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先生告诉了我慎之去逝的消息，我的午餐就变成了向朋友讲述慎之的行传。跟朋友告别后，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穿过大半个北京城，慎之的音容笑貌伴我一路回家。 　　 　　我跟慎之打交道是向他约稿，他看不上我的杂志，同时又说从不接受约稿，但我把几期杂志寄给他时，他改变了印象；他曾经问我的办刊方略，我说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有关于时代的洞见，他逼问范文，我说别车杜庶几近之，他说别车杜的道路也很危险，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我大胆发了他的几篇文章，却让他也担心起来，他说我的感觉不灵敏，会闯祸的。但他有了文章，还是会给我一份。我无业时，他一度希望我去主持办一份与《大西洋月刊》类似的《太平洋月刊》，但谈了几次，终因他无力操作而作罢。 　　 　　1999年冬天，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借助于网络空间而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王康先生从重庆来，再三提到此文，说要写点儿什么。来年春，王康先生的文章没写出来，我却涂抹了一篇《慎之赋》。我没有给他看，但他看到了，只是说，写得还不够，还不清晰。 　　 　　 　　我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去他那里的机会多了起来，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转型是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他一再感叹后生小子无信史可参，问我能否找人重写中国历史，我因此陪同有志修史的张新奇先生去听他专论史的重要。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说，实在不行，唐德刚等人的书还是可以替代一下的。他对中共的历史更有兴趣，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写了多篇文章，对新启蒙、对反右等重要的历史阶段进行辩识，这些文章也成为我们认识反思历史的重要文献。我曾经应约为一家英文杂志写作《为什么中国人觉得美国恨中国》，我向他请教时，他说他们最清楚自己是如何参与设定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印象，我鼓动他能把四五十年代的这段历史写一写，他后来果然写了文章，不过跟我听到的还是有距离的。我把张鸣先生的两篇文章推荐给他，一篇是抗战胜利后中共的土改运动，一篇是共同纲领的前后历史。我对前一篇很看重，因为抗战胜利后中共是下乡分田，而国民党却进城抢钱，由此决定了两党不同的命运；但张鸣先生的文章却梳理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已经具有绑票的一面，开国后的历史早有了预演。他却对后一篇感兴趣，因为前者是他们熟悉的，后者却至今扑朔迷离，现在张鸣先生还原了历史的某种脉络，他以为这样一来，一个大致完整的中共历史就可以向后人讲述了。 　　 　　至于中国的转型，他是悲观的，但又显得极有耐心，用他的话说，我们只能慢慢地着急。我们设想中国的危难之局，总是叹息不已。能够维和吗？能够有德日的幸运吗？他说，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最为需要的是政治人才，经济人才。我们应该为这些人才的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后来，他又对我补充说，还应该寻求法学人才。曾经有人劝他组党，公开意见，以为以他在党内的声誉和在知识界的影响，会有应者云集的效果。他自承书生，不是这块料。但他对组织研究社团一类的事有兴趣，曾希望我跟他一起研究顾准，以三年五年的时间在中国建立一个顾准研究学会。