚至只会激发其中人性恶的一面，使十三亿中国人的生存环境、道德环境更加恶化），因此我们愿意放弃那种残酷的“刑罚有罪者”的复仇心态。我们愿意以饶恕的心态鼓励凶手改过自新，鼓励政府更好地管理、约束属下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愿意饶恕我们自己，鼓励我们走出那种刑罚有罪者残酷的复仇心态。 　　只是从此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存一颗宽容悔改的心，待人待己，对待政府。改变我们的社会要从改变我们自己做起──改变我们的一言一行，以此来纪念孙志刚和一切死于和我们同样丑陋有罪的同胞执法者的暴行及官僚主义之下的人们。 　　这才是真正纪念孙志刚们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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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3/5/3 9:1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