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历史剧《康熙王朝》的放映引发了郑成功后裔的非议。我想，这不单是一个历史事实的是非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如何对待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的学术问题。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我国悠久的古代历史中，曾经产生过许多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有弦高、申包胥、勾践、屈原、辛弃疾、岳飞、文天祥、陆秀夫、史可法、阎应元、王夫之、郑成功等等。到了近代，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产生的爱国主义者如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洪秀全、洪仁、邓世昌等等更是史不绝书，为数众多。人们对于近现代史上反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容易理解，没有不同的看法，而对于古代的爱国主义却有一种糊涂的观念，甚至带有虚无主义倾向，这就是试图否定古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与爱国主义者，更有甚者还试图肯定历史上的卖国贼出卖主权与领土、分裂祖国的罪恶行为，把民族叛徒说成是促进民族大融合的英雄。这种论点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主义的观念。 　　 　　　　学过中国古代史的人都知道，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所爱的国是楚国，楚国的疆域在今天的长江中游及其附近；越王勾践所爱的国是越国，其疆域位于今之浙江一带。如果我们没有历史上的国家观念，那么，古代的吴、越、秦、楚在今天都是一家人，无论是侵略被侵略，都可一笔勾销，反侵略的光辉历史和民族精神也不值一提了！但事实上，每当中华民族遭逢深重国难的时候，屈原投江而死、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总是在鼓舞着人们满怀信心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毫无疑问，它已成为全民族的宝贵的爱国主义思想遗产。 　　 　　　　千余年来，到过杭州西湖的人，莫不对岳飞塑像肃然起敬，对秦桧夫妇鄙夷唾骂，是非观念深入人心。可是，如果非历史主义地对待岳飞与秦桧，疑义就产生了。今天，我们早已不是大宋的臣民，神州大地找不到宋、金的分界线，女真族与汉族同属于中华民族，已然都是一家人了。能否因为岳飞所爱的国家已不存在，岳飞就不能被称为爱国主义者？秦桧也不是卖国贼？这样明显错误的非历史主义论点，绝少有人公开宣扬，可是类似的论点却偶有所闻。例如：明末的叛将施琅，借荷兰水军攻击郑成功，曾受到郑成功最严厉的惩罚，可是却有人把他颠倒为可与郑成功比美的英雄。固然，爱国与卖国并非以对一家一姓忠诚与否为标准，但是，正直的人们从来不赞赏在国家被侵略、民族受凌辱之时的变节投降行为。满清消灭明朝的战争并非是一场单纯的改朝换代的国内战争，它带给被征服民族的灾难与痛苦也长期未能消除，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成了各民族人民的大监狱，所以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长期存在，直到二百余年后的辛亥革命仍然把反清作为鲜明的主题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与国家的立场是很鲜明的，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国家观念加给明末清初的人民，那个时代的国家、民族观念鼓舞着史可法、阎应元等不畏强敌，困守孤城，阻挡清军铁蹄南下。他们那种不计个人利害安危、为国殉职的崇高形象，永远为中华民族子孙所敬仰。即使在当时，也博得满族正义人士的钦佩。其他如大思想家、大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也曾奋力抗清，失败后隐居不出，终身不应清廷的征召；还有势单力孤的黄道周等也誓死抗清，留得正气在人间，与洪承畴降敌求荣、为虎作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爱国志士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博得后世人民的长期敬仰。 　　 　　　　那么，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会不会影响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兄弟民族关系呢？不会的！因为正确判断任何问题的是与非都应该“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这是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是不可违背的原则。历史上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感情有它产生的特定背景，决不容许我们用现在的思想与感情去取代它。例如，今天肯定没有人把吴国同越国、秦国同楚国的对立当作现实问题来谈论，而我们要继承的是勾践那种为复兴祖国而卧薪尝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屈原忧国忧民、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而绝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去替古人分忧。 　　 　　　　文天祥、史可法的孤忠耿耿、誓死不降、公而忘私、临危不惧等优秀品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结晶。反之，那些在民族战争中贪生怕死，或逃或降，甚至认贼作父、甘当儿皇帝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尽管时过境迁，历史的洪流早已将当年的“国家”观念冲刷净尽了，当年活动在今天中国大地上的各个民族，早已融合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情谊早已取代了历史上的互相争战，但是，历史上的民族叛徒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今人对待历史，只能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无权去改变历史的事实，即使是利用文艺形式去纂改历史、蒙蔽群众也是不能允许的。 　　 　　　　当然，有的论者为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翻案，主观上也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例如歌颂郑成功的叛将施琅，便含有这样的用意，他们的意图也许无可非议，然而却达不到目的。因为简单的历史类比方法不是科学的史学方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清康熙帝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政权是民族战争的继续，现在台湾回归祖国是人民解放事业的继续；前者仍然是明清两个帝国的对抗，后者是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纯粹是国内的政治问题。二者仅仅是形式类似，性质截然不同，绝对不能相提并论。诚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3页）。把本质不同的历史事件牵强附会地硬扯在一起作类比，实际上是否定了历史是一门科学。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正确地阐明历史，而且会造成不良后果——颠倒是非，使忠奸不分、爱憎不明。假如将来一旦爆发卫国战争，我们的子孙应该向哪一类历史人物学习？是以文天祥、史可法为榜样，坚贞不屈，为国殉身，还是学习洪承畴、施琅叛国投敌，或者学汪精卫替日本侵略者促成“大东亚共荣圈”？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严肃问题，含糊不得，也马虎不得，我们只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而绝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 　　 　　　　历史科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不少征服者懂得，要真正征服一个国家的人民，必须消灭或篡改这个国家的历史；而被征服者不甘心做亡国奴，也总是力图保存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使爱祖国的观念永远留存于人心。如果使古人现代化，抽掉历史上的国家观念，请问，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思想从何产生？不要以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强大了，就可以淡忘历史上受侮辱、受迫害的痛苦历程。即使是用文艺形式篡改历史取悦观众，也必然在不知不觉中使捏造的历史深入人心，使后代子孙不知道先烈们为保国保种保护民族文化所付出的巨大牺牲，造成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我们要牢牢记住“居安思危”这句名言，要以史为鉴，以真实的历史为鉴，不能让伪造的历史混淆视听。 　　 　　　　历史的巨轮无情地驶过一个个帝国的废墟，旧的国家消灭了，新的国家形成了。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发展，现代的国家观念是现代产生的，古代人的国家观念是他们那个时代形成的。因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历史主义地对待历史，才能够使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遗产不受损害，继续发挥它激励人民精诚团结、为祖国的繁荣而献身的教育作用。文艺工作者固然不是科学工作者，但如果要以历史为题材创作文艺作品，也必须懂得这个基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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