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将为2003年4月的中国，作两次悲痛的定格。 　　 　　9日，86岁的吴祖光先生去世，一颗中国的良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22日，80岁的李慎之先生去世，一个中国的大脑永远停止了思考。 　　 　　 　　吴祖光先生的角色是社会公认的：他是一个杰出的剧作家、诗人，他又是一因敢于仗义直言而屡遭磨难的知识分子。全国政协，几千名委员，有些真话，只有他一个人公开说出。 　　 　　李慎之先生的角色却难以给出一个社会公认的结论：说他是著名学者，但他生前没有教授、研究员之类的职称，到死尚未出版一本个人的文集或专著；说他是一个高官，他不但在最受官方赏识的时候，谢绝过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这样的要职；而且以不在刺刀下做官为由，辞去过中国社会科学副院长这样的闲职。 　　 　　他曾笑着说，到国外开会，有人称他是中国“自由派的头子”。其实，自由派之所以是自由派，只是气味相投，并无组织，所以也没有什么头子。 　　 　　 　　和他同龄的何家栋先生，两年前曾有这样的论述： 　　 　　“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在笔者看来，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再延续下去就涉及到活着的人，尽管会有争议，窃以为李慎之还是众多具有候选资格的思想家中领先的一人。在90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 　　 　　 　　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以自己的言行为当代思想史确立坐标的人。 　　 　　二 　　 　　李慎之先生留下的文字并不多。在被打成右派以前，写过《人民日报》观察家文章，给周恩来起草过公告，还写过一些记叙外交活动的文字，但那不是表达个人独特的思想。改正以后他再次参加中央文件起草班子，自然同样地是阐述官方的思想。他说起当时于光远、苏绍智他们力图使马克思的学说适合中国的改革，写文章兴致很高，而他自己却没有这方面的兴趣。直到1990年代，他才找到感觉，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最初，他一年只写两三篇文章，后来他的文章多起来，但公开发表又发生了困难。据帮助他整理文稿的一位朋友说，最后经他定稿的文章还不足40万字。一个思想家，到古稀之年才开始属于自己的著述活动，这在中外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然而，就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文章和言论，使他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泰山北斗。 三 　　 　　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强烈关注。因为他高瞻远瞩，思考的都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和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诸如现代化、全球化，全球价值和亚洲价值，外交和内政，民主和宪政，法制和法治，封建和专制，人权和公民权利，科学和技术，启蒙和新启蒙，革命和改良，自由主义，陈寅恪和顾准，胡适和鲁迅……许多问题经他提出，便成为中国知识界思考的焦点。例如从秦始皇到鸦片战争这两千年的历史，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接受毛泽东、郭沫若的说法，称之为封建社会，与之相关的思想体系，称之为封建思想。但李先生对此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从此，何为封建，人们便不能不能重新加以反思。 　　 　　 　　李先生的文章与纯粹学院出身的书生味道大不相同。他年青时代投身革命，既享受过革命的荣光，也品尝过革命的炼狱。大跃进失败以后，他已经猛省，回归自我，“削肉还母，剔骨还父。”到九十年代，他更是大彻大悟。他的笔下，学理思考和人生阅历熔于一炉，所以别有一种思想的穿透力。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文章在大陆已经越来越难以公开发表。一些媒体因为发表他的署名文章遭到麻烦的事情时有耳闻。体谅媒体的难处，李先生同意采用李中、李虚中、虚中等过去的名字。然而，好文章不在于署什么名。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他说起从《万象》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十分精彩，不知作者虚中是哪里的高人。我说那就是李慎之先生，他才恍然大悟。 　　 　　 　　李慎之先生的人格力量还在于，他一方面勇敢地解剖曾为之奋斗的体制，一方面勇敢地解剖自己的灵魂。记得去年秋天，他称赞南京中年学者邵建的《事出刘文典》是一篇好文章，说清了一个大问题。后将李先生的意见转告邵建。邵给李先生写了一封信，不久便收到李先生的回信。邵建读了这封信十分感动，原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对自己一生的痛彻反思！而李先生与邵建并不曾谋面。 　　 　　四 　　 　　第一次接触李慎之先生，是1995年夏天在中国社科院举行的顾准学术讨论会上。会场里就能感受到他是思想界的领军人物。当时邢小群还有一个对右派的系列采访计划，大约在1996年我们一起采访了他，请他对自己的经历作了简要的回忆。1997年，要出版《顾准日记》，丁东请李先生作序。当时他小中风，住在协和医院。他说，出顾准的书，我是要写的。半个月后，他支撑着病体，完成了《顾准日记》的序文。 　　 　　 　　以后在一些公共场合，多次听到李先生的高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关于民营经济的小型座谈会上，他对20世纪人类作了一个回顾。大意是说，社会主义无非是争取平等，资本主义无非是保障自由。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追求。但是，如果剥夺了自由，连追求平等的自由也没有了，所以自由先于平等。这样高度概括的思考，真是让人茅塞顿开。此等高论，恐怕在中国任何大学也听不到。 　　 　　 　　去年我们几个朋友编了一套《大学人文读本》，其中选了李先生一篇文章《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书印出来后，和出版社的责编一起到李先生家送书。两天以后，王毅问起此书里有卖，原来李先生向他推荐，说这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公民读本。丁东把这个看法告诉各位编委，大家都倍感鼓舞。李先生自己说过，如果有下一辈子，他想做一个中学公民教员。他还想为中学生编一套十二册的中学公民课本，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编的书，如果能对李先生的心愿有所补偿，也算是一种告慰。 　　 　　 　　和李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3月16日。那天李先生谈锋甚健，而且对于十几年前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也能清楚地记得。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思想活跃，心态达观的老人，竟在一个月后驾鹤西去！ 然而，我们确信，他的文章仍然活着，他的思想仍然活着。 　　 　　五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去世，中国知识界和公众一起郑重地表达了失去思想家的悲痛；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胡适去世，台湾知识界和公众一起郑重地表达了失去思想家的悲痛； 　　 　　今天，李公仙逝，我们又能如何表达失去思想家的悲痛呢？ 　　 　　2003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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