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立国时，汲取晚唐藩镇之乱和五代兵革教训，乃“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新设立的枢密院三衙统兵制，“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治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使兵权完全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而“将从中御”固然使有宋一朝不再遭受晚唐及五代兵革之祸，然而前线将帅不得不受幽居深宫远离前线的皇帝及其三两宠幸之臣之遥控而无法根据前线情况随机自处，同时也造成了“兵不习将，将不知兵”之严重后果。同时，宋改唐之府兵制为募兵制，由于宋有意之重文抑武，武人地位卑下，所募之兵更在脸上刺字以防其逃跑，募兵成了所谓“招刺”，无异招耻， 故经久承平之后，兵源匮缺，招刺必滥，使庸兵惰卒大量存在，而造成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募兵只有养之，兵员素质底下就以数量代之，造成冗兵。北宋初年有兵22万，历八十年到仁宗时就达126万，兵多而不能战，却消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到了神宗初时，“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再者，宋采用强干弱枝之策，结果边防几无能战之兵。神宗时王安石深查此弊，曾推行省兵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试图扭转此一极不利之局面。惜变法未几告败。北宋兵制的此些陋弊，是导致北宋亡国的直接原因之一。 　　 　　　　三衙统兵制到南宋基本已名存实亡。高宗南渡初年，宗泽出任东京留守，整顿军队，部署战事，造“决胜战车”千余辆，更沿河广筑壁垒。同时联络大河以北民间武装，组成了号称百万之留守司军，成为建炎初年主要的抗金力量，使南宋初时呈现出颇为有利的态势。惜高宗一意主和，只愿以河为界，维持残局，使得这些有利的局面终于不能维持多久。到了宗泽去世后，继任之杜允断绝了与北方义军的联系，使抗金力量被极大削弱，杜允更在兀术军攻陷长江后投敌。 　　 　　　　建炎四年（1130年），高宗“诏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其将佐并属枢密院”；绍兴五年（1135年），高宗再诏“神武系北齐军号，久欲厘正，宜以行营护军为名”，改韩世忠神武左军为前护军，以淮东楚州（江苏淮安）为大本营，兵8万；改岳飞神武后军为后护军，以鄂州为大本营，兵10万；改刘光世军为左护军，先后以池州（安徽贵池）、庐州（合肥）为大本营，兵5.2万；刘于绍兴七年被除兵权，所部郦琼率4万兵投敌，故本部名存实亡；改张俊神武右军为中护军，以建康为大本营，兵8 　　万；改吴阶（换王旁）军为右护军，以兴州（陕西略阳）仙人关为大本营， 兵7万。除了这些正规军外，此外还有禁、厢、土军等约二十万，但因其“皆为监司、守臣、兵将官冗占”，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成了无用之兵。这是高宗秦桧为绍兴和议1141年）而罢除韩、张、岳三大将兵权前南宋兵力及其部署的大体状况。 　　 　　　　从前面亦可看出，即以正规军论，宋有兵合约四十万，更有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同时北方更有不可计数之分布各地的抗金义军从侧后翼牵制金兵力量，此一情况和北宋末年靖康前后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能妥为筹缪，则这一局面还是颇为有利的。然而赵构为私己计，一味妥协求和，使这一有利局面终于全部丧失。 　　 　　　　建炎初，金兵第一次南犯，高宗听从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之意见，罢主战之李纲、张所、傅亮等之职务，同时向南鼠奔至扬州，并把防御线由黄河一线南移至淮、汉、长江一线，使得金兵分左、中、右三路轻易即渡过黄河，并在不到三个月之内即占领了西自秦州、东至青州一线之广大地区。幸赖宗泽在汴京全力抵抗，及北方抗金义军在敌人后方对其之有效牵制，才使金兵不得不于次年撤军，并退至黄河一线，以集中精力打击北方抗金力量， 解除后顾之忧。