我在他的感召之下，拿着他给的地址，跑到一家书店里买了一套《顾准文存》，回来跟朋友们鼓吹此事，却是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再见他时，他也是沮丧得很。但他还是中气十足讲话，他的嗓门儿是很大的。他总要做事，不能做事时，写作就是他的事业。他写文章很慢，他说每年年初会酝酿四五篇文章，然后就像酿酒一样以一年的时间把这四五篇文章写出来就很不错了。 　　 　　我劝过他把文章结集，他担心，谁会出版呢？自传和口述自传成为风气的时候，我也像其他人一样劝过他为社会留下一生的行状，他总是坚决拒绝。他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旗手，他也承受旗手的悲剧命运。他一度扬胡适，我提醒他可不能借此抑鲁迅；我被人目为愤青示警，向他诉苦时，他提醒我鲁迅就是中国真正的愤青。当我设立当代汉语贡献奖，并把首届奖给了他时，还没有通知他，他就在通过网络知道了，他奇怪自己跟北岛周星驰等后生一起获奖；但知道是我的主意时，他又坦然接受了。 　　 　　去年春，我的生活再度发生波折。我自绝于一切可能的体制，稿费不足以解决生计时，我只得寻找校对、翻译等活来做，这样“相交日已稀”，我自觉地断绝了旧日的交游，其中也包括他。我在北京的街头遇到沈昌文先生，听说他已经搬家，要到了新的联系方式，却没有跟他联系。夏天挥汗如雨地打工，整整三个月不曾写一字，三月后开笔第一篇《美国是否已经走下了神坛》，写作时曾经想过向他请教，但写后就发出去了。直到十一月，大半年后，一个朋友说起，见到了慎之先生，谈话之间聊起了我，老人很不满意，说这小子眨眼就不见了；我于是赶紧打电话，请罪，去他的新居，他的房子不错，只是太多的书零乱地堆积在客厅里。我谈到了年轻一代的生存方式，活着，为稻梁谋，他明白了，生或死，确实是一个问题；对比起来，我这一代比他们在生理上也会经受某种考验。 　　 　　他想卖掉一些书，我说让我先挑挑吧；下一次去他家，就把他的一箱《读书》搬回了家。我们经常谈得意犹未尽，他中过风，腿脚不好，我只有自己做主弄点茶水，我临走时，他坐在沙发里望着我出门，我出门时就把门轻轻带上；好几次我起身走时，他很不好意思地低声说道，唉呀，我们俩人倒还可以谈谈，你不知道，我跟老朋友都没有什么话可谈的了，我经常感到是很孤独的，那是很难受的。最有意思的是他的笑，那完全是孩子一样的笑，仰仰头，露齿哈哈，单纯，没有任何世情。经常谈着谈着他就开心起来，我都不知道一件简单的事何以让他笑了起来，以至于我在他面前疑心自己更老。有一次我去得早了，他有点感冒，还赖在床上，听到我叫门，开门后，自顾自地给自己做早点，冲麦片，啃麻花，吃完后再跟我谈话。 　　 　　他的精神是好的。今年春后，我在秦川先生的追悼会上遇到了他，我们无话可说，只是握手而已。到他家里，他才说到对老朋友的去逝的伤感；但他自己却很乐观，他说自己会在未来的十年内能够写出点东西的。我当时暗想，他还有此等自信，那真是一件好事。也就在那一次，我们谈到了老人问题，我向他吐诉了我久想表达的观念，我们的很多老人确实寿则辱的，他们僵化的思维跟他们反对的体制是一样的。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证明说他身边的老年朋友是多的，许多老人从体制里退休后，又在新的体制里挂名做事，而这些人言谈举止跟他们口口声声所反对的没有不同；有人长期躺在病床上却还不给别人以发展发挥的空间，他们从没有公民观念，更没有平民心态，对此他也无可奈何。 　　 　　但王康先生托送的《自由的历险》一书我却不能亲送到他的手上，他在电话里要我把书寄去，我听到他的声音嗡嗡地，问是否感冒了，他只是说，他在赶一篇文章，过一阵再见吧。谁知这就是他给我最后的声音。在网上看到他病重住院的消息，赶紧给他家打电话，得到的消息只是感冒引起的肺炎，我们只能祝福。《南方周末》的刘小磊先生，曾经创立过一个“李慎之网站”，他很关切地打电话来问我，我还一个劲地安慰他，因为我想到他还有十年要活。但怎么想到他就这么走了呢？有人还想再活五百年，他只想在今后的十年里把该写的文章写出来，谁想到命运如此弄人呢？ 　　 　　祭如在。古人的话是不错的，我在家里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有好几个朋友打电话来问情况了，他们都明白慎之先生在多难的中国社会里的意义。