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纪念园李慎之叙往
邢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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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先生讲话喜欢走来走去。戴着一副眼镜，脖子上还挂一副
眼镜。面带微笑，声音中气很足。李先生退下来前，是中国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知道的人说起他来，总是带着尊重的口吻。他在学术界知 名度很高，可是他发表的文字却很少。这对我来说是个谜。后来在采 访中，他告诉我，他平均一年只写三篇文章。可谓惜墨如金。但他的 文章一出来总是引起思想、文化界的关注。这就更引起了我采访李先 生的兴致。他先是表示不愿意和媒介有什么瓜葛。我再三说明我写作 的初衷，他才与我谈起他经历的往事 我一到延安，很多同志就把我当成老干部 我应该算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用延安时代的观念看，不管你是大 地主大官僚出身或者贫下中农出身，只要你上过学，就叫小资产阶级。 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讲话中，毛主席说过：不是无产阶 级就是资产阶级，你们不愿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一个人当，我就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话里的意思隐藏很深，这才能证明改造的必 要性。以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词就消失了，都变成了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再后来就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才会有荣毅仁这种 资产阶级左派和我这种资产阶级右派。 我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祖母守寡养大我 父亲。我没见过祖母，我姐姐没见过祖父。祖母出身书香门第，安徽 人。祖父是无锡的“米蛀虫”，是米行里的二货(二把手)。米行生意 本来就小，祖父又是小老板，祖母就觉得嫁到这家里很委屈。所以一 定要把我父亲培养成知识分子。我父亲立志苫学，考秀才没赶上。因 在大柜台前看书，还被老板狠打过。他在法院里当过录事；自己办过 在当地算是有些地位的报纸。后来有了稳定的工作，在县商会当文书， 月收入几十元大洋，仍不能供我们兄弟几人上大学。他又兼其他县商 会的文书，及上海《申报》、《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这些加起来 一百多元大洋，后来自己也盖了房子。 我是1923年生。在中学时，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 他最早让我看的是《公民》课本。那是王芸五编的一本书，一上来就 讲宪法：人民的义务和权利。还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他撕掉封 皮给我看，巴金的小说也让我看，这算是我的启蒙。后来，我主动找 各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哲学水平 不算高，但是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是相当深刻的启蒙，从那以后我 就对哲学感了兴趣。我读的第二本哲学书，是胡适的《哲学史大纲》， 还有一本《中国历史教程》，很薄，这本书对我非常刺激。它不按中 国的朝代讲，而是讲中国社会五阶段论：中国有甲骨文是什么时候； 产生铁器是什么时候；中国奴隶社会是什么时候，于是就觉得这本书 学问大极了。我从小读的古书不少，但没见过这样讲历史的。高中毕 业时我吐了血。吐血以前，身体已经极坏。后来我有意挑选燕京大学、 圣约翰大学来考，都考取了。但还是休学了一年后，才去上大学。选 择到燕京大学是为了异地疗养。我学的是经济。当时，我真是把马克 思主义当成学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讲经济的，所以，我学经济纯粹 是想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在燕京大学只呆了 一百天。当然，我若不是得了肺病，我在燕京读书会有一年零一百天。 我未婚妻是燕京1940年的学生，学英文；而我是1941年的学生，我们 俩是同年考上燕京的。从燕京出来，我就到重庆自流井曙光中学教书， 和谢涛在一起。教书半年，因宣传马列主义，特务要抓我，为了不连 累谢涛，我连夜翻墙逃跑。到了成都，找到共产党，让我去了《新华 日报》。 我未婚妻从燕京出来，先是到张家口去筹备外语学院，然后延安 把她调去搞广播。她去了延安，我也去了延安，但我们两人事先彼此 都不知道对方的去向。我本来是决定去香港的。抗战胜利以后， (新 华日报》和 (解放日报》同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央计划由《新华日 报》取代《解放日报) ，就从重庆《新华日报》挑一个精干的班子， 到上海筹备。重庆《新华日报》三首长 社长潘梓年、总编辑章汉 夫、总经理熊瑾玎都去了上海。还有搞国际的乔冠华，搞文艺的林默 涵、刘白羽，我和范建亚，也同周恩来一起到了上海。后来内战了， 要撤点，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去香港，如章汉夫、乔冠华等；一路去 陕北。去陕北的是少数。我本来是要去香港的，但他们说你爱人已经 去了陕北，你还是去延安吧。章汉夫给了我一张火车票，说明天你就 去南京，从今以后，咱们运气好的话，十年八年再见，运气不好的话， 就永别了。真没想到共产党胜利得那么快。我一到延安新华社，很多 人就把我看成是老同志，我的平级干部，有“三八式”，我的部下也 有很多是“三八式”。 毛主席每天要花时间看我们编的《参考资料》 我原来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王飞是主任。我分工管《参考 资料》(大参考)和《参考消息》。那时“大参考”的文字量比现在多 五六倍，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的方针，为 了追求实效，我决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三本，上午版六十四页， 中午版二十四页， 晚上版三十二页。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8点、中 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办公桌上。这样：“一日三参”，还都是 老五号字，每天都有二十三四万字，量很大。《参考消息》是毛主席 在江西提倡的，在延安时就有了。但《参考资料》是我们首创的。后 来因为江青骂《参考资料》：你们不想想，主席年龄那么大，要拿放 大镜看《参考资料》。从此“大参考”变成了大字。那时星期天是停 刊的。 江青又发话了：礼拜天主席要看《参考资料》，怎么没有了? 结果，星期天，节假日，都照样出刊。这句话，执行了二十年。