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文化史上，读书台是著名的人文胜迹之一。所谓"台"，原本是指古代一种既高又平的土木混合结构的建筑，一般都作四方形，供人眺望或游览。后来文人墨客往往依傍人工建筑的台，或者天然的高墩耸石，作为读书修身之地，从此景以人传，就被附丽为某人某氏的"读书台"。 　　 　　 　　由于年代已久远，南京地区早期的读书台，如原来位于溧水的"伯喈读书台"（东汉藏书家、学者蔡邕的读书遣迹）等大都湮没无闻了，但相传是晋时大将周处的"子隐堂"（又被传为"周处读书台"却遗留了下来，今人还可以前往凭吊一番，以发思古之幽情。 　　 　　 　　在南京城东南角的江宁路老虎头44号，有一座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老屋。在它的旁边，有一处耸立着的石台，就是历史盛传的"周处读书台"。实际上，它原是周处（字子隐，240-297，今江苏宜兴人）担任吴国东观丞时的堂宅，名唤"子隐堂"。至明代时，可能因为金陵文人顾起元（1565-1628）在《客座赘语》一书中误称此地为"周孝侯读书台"（周处在57岁时战死后，被追封为"孝侯"）的缘故，南京人就一直沿用了这个称呼。有心人只要寻访到它的附近，是不难在当地百姓的指引下找到这一处名胜的。 　　 　　 　　周处在我国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是因为他前改前非而后又立业成名，成为历史上一个难得的迷途知返的榜样。周处改过自新的故事，最早记载在南北朝时期刘义庆所撰的《世说新语》一书中，后来被收入新中国统一编写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中，成为中学生必读的课文之一。历史上的"子隐堂"被误传为"周孝侯读书台"，问题也就出在这儿：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有白额虎，并皆暴害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 　　或说处杀虎斩蛟（传说中一种能兴风作浪、生发洪水的龙），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 　　 　　 　　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群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 　　 　　 　　可是，自从"子隐堂"被明人误称为"周孝候读书台"以后，人们还是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从此就以讹传讹地为人们所念，清代以来的文人为之题咏不绝。清代文学家吴敬梓（1701-1754）客寓南京秦淮水亭时，就曾同友人登临此台，并留下了"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家本罨画溪，折节此读书"之句。著名文人袁枚（1716-1798）所咏虽然不称"周处读书台"，而题为《周孝侯斩蛟台》，但是在诗句中，他还是接受了前人的错误说法，有"两患虽除一患存，掷九从此读书矣"的感怀。而江宁人陈道南在《周子隐读书台歌》中，则有"两患虽除一患存，折节读书求隐友"的廉洁。 　　 　　 　　1995年，此地老屋墙壁上的一块清代名人碑刻被发现。原来是清代光绪年间，有关方面曾将该遗址整修一新。南京学者陈作霖在其《可园备忘录》卷三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光绪言十七年（1891年）……石观音庵后周孝读书台新加修葺，颇得超旷之趣，予往登之。"现今重见天日的这方石碑，是由清代河东可道总督任道在光绪二十三年（1987年）撰书的，碑文已述了该台屡废屡兴的经过，还以讹传讹地留下了周处随同"二陆"在此读书成才。并撰著了《风土记》、《吴记》等书的记载。 　　 　　 　　凡此种种均表明，将子隐堂误为"周孝侯读书台"确是由来已久了。但由此也足以见出，南京人对于善于改过的先辈是寄予诚挚的敬意的，同时它也反映出南京地区独特的人文心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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