我们今天都在感受他，明天我们也会将他想起。生活中正是有他这样的人，我们的苦难和无望才有了新的含义。 2003年4月22日匆于京城芍药居。 　　 　　 　　附： 　　 　　慎之赋 　　 　　余世存 　　 　　1 　　 　　慎之不可赋，赋之令人忧。 　　 　　我的忧郁已不可言喻。 　　 　　然而我的心这样忧伤。 　　 　　 　　但是现代化是删除、无视人的忧痛和悲哀的。在工业时代的电影之后，新的媒体，视听、歌声、网络，几乎彻底地将痛苦逐出兴观群怨的领地。到处飞扬着快乐和笑容。“大本营、“总动员”、“周末驿站”……是一群媚笑和搞笑的生物在晃动，在制造，在舞蹈。 　　 　　 　　然而我的心这样忧伤，我听见“黄金在天上舞蹈”，牵动了我的思绪，倾听是歌者的黄金，然而我的倾听是这样抑郁。也许是我有病，我已年迈。我不具备现代性、后现代性。 　　 　　因为思君令人老。 　　 　　 　　君是谁？我倾听和思者的是谁？现代化、后现代、人民、国家、华夏、自己、生活、正义、快乐。 　　 　　难道我不在君之中吗？ 　　 　　所有那些以为自己在君之中的人们，所有那些怜惜、无视、侮辱或损害我的人，你们是有福的了。 　　 　　 　　但是，你们是有不知道的；但是，你们也应时生警惕之心。 　　 　　但是，我也是有欢乐的。我的欢乐在静静地流泪，我的欢乐如同悲伤。 　　 　　 　　2 　　 　　2000年前，我以京混（北京混混儿）之身混迹于北京街头的时候，有一天，在清园斋前遇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年轻学者高，高先生很认真地对我说，你能不能为我们，或我们一代人，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为什么我们不快乐”，我摇头拒绝了。虽然我正在为写作“2000年前的北京”而苦恼，但快乐，却是时时刻刻地体验着的。只不过我的快乐不可言说，如同悲伤。 　　 　　 　　能表达的快乐随处可见。2000年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的日子里，据说就有不少快乐。媒体告诉我们，十几亿人都庆幸自己生逢盛世，到处是“欢乐的海洋”。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确切地说，在那样一个夜晚，李慎之先生写下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文字，《风雨苍黄五十年》。最美好的创世，当然其人生也有着钧天大乐吧。但我知道，最美丽的最哀伤，一些永生的歌只是呜咽。李慎之先生在这篇无法公开发表却在网上以光电速度传播的文章中表达的心情也是凄凉的，凄凉而柔驯。这在我是有点儿出乎意料之外。在我与李先生不多的交往中，我知道他是很有性格很有脾气的。他孤傲，也以此自傲，目高于顶。对于当代的读书人或说知识分子，他是很有些看不上眼的。但我想，他并非学者，却能在中国的土壤上为自由主义“破题”，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并非知识分子，却敢说我不能在刺刀底下做官而辞去高官。这样大刚大勇的人是很有傲岸的资格的。因此，我只是在腹诽他老先生太上忘情外，对他实在是敬而且佩的。 　　 　　慎之先生的文章非常简单，他以自己的一生作为材料。“我们讲论我们所确知的，我们见证我们所看见的”。由此，我们知道我们民族是如何擅长于宏大叙事的。枭雄争战、民族进步的叙事无远弗届，每一个体卷入其中。多壮观的人生大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间开始了。“但在我的开始里写着我的结束”。“‘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运动几乎没有间歇过。连歌唱“时间开始了”的胡风也随后成为敌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清污，反自由化，89年，……独裁带来了几千万人饿死，带来了遍及国中的冤狱，带来了一个民族更严重的劣化沦落，以至于连邻居都不能容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井上靖给慎之先生发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但是，现实中居然就有无耻地自称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来阻碍一个民族及其数万万个体发展的事实存在。