那时 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去中南海开会前后，常要到国际部了解最新情况， 同时也要把中央讨论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讲的话，向我吹风，以便 作为我们搜集材料的指导。还有“苏共二十大文集”，出了二十本。 这也是我们搞的。 波、匈事件以后，毛主席就想到，他所得到的最多的消息都是从 《参考资料》上来的。就派他的秘书林克来找王飞和我。林克曾在我 手下工作，1954年秋在《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任上被调到毛主席身 边工作，帮助毛主席看《参考资料》。那时如果在世界上找对苏共二 十大了解最多的人，我算一个。那时我年轻力壮，一天十几个小时地 干。毛主席每天都要花时间看我们编的《参考资料》。当然无论什么， 他总是用他的眼光看问题，别人改变不了他。苏共二十大对我们国家 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毛泽东来说，非常意外。看了赫鲁晓夫报告后， 人们的反应有两个极端，虽然我当时真是睡不着觉，但是我是相信的。 因为我看过很多苏联清党文件以及乌克兰大饥荒报道，尤其看过一本 书叫《我选择自由》。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后来赫鲁晓夫报告对其 时间、地点都有印证，看来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造谣，我相信了；另一 类人就不相信。毛泽东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一方面，斯大林曾给中国 共产党出过一些坏主意；另一方面，毛可能很早就意识到斯大林的问 题。苏共二十大报告的中文版，是朱总司令参加苏共二十大带回来的 俄文稿，由代表团的译员翻译的。吴冷西对我说，苏共二十大以后， 中共中央书记处几乎天天开会，这是我党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会议 主要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要求我们国际部 搜集全世界对此问题的反应。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一 起编的《批判斯大林问题集》，在搜集各国的反应方面，可以说是最 完备的。其实国际问题一直是新华社的专利，而新华社的国际新闻就 靠我们了。参编部和国际部从分工范围上归我管。如果说需要把资产 阶级的新闻经过无产阶级过滤，为我们所用，作意识形态转换，我就 是这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 中国写“观察家”文章也许是从我开始 中国写“观察家”文章，也许是从我开始。抗美援朝时在开城， 我写过《开城观察家评谈判局势》，发回国内上《人民日报》头版头 条。乔冠华说，你行啊，这类文章我是写了好多年，才学会。我开玩 笑说，我资格比你老，我1946年就到延安了。作为意识形态专家，我 确实有经验。1957年以前，周总理重要出访我都要跟着去。亚非会议， 写丁关于《亚非会议的介绍》；日内瓦会议，写了《日内瓦会议日记》、 《日内瓦会议最后的报导》。这都是捧场，很难写。周恩来真正的处 境，是不能如实写的。只能把矛头对准美帝国主义，到底美帝国主义 怎么破坏亚非会议，我也不清楚。周总理最大的功劳是压倒了尼赫鲁。 尼赫鲁很骄傲，把周总理看成比他低半辈。他把自己视为这次会议的 教父，老训人，人家都不买他的帐。周恩来比较谦和。我还直接给总 理起草公告。我是外交部的客卿，总理要出国，就找乔冠华，乔就来 找我。有时是总理直接点名叫我去。所以我应该算是个红干部。 1952年让我当了几天打虎组长，就忽然调我去朝鲜，以红十字会 名义去交换俘虏。在谈判没结果时，又被组进政府的文化教育考察团， 到苏联和东欧考察。一个多月后电报来了，说朝鲜又要动了，让我回 朝鲜，调查战俘情况。在朝鲜还有两个人和我一块调查，一个叫潘方， 曾是和朱总司令一起的人；一个是贺秉宣，六十五军军长。我们调查 的这些人都被刻过反共抗俄的字。那里的情况，给我刺激很大。我曾 回国向萧华汇报战俘情况。我说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战俘不容易回来， 因为共产党认为战俘是丢人的，是犯错误的。萧华听了哈哈大笑，说 中国人哪个不想家啊。我又一个人返回朝鲜，传达他们的思想。又给 俘虏做解释工作。什么是解释工作呢? 两个印度兵夹着一个我们的战 俘来，我们的首长对他说：你是受了欺蒙的，你们刺了几个字不是你 们自己的责任。回去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些人还是表示不回 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告被俘人员书》是我起草的。但是美国人是 拿来录音机对他们的战俘讲话的。他们对俘虏说：你们回去是什么什 么样的待遇，我们有国家法律，我们会按法律办事；你们如果不回去 要判一年徒、刑。你们的工资到回去那天去领，都攒在那里了；如不 回去就全没有了。结果他们的人都走光了。后来只有一个人没回去， 现在在山东济南，娶了中国的老婆。这对我又刺激很大。我觉得一个 法制的国家，是讲道理的，最后能取信于他的战俘。贺秉宣作了大量 调查，就如何改变我们的战俘观等问题写了本书。朝鲜战争的美国战 俘，回去照样当将军，甚至当到中将、上将。中国的战俘一回来就完 了。而他们在朝鲜是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的。我们对战俘太严厉了。 我被打成右派，是和我提出“大民主”有关系的 你知道吗? 我被打成有派，和我提出“大民主”有关系。《毛泽 东选集》第五卷323页有这样一段话：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 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 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 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 民主、”小民主讲法很形象化，他们就借用这个话。 这段话说的就是我。毛主席封我是司局级干部，其实我当时的职 务是处级，因为我是十一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不 过是司局级，因为过去它隶属于新闻总署。1982年，我在玉泉山起草 “十二大”文件，胡乔木把我叫去，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当年主 张‘大民主’的李慎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波、匈事件后毛主席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 国际部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时，我和王飞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 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联系吴冷西对 我讲过的一些话：“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毛主席 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 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对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 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 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 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 建立宪法法院；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要搞点改良主义……”我这些都是 针对毛主席的话引发出来的。