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所以撤军，完全是为南宋朝廷的大政方针所决定，并非是南宋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北伐，或者当时的军事形势对南宋不利。 　　 　　南宋朝廷在南迁初期，情况比较混乱，形势一度危急。但是在1133年之后，游寇和军贼基本被剿灭，内部基本稳定，军队经过整顿和锻炼，战斗力也大大提高，锻炼出了好几支劲旅。四川吴璘所部，两淮韩世忠的部队，刘琦的部队，都是第一流的劲旅，屡次挫败金军的精锐部队，更不要说岳家军的战斗力。南宋朝廷有充足的财力和部队进行防御作战，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在局部地区实行战略反攻。岳飞所部在1134年收复了襄阳地区，获得北伐的前进基地，更于1136年向河南地区出击，收复了不少失地。而于此相反的是，金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是非常不巩固的，他们所扶立的伪齐政权，根本不得人心，而且屡次南下都遭到了南宋的有利反击，吃了不少的败仗。后来由于金朝内部的争权夺利，伪齐政权被废，使中原地区的人心更加动荡，不少伪齐的官员投向了南宋。岳家军在中原地区做了不少的联络工作，而这种联络工作的效果，在岳飞北伐的时候很好的体现了出来，基本使金朝在河北的交通联络陷于瘫痪，补给很难送往前线，调动的部队随时可能遭到袭击，很多地方的忠义民兵攻城略地。在这样的情况下，金朝根本不可能实行所谓的坚壁清野，因为民众根本不可能配合他们的行动，更谈不上去截断岳家军的补给。事实上，金朝也没有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他们收拾好包袱，准备随时跑路，甚至想把燕京以南的地区全部放弃（这是被扣押的南宋使者后来给朝廷的报告，可能有夸大的地方） 　　 　　有的朋友谈到了水路运输与北伐的关系，尤其是提到了东晋的北伐。的确不错，水路运输对东晋的北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桓温北伐失利于枋头，很大的原因就是由于水路没有打通，粮运不继造成的。不过任何事情不可一概而论之，东晋时期的形势不能套到南宋来说。因为岳飞所部的攻击路线与东晋的刘裕等人不同，他是从荆襄地区直取中原，自南向北，而刘裕是从淮水入黄河，自东向西。刘裕的补给需要从遥远的三吴输送到黄河，而岳飞经营的襄阳地区，到中原的距离相对比较近，更有当地忠义民兵的支援，补给并不困难。更重要的是，岳飞对于补给的问题，已经在1136年的反击作战中积累了经验。至于水路的打通和支援，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当时两河的忠义民兵非常活跃，其中一部分就控制了水路。岳飞派出在敌后指挥忠义民兵的李宝，就率领民兵在水路上作战，他们数次乘船夜袭金军获得大胜，后来干脆从黄河顺流而下，沿运河一直杀回了楚州，他们还在徐州附近的水路上突袭了金军，再次获得了胜利，然后从容在楚州上岸，与韩世忠所部会合。这样一支民兵从黄河顺利地杀到了淮河，可见金军对水路的防守程度。 　　 　　再看当时的北伐战场形势，刘琦在顺昌，仅仅以两万部队就击破了金朝十几万大军，岳飞的部队经过激战，进展也非常顺利。张俊所部的进展也很顺利，敌人往往不战而走。岳飞的大胆突进，已经完全吸引了金军的主力，南宋各部如果乘虚前进，配合敌后的忠义民兵，金朝在中原的统治有土崩瓦解的危险。 　　 　　但是这个有利的时机却完全被南宋朝廷自己所放弃了。对于皇帝来说，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皇权的巩固，而且宋朝的传统，就是要防备武将的坐大，北伐成功，无论哪个武将建立了不世的功绩，都是对皇权的莫大威胁。虽然南宋朝廷下达了反击作战的命令，但是每个大将在行动的时候，都收到了皇帝的密旨，要将领持重，尽快班师。岳飞、刘琦都不奉诏，才取得了重大的战果。而张俊对这道旨意理解很深刻，在轻取毫州之后，在没有任何敌人压力的情况下就撤退了，而这样的撤退行动，给北伐的战局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说敌人威胁两淮，撤退还可以说成是拱卫都城安全，而实际上当面的敌人非常虚弱切毫无动作，却自己在有利的情况下退了回来，而这样的行动不但没有被朝廷所责难，反而受到了重赏，让朝野舆论颇为不平。各路宋军遵照旨意相继撤退，经过力战取得重大战果的岳家军毕竟不可能独立作战，岳飞面临着不撤退就可能丧师的危局，在这一点上，并非是岳飞的所谓愚忠愚从，而是一个优秀将领冷静思考之后不得不做出的正确决定，他只好撤退，以保存自己的部队不至于无谓的牺牲。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形势并非对南宋不利，但却是南宋朝廷自动放弃了机会，主动撤退了自己的军队。皇帝宁可少统治一些地区，也要先巩固住自己的权力，对于功高的武将，他实在难以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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