他们有着最好的目标，说辞。原来是梦，原来是戏，原来是牺牲。“斯大林死了，希特勒死了。”李慎之先生希望能像其他民族交出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清算我们民族的真凶和死敌，使我们民族真正走出数千年演绎的治乱循环。但是，历史的逻辑总是让小丑和戏子们来接管巨人的产业，仿佛不把人性的全部丰富的丑恶暴露出来就不能真正地信仰，就不能作出真正人性的选择，历史也就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于是，喜剧，闹剧，锦被遮过。历史中的英雄们尚不免加诸自己和他人进而加诸民族和人类的耻辱灾难，小丑们居然以为自己就能治平天下，牧民，畜民，能以自己的智力代替亿万人的心智和生命力。偏见、自私、懑憨，使世界成为僵硬、残酷，令人诅咒的无限的劣胜优汰，固执地和理想作对，挡住了我们，使历史停在这里受苦。正因为如此，慎之先生来为民请命，为民族请命，为历史请命。他告诉我们，在我们感觉良好的土地上，在我们五十年的历史里，在快要衰亡的专制形态里，不是没有快乐、理想、希望，但更多地是耻辱、灾难、谎言。 　　 　　匪夷所思。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居然在文字世界里直指人心而让我们目瞪口呆。假如说慎之先生的言行以前是面对着人群，他以孤傲掩饰了他对于我们时代的看法和意见，掩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受，那么这一次他背转身去面对历史和自己的内心，无望地诉说他来到这个世界漫长岁月所感受到的希望、欢乐和伤痛。所有那些名词、概念、主义、人民、文明，那些宏大的承诺、美好的包装都远去了，只有历史，只有内心。现代、复杂、世界，剥去你们的伪装吧，剥去你们的脂粉和油腻吧，让我看看你们是苦是乐，是幸福抑或悲哀。是的，赤脚走路，一身是胆。是的，奸恶虚戏，何尝堵万世悠悠之口。是的，每一个人凭借正义而获享有存在的自由。这是真正的大情怀，是中国传统的不忍之心，是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里的马克思敏感世界有违人的良心而作出的反应……。我似乎明白了慎之先生何以忘情，孤傲，白眼于世。横战，横战，……那里有着嵇康，阮籍，鲁迅……的身影。 　　 　　3 　　 　　书同文。我不知道在繁荣得让人厌倦的当代汉语写作里，还有没有慎之此文这样牵系众多的目光。所有那些“重要讲话”，千禧之旅，那些规范，旧体诗词，那些弑父宣言，那些新文言写作，那些俨然跻身于“世界”“大师”“不朽”行列里的言说，每一个汉字我们都认识了，每一句言说我们却如风过耳。众声喧哗，却少有让一个转型过渡的民族及其个体心灵获具历史感和现实感。在北京、贵州、纽约、澳门、皇上、总理、自由、民主、专制、民工、明星之间，我们是不相识的，不相涉的。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没有皈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如沙聚。 　　 　　但在这里有，在这里在，在这里有着良心并没有藏起或遗弃，在这里缘定着我们的前世、今生和未来。慎之先生把人心牵出来了，把我们早年具有而今已经忘却的家国心思天人历史牵出来了，把我们早年习得而今学步忘却的东方红、三国、七侠五义牵出来了。我们本来以为世界复杂人心不足以将其整合而任其破碎，就像我们在地铁里习惯了贱民一样的乡下人跟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从来无视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忘记了我们逃避的那些东西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哪怕我们推翻掉它们，我们逃到都市里，我们逃到现代，逃到西方，当我们以为技术、资本、文明乃至后现代大师是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内容，我们忘记了千年历史中的丈夫、学士、忠奸、侠客、大儒才是我们生命不变的底色。 　　 　　 　　