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族英雄岳飞，很多人就会想起“十二道金牌”的故事。那是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率领岳家军北伐，势如破竹，取得了郾城大捷，气势如虹地向朱仙镇挺进；屡遭挫败的金军，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可就在这时，宋高宗赵构从临安（今杭州）连降十二道金牌以日行五百里的速度，给在河南抗金前线的岳飞急递“班师诏”：“卿孤军不可久留，令班师，赴阙奏事。”岳飞接诏后，审时度势，奉命班师，北伐中原功败垂成。正因此，有人批评岳飞未能援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是“愚忠”。这个批评不符合史实，是站不住脚的。 　　 　　　　绍兴十年五月，金国撕毁和约，都元帅兀术率领十万大军南下。在顺昌，和刘率领的“八字军”相遇。顺昌府被围告急。为此，高宗接连发了六封诏书，催促岳飞北上支援刘，以解顺昌之围，并许诺“图复京师（开封），右谋关陕，外与河北相应，中兴大计，卿必有所处，唯是机会，不可不乘。”（岳珂《鄂国金佗编》卷二《援顺昌六诏》）。对岳飞来说，这道允许深入北伐的诏命，已朝思暮想地等待了15年。于是岳飞立即从鄂州（今武汉）起兵，挥师挺进中原。 　　 　　但是，正当岳飞举兵北上，顺昌之围已解，东西战线都已顶住了金军进攻的势头，局势有所缓和时，一直主张屈膝议和的高宗，又连忙派司农少卿李若虚赶到鄂州，向岳飞传旨班师。李若虚赶到鄂州，岳飞已率军离开鄂州。六月下旬，李若虚赶到德安府（湖北安陆），向岳飞传达了高宗“兵不可轻动，宣班师”的诏命，岳飞认为这是乱命，“不从。”（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 　　 　　　　从当时战场形势分析，南宋各路军队互相配合，正处在有利态势。西线，吴已击退金军的进攻；东线，韩世忠所遣背嵬军（亲军）已渡过淮河；张俊率部已入建康（今南京）向河南开拔。更重要的是，岳家军已楔入河南，正像一面撒出去的大网，罩向东京（故都开封）。面对收复中原的大好形势，却突然收兵班师，岂不是丧失良机吗？岳飞拒不受命。李若虚深为岳飞不计个人利害的爱国忠心所感动，便毅然说：“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后来，李若虚果然被高宗、秦桧罢了官。对于手握重兵在前线的岳飞，高宗、秦桧一时也无可奈何。正是由于岳飞拒绝班师，岳家军迅速收复了陈州、察州、洛阳、颖昌等全部京西地区，前锋直抵中牟、朱仙镇，从西、北、南三个方向包围了兀术重兵据守的开封，剩下东面方向，仍为金军所控制，只待张俊、韩世忠军队合围，以共歼十万金军。可是，大好形势反而使高宗、秦桧投降集团害怕，于是连降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班师。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高宗、秦桧一伙为了逼使“不听话”的岳飞班师，同时使用釜底抽薪的毒辣办法，命权吏部侍郎周纲至韩世忠幕府传达不许北上的诏命；命周聿至张俊军前“计议军事”，将张家军从亳州退驻淮河边寿春屯驻；又把刘从顺昌调往江南，并险恶地命令岳飞拨军填补因刘八字军撤出后顺昌府出现的防务空虚。其结果，造成了岳家军孤军深入的态势。岳飞对此焦急万分，连上《乞刘依旧屯顺昌奏》、《乞乘机进兵札子》，要求友邻部队不要后撤，齐头并进，乘机深入。高宗、秦桧正是害怕岳飞一旦渡河北上，更难以驾驭，真的来个“直捣黄龙府”，迎回钦宗，那时，将置高宗于何地？对岳飞的奏书，自然是一概置之不理。岳飞为此怒不可遏，最后，上了一道“言辞激切”的《乞止班师诏奏》，希望高宗能收回成命。奏书中写道： 　　 　　　　今虏重兵尽聚东京（开封），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谋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唯陛下图之。 　　 　　　　高宗接到岳飞反对班师的奏书后，表面上虽然也讲了“措置班师，机会诚为可惜”的违心话，但他是不可能按岳飞的要求，重新让诸路军北伐深入的。为了防止岳飞作出过激行动，他命令岳飞从此以后一切军事行动，“须报与杨沂中、刘同共相度”。这就剥夺了岳飞单独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力。正是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岳飞才不得不考虑奉命班师。显然，如果岳飞仍然坚持孤军深入的话，立即会出现严重后果：一是兀术可以集结重兵专门对付岳家军；二是高宗、秦桧切断对岳飞军钱、粮、辎重的供给，使岳家军十万人马的队伍陷于缺粮、缺军备的困境。为了避免岳家军遭受覆没的危险，也为了图存以争取将来北伐的机会，岳飞不得不奉命班师了。 　　 　　　　我们了解了岳飞对前后两次班师诏不同态度的真实情况，就会明白：岳飞坚持抗金、反对妥协投降的爱国主义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行动之中。他第一次抗旨拒绝班师，和第二次不得不奉命班师，都没有停止过同以高宗为首的对金屈膝投降集团的斗争。在“忠君”与“爱国”两者处于矛盾冲突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以“爱国”利益为重。这也是为什么高宗最后要把岳飞杀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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