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雷颐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李慎之先生病危。这几天我们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我从他那里不断地了解李先生的病情。噩耗终于来了，敬爱的李先生还是仙逝了！ 　　 　　 　　1996年5月的一天，一家大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十一位学者的文章，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我读过以后以为，这些文章缺乏当代意识，许多话都是老话，唯一一个例外就是先生的文章，他是从全球化的立场出发的。我以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了解当代世界发展趋势，这样才可能有意义，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我的这种看法。我把文章寄给了先生（还有其他有关的先生）看，同时把我当时主编的《现代传播》也给先生寄给了几期，其上有我的拙作。先生回了信，赞成我的观点，并就我的文章和《现代传播》写了几句鼓励的话，肯定了我的一些优势。先生还对我表示了很高的希望，说我“完全有条件在把中国传统与现代结合并且推陈出新的学术研究中作出成绩来”。先生这些对我的肯定和对我的期望，都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这是我第一次与先生交往。当时我对先生知之甚少，简单地知道先生是当代中国的主要思想家。接到先生的信以后，我去拜访了先生。那是一个下午，先生的客厅有两只沙发靠窗并排着，先生在靠里一些的沙发上坐着，我在靠外的沙发上坐着，听着他的教诲。先生拿出了一下午的时间给我上课，主要是学者评论，20世纪的许多影响巨大的中外学者都评论到了。有的西方学者被世界舆论称为20世纪的大思想家，但是，先生却认为他的思想比较空洞和一相情愿。先生渊博的学问，独立而行的立场，使我大开眼界，深受教诲。先生给我的信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国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风范的问题，信很长，有三千多字，那次拜访，我得到了先生的允许，在《现代传播》上发表他的信，我取题为《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将它排在卷首（后来这封信编入了《中国的道路》一书），直到今天，我还以为它是我们刊物发表过的最重要的稿件。 　　 　　后来我们便经常联系。我的缺陷是读书太少，每次在他的面前，我都是无话可说，他的学问，他的思想使我说不上话，我只能静静地听。97年我读到了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和他夫人合著的《创造一个新文明》，其中认为，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共同存在于一起的我们这个世界上，信息文明国家有可能奋起建立自己的霸权，世界将发生最坏的流血战争。这种论述与托夫勒以前的学术立场不一致，他曾经认为，在信息社会到来的时候，世界进入相互依存的时代，物质主义是反动的。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托夫勒的战争不可避免说。文章寄给了先生看，在这之前，我曾经著文批评过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提出“文化就是力量”的口号，并且认为，人类迄今为止的社会都是物质社会，而未来社会可能发展成为文化社会。这些，先生都是知道的。那天，我去先生家里，先生认为托夫勒是有根据的，批批了我的天真。我离开先生家的时候，他在门口对我说：“你毕竟不是战争问题专家，不是国际问题专家。你的心很大。” 　　 　　1998年起我不再主编《现代传播》，1999年退休。之后，我就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和写作上去了。我无法摆脱宏观研究，继续研究文化力量、文化社会问题，想写一本书。2000年春天，我写出了四万字的书稿，是研究新经济与道德发展关系问题的。寄给了先生看，没想到，这次又是受到了先生的鼓励。先生在电话里对我说：“这篇稿件很有价值，应当发表，不然很可惜。它也使我对于人类的发展前景增强了信心。”接下去，我又写了发达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一部分书稿，又送给了先生看。那天先生住院了，他从协和医院打来电话，批评我说：“民族融合问题至少还要等一百年再看，你还是应当研究现实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给我极深的印象。1997年夏天，《太平洋学刊》编委会在三联书店二楼一间咖啡厅开会，讨论提高刊物质量和筹集经费问题。