不同的人都在称赞慎之的勇气，称赞这由智慧、阅历、学识凝聚的人心之作。左的、右的、自由的、退役的、党员、军人、青少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妇孺皆知，童子解吟，胡儿能唱，一时弦诵，洛阳纸贵（与今天的明星者流所体现出的西方文化中的轰动，注意力经济是怎样不同啊）都来到了这里，都在这里依稀看见了千年万年的根。因此，说慎之文章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形式，虽不中亦必不远吧。 　　 　　 　　4 　　 　　应该向慎之先生表示敬意，祝贺。 　　 　　在我们这个共同体里，由于强制，由于庸福，我们已经“四世同堂”了。除了大家族的压抑、言禁、自由欢乐的丧失，我们想象不出那据说曾出生入死，立过汗马功劳的人何以那样卑怯、自私，何以满口仁义道德，以诗书传家久长自居。事实上，我们谁也没理谁，我们生活在这里等于没有生活，我们存在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没有法子，因为我们不得不忍受他们。我们观看着他们哩。 　　 　　“时之不详，神降以观其恶”。 　　 　　他们背负了革命时代的荣誉，今天在百年千年的民族沉重里，他们也背负着对一个民族犯罪的名声，他们背负着作为一个人的罪恶和耻辱。他们是使一个民族发展为今天这样僵尸、木乃伊一样的人格形式，他们选择的他们必须承担，他们种下的他们必须获得。 　　 　　 　　尽管如许多朋友所说，这篇文章只能由慎之先生来写，他人是不可仿效的。但是，那些慎之的同时代人呢？那些同样“德高望重”者们，那些革命家一样的秀才，和秀才优伶一样的革命家们呢？他们居然以为演戏就能混得功成身退，就能吸引十几亿人的智力和想象跟着翩翩起舞？他们竟没有想过，保持一致，克隆出无数个失去心智头脑的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自己，安稳是安稳了，快乐是快乐了，但是一群傻子，戏子，骗子，无赖的混合断送了共同体和人的生存可能。这是怎样的民族，这又是怎样的文明？ 当然可以说，慎之一文庶几为他们一代人作了某种交待。的确也可以说，这是在净洗某些人（如果不能说一代人的话）的罪。 　　 　　 　　但是，无论慎之先生自己还是识者怎样解读此文的传统的一面，士或知识分子的勇气，报国尽忠之类，等等。我仍愿意与朋友们讨论该文在对当代汉语写作方面的意义。就是说，现当代汉语写作，借助于世界知识（西方知识）的进入而参照发展起来的关于汉民族的现当代经验及其意识，在持续的世界历史变迁和压抑的民族历史轮回里，在知识的生产传播流布里，也存在着一个知识的有效性和知识的含量问题。每个人都在抢着发言，每个人都援借外力（官，洋，集团，市场，金钱）宣布自己的写作和知识活动的权威合法。我们见过太多的现当代汉语写作，只在前提界定的情形下才具有意义，因为他们每有言说，都是以外来的知识为认识工具和目标价值，这种海市蜃楼般的言说活动虽然也繁复，滞重，但总体上飘逸、轻灵极了。另一方面，仍坚守新旧传统的汉语写作，多半沦为官学的附庸（哪怕是对立的立场）。在这些写作中，只见到写作本身，见不到人、历史和生活，只见到诞言、妄言、大言，既不表达我们的个人经验也不能包容我们的超验体验，既不能连续我们的过去也不能指明我们的未来。当代汉语写作多以词语为承载物，而少有担当自身和生活。因而，无论用语构词如何富丽，这类写作不具有知识含量，这类知识无效，对当代社会无意义。50年、100年的现代化史之于2000年的中国、5000年的文明算什么呢？后之视今，也许犹如我们看待秦隋、魏晋、晚明，看待古罗马。那么，今天那些无以数计的立言者们，那些炎炎大言者们安在？ 　　 　　 　　慎之先生的文字就在于具有的穿透力，因而成为具有普遍可传达的不朽文献。它以自身和生活为起点连接了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如果说知识是格物的，是测度历史和繁复的民族社会的，那么，慎之先生比大多数当代史或关于当代的说辞更清晰有力地刻划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因而，它是有效的，它增加了当代知识，由于它的出现，模糊的卑怯的当代汉语秩序发生了改变，那就是，由司马迁、曹雪芹、鲁迅荣耀过的血性人格见识的表达有了新的内容。