由于此一时期，高宗不但不联合北方抗金力量反攻而弃之不 　　顾，更于同年七月遣使奉表请和，才使得金太宗赢得时间全力把北方抗金力量镇压下去，从而能安然地于同年十月分东西两路军，第二次南犯。 　　 　　　　由于已无后顾之忧，金兵的第二次南犯十分顺利，一个月之内，连下相州、德州、济南、大名等州县，明年（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攻陷徐州。 金兵闻知高宗在扬州，即遣骑兵五千奔袭之，二月，夺楚州（江苏淮安）、 天长（安徽天长）等地。高宗再次仓惶鼠蹿至杭州。不久，金兵攻陷扬州， 直追至瓜州不得而返。由于金兵受淮西义军挟制，加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使得骑兵行动艰难，不得不把大军主力北撤，只留部分兵力在两河、江淮间袭 　　扰。 　　 　　　　金兵的两次南犯，使高宗更是魂飞魄散。建炎三年七月，高宗决定偏居杭州，放弃淮河一线，退守长江，以固守东南半壁。金太宗知其鼠胆，遂更 有得寸进尺之志，并于建炎三年十月，乘宋兵江防未固之机，由兀术统兵， 分东西两路第三次南犯。由于高宗只和不战，使宋军战斗力锐减，将不用命，兵无斗志。很快，金兵之西路军就占领洪州、抚州（今江西）。东路军则在兀术率领下，将高宗一路穷追至昌州（今浙江定海），使得高宗不得不在漂泊于浙江温州、台州之间的风雨飘零的漏船之上，可怜巴巴的渡过了三个多月时光。 　　 　　　　由于金兵不习南方水土，加之以在南方各地受到各地流散军民的顽强抵抗，使其不久只有被迫北撤。在退至镇江时，被浙西制置使韩世忠部所遏， 不得渡江。兀术无术自脱，愿还所掠求假道不许。黄天荡一役，兀术更损兵甚众。天无绝人之路，关键时候，总会有汉奸主动跳出来为侵略者磕头请命，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独特而很让人惊异的景观。在兀术走投无路之时 ，有福州王某教金人火箭，射世忠舟之顶蓬，火发人乱，使兀术得以绝江而去。宋史言世忠以八千拒金兵十万或有夸言，然查金史亦言兀术渡江为世忠 　　所遏、久之乃得绝江而北之一说，则韩部抗金得利一事，要为事实。自此之后，兀术对南犯常心有余悸，以为“江南卑湿”不易夺，使东南半壁得以苟存百有余年，韩世忠功不可没。 　　 　　　　东路军受阻，金兵乃集中全力从西路用力，试图控制长江上游，从西北迂回包抄。宋金自此在以战略要地陕西为主之西北地区僵持了近五年。宋军在张浚之指挥下，固守川陕防务，建炎四年正月，金兵攻陷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北）；九月，张浚督调四十万宋军与金于富平（今陕西富平东北）决战，这是宋金之间最大规模的对抗，宋军败，陕西落入金兵之手。宋秦凤副总管吴阶（换王旁）收余兵退保大散关东之和尚原。 　　 　　　　绍兴元年十月，吴阶与兀术所率之十万金兵战。宋军坚守秦岭要隘，同时有义军出奇兵袭击金兵侧背，断其粮道，三日败之，宋军俘其首领及甲兵以万计，兀术中流矢二，独以身免。这是他南犯中原以来最大的一次败绩。 此役使金人始不敢轻视宋军。不久宋军继以仙人关大捷，金兵再不敢图陕南，更无法远图四川，陕南之局乃定，西部防线得以固守，而这对南宋之得以偏安，又是极为关键的。南宋由于受高宗一味求和所限，未能扩大战果，借此机会从西、东两路同步出击，直追穷寇，一鼓作气把它们赶出两河，甚至 　　到了后来再继之以顺昌、偃州等大捷之后，宋军也不得不被和议之策自缚手脚。只图私己之得失的昏君及其所豢养的如秦桧那样的走卒，其误国竟至于此！ 　　 　　　　要而言之，南宋初期的军事态势，较北宋末期靖康前后，已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能妥为利用，联合各地义军，将帅用命、百姓拥护，收复山河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可恨赵构以一己得失，置国于不顾，只求苟存偏安于半壁； 可恶此一时期又有如秦桧那样的佞臣，一味顺从，投其所好，残害忠良，使得南宋初期所形成的有利抗金态势，终于尽数丧失。以此观之，赵构秦桧之罪亦谓大矣！近代大史家陈垣谈宋史到论及秦桧害飞之案时曾不无愤恨地指出：“宋高宗之戮岳飞，乃假手于秦桧也。。。宋高宗诚中国罪人哉！父母 　　宗族，均为金人所虏辱，而犹妒功忌能也；妒功忌能之不已，而尽委其罪于他人，险哉高宗，彼秦桧乃为之傀儡，愚矣！。。。蛇无头不行，秦桧蛇耳，高宗乃头也！” 　　 　　　　“秦桧蛇也，高宗乃头也”，蛇无头不走，头无蛇难行，这应是对赵构秦桧这一对豺狼主仆的千古定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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