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四年（1130年），在福建路的建州、江西路的吉州和虔州（赣州）、湖北路的鼎州（常德）等地，先后都爆发了农民反抗南宋统治的斗争。其中，以钟相领导的湖湘地区的一次起义，规模最大，历时最久。 　　 　　钟相是鼎州武陵县人。北宋末年，武陵县的一些从事“农亩渔樵”之业的农民，曾以钟相为中心组织了一个社。入社的农民，为了保证生产能及时进行，共同攒积钱财作互助共济之用，因而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②。此后加人这一团体的人越来越多。 　　 　　针对着北宋末年统治集团的横征暴敛和官僚豪绅的兼并搜刮，钟相提出了一个拯救时弊的政治主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③。这个主张提出之后，环绕武陵县几百里内的百姓都“翕然向往”，跑到武陵去求见钟相的人，“络绎道途，莫知其数”。到南宋建炎年间，湖湘地区的人民既苦干南宋统治者的苛敛，又遭到金军的蹂躏，还连续遭到马友、曹成、孔彦舟等几个溃兵游寇集团的窜扰。他们为了生存，亟需拿起武器展开斗争。到建炎四年春天，便以钟相为首，揭起了反抗的旗帜，建立政权，国号楚，年号天载。 　　 　　为了实现“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钟相宣布：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税赋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缚①。 　　 　　起义军把斗争目标首先集中在当地的那些剥削者和统治者。他们宣布要诛杀官吏、僧道和卜祝等不从事生产的寄生人群，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不许伤害②。这样的一些口号和行动，受到湖湘地区人民的热烈拥护，起义不久，洞庭湖四周的鼎、澧、潭、峡、岳、辰诸州所辖的十九县，除个别县城之外，都归入起义军的掌握中了。 　　 　　居住在鼎州城内的豪商官绅地主，为要把起义军消灭，竟把孔彦舟匪军勾引到鼎州城来。孔彦舟遣派大量匪徒混入起义军中，建炎四年四月，里应外合地打进了钟相的营寨，钟相父子被他们俘获杀害。但起义军并没有被消灭，他们又在杨么郎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全部起义军都是兵农相兼，“陆耕水战”，平时从事耕种，敌人前来侵袭则登舟作战。这样坚持斗争一年以后，起义军所控制的地区已经东达岳阳，西达枝江，北至公安，南至长沙界内了。 　　 　　从绍兴元年（1131年）到四年，起义军曾连续把南宋派来进行“剿讨”的水军打得大败。湖湘地区的地方官吏，在宫军屡次失利的情况下，也常有人派遣说客到起义军各首领的营寨中，试图进行“招安”；伪齐刘豫及其臣僚也不只一次派人到起义军中，约其顺江而下，与伪齐配合，共取南宋首都杭州。但每一个被派到水寨中的人都被起义军处死了。 　　 　　从绍兴二年以来，南宋政府先后派遣程昌禹、王■、折彦质等人率领大军到湖湘对起义军进行镇压，每一次都被起义军打得大败。王■对起义军所采用的手段非常残酷，他“纵其部曲，捉杀农夫，剽掠杀伤，莫知其数”①。然而，在绍兴三年冬的鼎江（今沅江）之战，王■所率领的崔增、吴全两支水军却全军覆没。尽管如此，在受到大量敌军屡次围攻之后，起义军在洞庭湖外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和交通孔道已渐次失落在敌军手中，因而“兵农相兼”和“陆耕水战”的办法逐渐不能实行。起义军既不能再去生产，水寨中的食粮和物资便日益短缺。于是，在起义军的首领和士兵中有人发生了动摇。恰在这时，南宋政府派遣岳飞率兵前来镇压。岳家军到湖南后，一方面把包围圈缩小，扼守住所有的重要路口，加紧了对起义军的经济封锁；另方面又派人潜入起义军营寨中对动摇分子加以利诱。岳飞在周伦、杨钦等人投降后，更进一步“因敌人之将，用敌人之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并采用了各个击破的办法，在很短的时期之内便把起义军的全部营寨攻破了。 　　 　　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岳飞攻下了杨幺的营寨，杨幺被俘不屈，被岳飞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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