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上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往往是民族主义分子尊重儒家传统，并对中国的民族英雄大加称赞，甚至还以中国的民族英雄来教育日本人。 　　 　　他们把中国的这些“东西”“偷”过去後当作培养日本人忠君爱国思想的好教材。 　　 　　幕府时代，日本政治思想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就是：把南宋的中华民族的英雄们和日本的武士道联系起来，从而使中国的民族英雄的精神成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支柱。 　　 　　据说，幕府末期，高喊“尊皇攘夷”，要求幕府把政权归还给天皇，抵抗西方列强侵略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大都以我国的民族英雄，尤其是以南宋末期的抗元志士们为榜样。其中以文天祥为最。 　　 　　其实，早在三百年前的江户初期，朱子学者浅见絅斎(jiong1 zhai1)就把南宋末期的志士们的业绩推崇为“本朝武士之鉴”。据说他的著作《靖献一言》描写了包括屈原、诸葛亮在内的、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尊皇思想的八位中国志士的生涯故事，其中特别称赞了南宋的民族英雄。 　　 　　这本书成了江户时代武士社会中最畅销的著作。在尚未废除“（武）士农工商”等级制度，实现“国民国家”之前，也就是说在实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很多武士在冲向对方阵地或战败自杀时，都喜欢高咏文天祥的不朽诗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日本进入明治时代前夕的幕末，这本书对“尊皇思想”的鼓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少“志士们”的圣书。这些“志士们”的“不怕死精神”以及“对理想的强烈信仰”的源泉和模范就是这本《靖献一言》。“明治维新的志士们的胸中，应有着鲜明的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英姿，这支撑了他们的精神，驱使他们进行了力挽狂澜的行动”。藤田东湖、吉田松阴、广濑武夫等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其中藤田东湖的《正气歌》还为幕末的“志士们”所爱唱。 　　 　　这本书还成了教育日本武士如何面对生与死的必读教科书。特别是文天祥，被认为是对日本武士道精神以及武家哲学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重要人物，是忠臣义士之鉴。直到二战日本战败之前，日本国语教科书还登有文天祥的故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一些右翼分子居然还想让这本书作为日本中小学的读本“以唤起早已失去的爱国感情”。他们还认为这本书对推动日本的明治维新起过很大作用。 　　 　　另外，被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痛斥所不齿的朱子理学，竟然也是日本武士们修身养性的必修之科目，是形成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特别是朱子理学所强调的正统王朝只有一个的“正闰论”，即“尊皇攘夷论”和“大义名分论”对日本的影响相当大。可以说正是朱子理学才确立了武士道的“忠”，即武士对主人忠诚的观念。 　　 　　日本幕末时期，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压迫下，日本的统治者德川幕府签订了不少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对此，大都出身于武士阶层，受“正闰论”影响颇深的日本民族主义分子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招牌，强烈要求维新，逼迫江户的德川幕府把政权交还给日本天皇以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制，以此抵抗西方列强。为此还有不少人流血牺牲。不过，明治维新成功、日本得以迅速发展後，极力主张“富国强兵”和对外侵略扩张的也是这帮家伙。这些人还极力想把本来只属于武士阶层的“武士道精神”灌输给全体日本人，这一点他们似乎做得很成功。 　　 　　明治以及後来的昭和期间，激烈反对废除汉字的日本右翼分子大都也出自这些人建立或者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组织。例如，1942年，当日本政府发表《标准汉字表》，准备“将来逐渐取消准、常用汉字”时，就发生了由日本右翼分子所组织的激烈的反对运动。右翼大头目头山满（注）等15人联名上书表示反对，认为“汉字乃应神天皇时代作为国家公用文字采用後，长久以来就作为日本国字而尽其使命、汉字实际上早已转化为日本国民性命之不可分部分。这种（指“将来逐渐取消准常用汉字”）阻止汉字发展，否定和压抑使用汉字的‘制限思想’，和从前毒害过日本的‘限制生育’、‘限制军备’等有何区别？” 　　 　　我觉得很遗憾的是，历史上，日本人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主义学去後用来培养其国民的爱国尚武精神，用作迅速推动日本改革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甚至还用作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精神力量”，而我们却没能用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民族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以至于屡次遭到外敌的侵略和奴役。而且，也许是因为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落後了，也许是因为曾受过满清两百六十七年统治而丧失了自尊自信自强的缘故吧，有不少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诋毁我们的民族文化、诋毁我们的民族主义、诋毁我们的民族英雄。直到现在，甚至多提一下民族主义，就有可能被人认为是在破坏民族关系！还有人不但批判岳飞、文天祥的愚忠，甚至还拿岳飞的《满江红》的歌词大做文章，批判岳飞对少数民族的“残忍”。当然，还有不少人居然把当年文天祥、把文天祥同时代的人们所痛恨的敌人当成统一中国的“民族英雄”来歌颂。 　　 　　更令人沮丧和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所编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中国古代史部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思想教育》一文中不但把包括沿海、长江、珠江、闽江地区、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蒙古地区、西北地区、甚至海南岛、台湾等在内的大片国土的开发，中国的农产品，中国人的食物开发归功于人口只占6.7的少数民族（------如此一来，占人口93.3的汉人岂不成了碌碌无为，懦弱无能的民族？），还说什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世界上如此对待占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的民族历史、贬低其民族英雄，甚至在“教学大纲”中公然说不得称之为“民族英雄”的国家，能找到几个？