我以为自己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 席之所好，没想到真是南辕北辙。后来吴冷西对我说，毛主席的原话 是说：“大民主就是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 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要上大 街。我是说过，我们现在是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但是确实没有 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所谓大民主，是指国 家在大政方针上应该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什么是小民主太多呢? 这 也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是建国七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 刚过去。那次调级，我一方面坚决反对上级领导给我个人的提级，另 一方面又对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的现象 十分反感。来的人都说自己什么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少 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比他还晚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 少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 倩。而且这样的结果，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级，半 年不太平。此外，分房子啦，调工作……一概是如此，待遇一点不能 少。那些爱整人的人，在这些问题上是整不了人的。我的小民主太多， 就是这个意思。我心里想的大民主太少，是指制度问题，而毛却认为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我们这一代人从小一方面参 加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有民主理想。原来认为社会主义就是高级的 民主，共产主义是最高级的民主。这个错误，恐怕从马克思开始就是 这样的。他们觉得公有制还有什么不民主? 后来吴冷西还专门找王飞 和我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 说，“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林克知道了毛 主席的讲话内容，又来找我，问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 意。我没觉得和他有什么关系，只是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 想法。我的大民主是针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是因为敌人已经被打倒 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又去向主席解释了一遍。 主席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 同。” 前面只是说我被打成有派的背景。如果说关于大民主，毛主席说 过批评的话，但说过后，他可能就忘了。有些人传言我是“钦犯”， 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是误会。我只能说这三个字深刻地留在了 他印象里。我不是“钦犯”。而定我有派的材料第一条罪状，我万万 没想到，是说我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我大为惊讶! 批判会上没有 人这么说。况且，我主持的每天三本书毛主席是表扬的，说新华社的 工作做得很好嘛。 我自认为是党的宠儿，是中央机关的先进工作者，很有党性，和 党赤诚相见。但也有人说我的右派言论是最多的。当然，我说话也没 边儿。因为我从没有经历过运动。我觉得我的背后是吴冷西，吴的后 面就是毛主席呀。我们党有个传统，就是党报总编辑可以出席政治局 常委会议。这也是从从苏联那里学来的。邓拓原是《人民日报》总编， 他虽是新闻界的老前辈，但对国际问题不熟悉；况且从江西时代起我 党国际消息的来源就完全集中在新华社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开会 问到国际上的最新情况时，邓拓同志实在是心中无数。后来由吴冷西 代替邓拓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吴冷西不但领导着当时掌握全部国际 消息来源的新华社，而且曾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国际部主任， 因此在中央会议上能够做到有问必答。吴冷西在那时是我见到的头脑 和口齿最清楚的人，他一去毛泽东就喜欢上他了。他的国际问题高参 是谁? 是我。我们国际部主任王飞同志搞过运动，比较紧张。他是老 延安，我是1946年才去的延安。我不以为然，不认为我犯了错误，随 后就同周恩来出访亚欧十一国了。后来我想，为大民主太少，小民主 太多这两句话，理所当然得当右派。 右派不说平反说扩大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在扩大化里。反右开 始是1957年6月8日， 但是处理、降级、放逐、开除党籍都是1958年3 月以后。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是后期扩大化，所以有的人都是后 期扩大进来的；有的人还是后期补课进去的，一直补到1958年年底。 新华社党委除一个人外，都不同意划我右派，说明我人缘还算好。但 由不得你。说到后期处理，也很有意思，像我们这些所谓掌握政策机 密的人，明天早上要批判了，今天晚上还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该怎 么看? 1958年3月8日，支部通知了我，你已经不是共产党了。真好像是 离开娘的孩子。我给毛主席写了匿名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我对党的感情吧。我当了 右派，降了六级。以后，大约有一两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