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去世了，网络上一片悼念之声。我过去对这位本家前辈不大关注，现在，既然关于他的信息开始向我的视野里频繁扑来，我“学而知之”，难仰泰山之全貌，且谈谈我的浅陋印象和看法。我决不缪托知己，但也表达一下我对一位去世的学界前辈的悼念。 　　　　李先生被一些学者看成是自由主义者，这确与李先生乐于与一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晚辈学者热心相交有关，也与他的思想对“自由”的重视而被一些人误解有关，但他显然不同于后来的一些专业的，以及狭隘的自由主义者。李先生的“自由主义”概念相当于“自由思想”，与专制主义对立。李先生在我看来是自由左翼，他早年投身左翼运动，一生未改左翼理想，他反思和批判了集权政治，在哈维尔那里寻找自由左翼思潮新发展的启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韧与复兴》一文里，李先生说：“自由主义意味着：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在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人人都享有自由，才可能形成一种制约的机制，使社会有序发展，如此才能堵塞产生专制暴君的门路。”这段话可以看出晚年李先生的思想的核心成分。李先生重视“自由”的思想，在人文价值里，“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联系到李先生从上个世纪一二九运动以来的在中国左翼思潮中的奋斗，对1949年以来的红色集权政治的反思和批判，和他仍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对自由的理解，由此可以认为，李先生是个自由左派。 　　　　在谈“自由思想”的时候，在推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在这篇文章里，李先生还提到其他各样的有自由思想的人物。由于此文是《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序，他特地提到北大的两位校长，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蒋梦麟也把“大度包容”作为办校方针。李先生称赞北大这个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中国二十世纪的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曾担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陈寅格，也是李先生推崇的“自由主义”者。陈寅格一生尽瘁学术，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后半生经历了极其险恶的政治压力，然而他到死也没有向政治权力低头，实践了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耳！”这让反思集权政治的李先生十分敬佩，他还专门写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文章，称赞“陈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怀遗恨，不屈不挠地为国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后世知所矜式，其意义、其价值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的。”李先生自己不也是晚年“为国人立一典型”吗？可谓言人说己、言行合一的人物。陈寅恪一生思想未大改，李先生在晚年反思、批判集权主义，但未放弃其青年时期确立的自由左翼之理想。 　　　　李先生的自由思想是与专制主义对立而建构的，这与他“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坎坷经历有关系。1949年10月1日，二十六岁的李先生陪同苏联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目睹了红色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升起，欣喜着：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然而，绝对想象不到的是，八年以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而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李先生，竟被他参与缔造的新政权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他身上！并且，他的苦难是长期的。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他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没有举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他有幸应邀参加在天安门的晚会，仍是“犯严重错误之身”。 　　　　李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里说：“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年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他写得最用力的正是对深受其害的集权政治的反思和批判，深深体会了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由此，他将探究的目光投向了久远的历史。在对“民主”的起源的探究上，他看到了古希腊文明的“民主”特例怎样逐渐发展普及成一种极好的世界性制度，也看到了同辈中国学者顾准对古希腊政治制度研究的深刻与精彩。他更是看到了五千年的母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由此，他深深共鸣自由左派大思想家鲁迅1925 年在回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劝中国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话。李先生批评一些狭隘的自由主义者的“屠鲁”：“鲁迅的话固然是愤激的话，然而却是一个只有对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有深刻觉悟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话。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垢病，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总体觉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去了，这真是可悲的事。” 　　　　李先生“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就是告别集权政治，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理想。然而，他终于遗憾地走了。不过，他给后人留下了走向他所希望的理想社会的启示的路，这是捷克思想家哈维尔给他的，也是给中国人的启示。那是李先生的最有冲击力的一篇文章《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是为中文《哈维尔文集》所写的序言，因了他的这个序言，《哈维尔文集》长期得不到出版的机会。 　　　　在这篇文章中，他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李先生推崇哈维尔的十分简单的答案：“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李先生赞赏哈维尔的看法：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 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 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换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由此路径，李先生设想自己的国家或可如哈维尔所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这是不是李先生的“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只有历史将做出回答。 　　　　我在久别乡土的韩国大田客居，心忧祖国，为当下正流行的非典瘟疫担心，也为祖国的社会结构的进步而期盼，我感到本家前辈李慎之先生的逝去是中国的一大损失。余世存说：“我在家里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有好几个朋友打电话来问情况了，他们都明白慎之先生在多难的中国社会里的意义。我们今天都在感受他，明天我们也会将他想起。生活中正是有他这样的人，我们的苦难和无望才有了新的含义。”这正是我想说的话。 　　　　200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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