如果说慎之先生为某些人洗了罪，那么他也在为汉语恢复名誉。即，当代汉语，不是政客们的重要讲话，也不是贪官污吏们的冠冕的说辞，不是地摊上用来堆砌明星、歌手、社会成功人士的垃圾，慎之先生明确了，学高于一切，文学是人学。写作、知识不仅是工具、手段，它还是人最好的朋友，坚定地看守了人的存在的边界和内容。 　　 　　 　　5 　　 　　这是请求，呼吁。“我呼吁”“我请求”，是如伟大的冰心先生那样纯良至善人性的体现。 　　 　　这是抗议，控诉。“我抗议”“我控诉”，如左拉所说，人民忍受了太多太长久的苦难，人民有权利要求个人的幸福。 　　 　　这是教训，呵斥。“你改悔罢”，如托尔斯泰所写。 　　 　　这是审判。任何人世间的荣耀和威权，必须经过人心的审判。李慎之先生教训了中国的精英，中国的统治阶层。因为本来官学、意识形态、利益集团是须受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实在之源来裁决的。其实在之源外化为学术共同体，当一个迈向新生的险恶之旅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中迟迟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共同体时，当其知识学术受雇于官于商，仰息于洋于书本之时，实在之源就直接降临世间，那就是活生生的人，脱去任何伪装的人。是的，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不错，在一个婴儿的泪水里，上帝的名誉都打折扣。所有那些世间的核心、中心、集体、主权，又算得了什么呢？而在我们民族的历史里，很少有人回到根本，我们的实在之源，“去以自己的火点燃别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这是慎之先生对当代汉语知识的有效性和知识含量所作的贡献。 　　 　　正因为如此，慎之先生受到了来自各类既得利益集团的敌意和冷漠，甚至受到了政治小痞子和还未入围的精英者流的嘲笑，受到了丧家的走狗们的狂吠。更值得注意的还在于，慎之先生受到了当代汉语的拒斥。当代汉语知识生产和流布在群雄逐鹿和划分范围的状态里，已成为了不同认识、立场和符号工具的混战又确定的集合。这一集合里可以找到利益、名声、荣誉、明星、大师、掌门人、黑马，就是很少找到真实而健康的性情。因为这一集合是排斥后者的。所有那些求名求利求仁求义者都可以归纳并购投降进这一集合。这一集合可以让人求名得名，求仁得仁，唯有面对具体的真实的人生及表达，它失去了把握，因而理所当然地沉默，封杀，拒绝让后者作为经验的材料和知识的成果参与共同体知识的生产演进。如果我们还记得，王小波先生生前也曾受过这一礼遇，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集合的模样和委曲，也不难明白慎之先生何以在集团之外，在千千万万的个体那里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和回应。 　　 　　6 　　 　　慎之不可赋，赋则背负百年千年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忧如何？求又如何？ 　　 　　也许我们只能慢慢地着急。是的，慢慢地着急。TO MAKE HAST SLOWLY。 　　 　　 　　7 　　 　　为写这篇小文历时半年，数易其稿，每起首而中断，意未尽而欲结篇，其间仿佛向秀作思旧赋，家国万端，生机变乱，不可胜说。然而郁结者，欲说还休，休又难止。以中国之大，文明之久之远，而经验和表达如此艰难！所谓热爱生命和生活者，可察衷心志意吗？可怜的人，我们离生活这么远，而离中国这么近！中国在我心中，中国如影随形。 　　 　　 　　2000年3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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