会议由先生召集和主持，先生把我和刚刚退下来的《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叫来列席会议。会上沈昌文先生提出了一个筹集经费的建议，他说，你们都是著名学者，把你们的文章编辑成册出版，再在媒介上炒做一下，会赚一些钱，用来支持刊物。先生说：“前年有一家出版社要出我的文集，我收集了一辈子发表的文章，估算一下，才有十来万字。我回绝了。”当时我真的吃惊不小，这样一个著名的大学者，竟然如此惜墨如金；而我却有了一点想法就敷衍成文拿去发表，还自以为不错。 　　 　　我这个人旁的本事一点也没有，就是喜欢关注这个不公平的、纷乱的、悲惨的世界将会走向何方。大概是因为这一点，还有其他原因，我怎样也摆脱不了被后现代主义所摈弃的所谓大叙述研究。但是，我又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精力很差，读书很少，学问很少，由我来研究这样的问题实在是自不量力。我想，先生批评我心很大，或许就是对这种自不量力的批评；我的这方面的研究稿件，曾经多次寄给在我看来水平很高的报刊，多没有被采用。我又想，或许在他们看来，我的这些研究是不可取的，至少是不是我这样的人可以研究的。但是，我还是无法割舍这种研究和写作。这几年我在撰写关于文化社会那本书的时候，心里老是有一种声音，有一位形象，这就是先生的声音，先生的形象。这个声音总是对我说：“你的这些研究根据充分吗！？你是不是犯了简单化的毛病！？你是不是以主观幻想代替客观现实！？”他是那样的率直，那样的严肃，毫不留情面。于是几乎我每天都在反省我的研究，几年了，我经常处在徘徊、彷徨之中，我数不清曾经对我自己的能力怀疑过多少次，每次怀疑都有先生在对我说话。 　　 　　今年春节我在电话里给先生拜年时，他说，我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影响，《现代传播》和以前也不一样了。我说，我离开《现代传播》已经四五年了。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先生以为我也受到后现代主义不好的影响。对于后现代主义，我有我的朴素的看法，它的合理的内核应当是边界不清，多元共生的思维方式。我不赞成后现代主义中的极端相似对主义，我以为，这种极端相对主义一旦成立，我们什么学问、什么文章甚至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还写过文章批评过极端相对主义。但是，当时我没有向先生解释，因为我的水平太低，我怕当面跟他争论问题。但是，我另有一点隐秘的想法。我写这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更新这些资料；先生所看过的关于新经济与道德革命的关系那四万字的稿件，是这本书的基础和逻辑起点，现在正在重新补充扩展，论述得更充分了一些。这本书将阐释“以人为本”空前伟大的历史意义，我相信这本书的整体框架是可以立的起来的。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努力，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等到这本书出版之后，就请先生看，我想他是会给予大致肯定的。这样会给先生一点安慰。哪里想到，先生就这样突然间离开了我们！ 　　 　　先生，自从有幸结识了您之后，我就一直把您当成我的老师，一个最崇敬的老师。现在您走了，但是，您将永远地活在我的心里，还会像以前一样，天天都在对我讲话，批评我，鼓励我。您学贯中西、思想敏锐、严肃认真，忧国忧民，无私无畏，不图虚名，您文章论题重大，大气磅礴，正气凛然，分析锐利，独树一帜。您是我心中的一颗星，一颗永远不会陨落的明星！ 　　 　　 　　先生，以我的浅见，您在中国知识界中最具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最具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先生的是最可贵之处。我们的知识界，我们的民族，如果没有普遍地建立起这种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此完全可以说，先生已去，但是先生的精神不死！ 　　 　　先生，在那封信里您给我的评价和期望是那样的沉重，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些话一直在激励着我。您一方面是我的批评者，一方面又是我的激励者。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写什么是现代，什么是先进生产力，什么是先进文化。您不是要我研究传统与现代结合的问题吗？这本书是落实您的期望的第一步。当我的书出版之后，我会将它摆在先生的灵前，请先生的在天之灵审阅。或许这本书不能出版，如果真的如此，我也会用书稿祭奠您的在天之灵的。 　　 　　（200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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