除非该国的统治者本身为外来的征服民族，其目的是为了抹去其统治下的人们的民族意识以利于其统治。 　　 　　这样对自己的民族历史的解释、对自己的民族英雄的评价，是否不但达不到教学大纲中所提到“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阐述，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能初步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观察与思考，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使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学生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初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具有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素养。”的教学目的，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数千年来尊重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会不会因此消失，人们为了一时一事的要求会不会任意曲解历史？ 　　 　　这样的教学内容会不会削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民族意识，搅乱人们的是非观念？既然那些成功地侵略了中国、征服了中国的人们不再是奴役屠杀他民族的罪犯，而是为中华民族开拓了疆域，完成了统一大业，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辉煌贡献”的兄弟民族，那麽拼死抵抗他们的人们自然也就成了阻碍他们做这些贡献的跳梁小丑了。不但如此，说不定还成了不顾国家利益、不顾中华民族利益，不愿意与他们拥有同一家庭，置千百万人民的生命、福祉于脑後，热衷于闹分家，打内战的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呢。事实上，现在不就有人在丑化岳飞、文天祥、郑成功、郑经吗？而那些卖身投靠这些兄弟民族，引狼入室，残杀同族，为这些兄弟民族“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就了这些兄弟民族的“伟业”的奸臣汉奸们自然也就成了顺应历史潮流，实现民族团结，完成统一大业，为人民带来了和平的大英雄，大救星了。那麽将来有一天又遭到外敌入侵时，究竟还有谁愿意去学霍去病、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等人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献身呢？因为这些人都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的“内战人物”嘛。说不定真有不少人不但不去抵抗外敌入侵，反而以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施琅等人物为榜样去助外敌打同胞以完成“统一大业”呢。 　　 　　“亡其国必先亡其史”，以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和历史人物，还要以这样的方式教育下一代，不但起不到培养健全的民族精神的作用，不但无法让左右国家未来与前途的下一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不但无法让全体中国人树立起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是否还会起消除中国人身上仅有的民族气节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否会使中国人养成一种不分是非，不尊重历史的习性？是否会使中国人形成一种扭曲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不正常的人格？对此，深感忧虑。 　　 　　再说，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理由，过分强调其他民族的历史作用（例如明明是公然分裂国土的行为，却歌颂为“抵抗汉人的民族压迫”“为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过分贬低自己民族的历史作用，甚至连流传了千百年的，不但为汉族也为其他民族甚至其他国家的人们所崇敬的民族英雄都要贬低的话，会不会增强其他民族独自的民族意识？过度的少数民族意识会不会助长其民族的分裂意识？而这反弹过来，会不会引起汉人对这些民族意识大增的民族的反感？会不会因此破坏中国人之间的团结？歌颂那些历史上明明是分裂祖国而独立的“少数民族的国家”，例如西夏、例如女真的“後金”，会不会削弱人们对大一统中华的意识，模糊人们对“什麽是分裂、什麽是统一”的正确认识？既然建立诸如西夏、“後金”的行为不但不是分裂国家，反而是对中华民族做了贡献，既然这些“王朝”还在“历史书”能与中原王朝平起平坐，也是正统王朝，那麽会不会也有民族以此为由，即也要用建立他们的国家或者政权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贡献”？这些问题及其後果，难道真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历史上的种种教训，难道真没有人认真总结吸取过？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国外的历史经验也应该重视，也值得去研究！ 　　 　　2001-4-24-23:13初稿， 　　2002-7-3读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所编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後重修此文 　　 　　～～～～～～～～～～ 　　注：头山满（1855-1944年），为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右翼巨头，原为日本福冈藩士。曾因抗议警察镇压了以前原为首的不满士族们的反乱而被逮捕入狱。西乡隆盛反叛政府的西南战争被平息後不久出狱。他创建了政治团体也就是黑社会组织“玄阳社”，鼓吹“大亚洲主义”，推行强硬外交路线，是当年日本企图侵占中国、蒙古以及东南亚等国的黑幕之一。 　　 　　他曾接近过孙文、蒋介石、汪精卫以及菲律宾的独立运动领导人。并和宫崎滔天、犬养毅、山田良政等人援助过孙文。头山满还为因反袁世凯失败而到日本避难的孙文提供了秘密住所，并保护过孙文的安全（日本政府对孙文怀有戒意，至今日本外务省还保存着当年监视孙文的记录，也有袁世凯等人派到日本暗杀孙文的刺客）。 　　 　　孙文与头山满等人曾保持过良好关系。宋庆龄接受孙文邀请她赴日本与他共同生活而到达东京後就住在头山满家里。对此，研究孙文的学者，神户大学教授中村哲夫曾说过：“头山是孙文真心信赖的为数很少的日本人之一。孙文喜欢守信用的人”。另外，孙文在病逝前的最後一次访日时，曾表示希望会见能代表日本的人，也就是头山满。此外，蒋介石与头山满也有过较深的交往。蒋介石1927年下野後的赴日之行依靠的就是头山满，而且就住在头山满家的隔壁。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都曾反对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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