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 　　 　　2000年3月5日，早新闻播出物理学家、教育家谢希德先生于4日晚病逝的消息。记者来到华东医院时，东18楼10号病房的床头还吊着护理标牌。遗体已被保存起来，将于告别会之后送往医学院，捐赠手续早在1996年就办好了。“把证书从家里拿出来”，是谢先生远行之前叮嘱秘书曹佩芳的最后一件事。 　　5年前，谢希德的丈夫、生物学家曹天钦的遗体也是捐赠给医学事业的。谢希德留下丈夫的一缕头发，葬在龙华烈士陵园，每年都去祭奠。今年病重，托了秘书去扫墓。尔后不久，她就随之而去了。如今，他们美丽的灵魂无牵无挂地相聚在天堂。 　　谢希德是因乳腺癌复发和广泛转移，医治无效而去世的。79岁的谢先生已经同癌症搏斗了34年。从1966年患上左侧乳腺癌至今，癌细胞几度向胸壁、淋巴结转移，这次扩散性转移已是第5次被癌症侵袭。一次次手术、化疗，令她受尽折磨，然而生命却在一次次砥砺中放射光芒。 　　去年12月，江总书记总书记亲自打电话给华东医院院长王传馥，仔细询问谢希德的病情，嘱咐一定要全力以赴，精心治疗。在市委、市卫生局的关心和支持下，华东医院多次组织各方专家会诊，进行了全力治疗和抢救。 　　与死神最后交战的80多天，是谢希德倍受煎熬的日子。肿瘤组织在胸壁上大面积扩散，造成胸腔严重积水，先后29次抽出近2万毫升积液，相当于40个盐水瓶的容量。到晚期，她不得不插上好几根管子，吸氧、鼻饲、输血、导尿，还接着心脏监测仪。因为腿部残疾，卧床也是强迫体位，无法向右侧，使她愈发痛苦。 　　然而，谢希德异常坚强，从未哼过一声。她尊重医护人员，对每一位帮助她的医护人员说：“谢谢”。即使插管伸到喉咙，无法再说话，她也轻轻捏一下医护人员的手，表示谢意。她没有为自己的痛苦流过泪，却为人们的关心而热泪盈眶。内科主任胡允平对记者说：“我们从未看到这样有风度的病人，真是让人太佩服、太佩服了！” 　　春节期间，朱镕基总理亲自到医院探望谢希德。谢希德无法同总理说话，只能做手势表示自己还有很多话要说。总理再三安慰，请她安心治疗。华东医院副院长陆佩芳告诉记者：“谢教授近10次心衰后，医生在抢救中给她插了呼吸管。她醒来后希望把插管拿掉，在我手上写了一个‘死’字，她要在最后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向她解释，照现在情况呼吸机不能拿，只有一个可能是从颈部切开气管。没想到她立即表示同意。为了党的事业，在生命到达终点的前夕，她愿意再次挑战极限，这种精神境界，真是令人敬佩之极。” 　　谢希德住院期间唯一的要求只是要一部电话，让她接通便携式电脑。因为腿疾不能弯曲，她只能站立着工作。每天接发很多E-mail，处理大量的事情。直到2月3日，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抢救之后，再也无法站起，才不得不停止工作。 　　护工倪翠英，含着眼泪为谢教授换下病员服，穿上她平时爱穿的红毛衣。然后收拾自己的铺盖，回安徽老家。1998年谢希德开刀时，倪阿姨就来照顾她。她说：“谢教授说我们两个有缘，所以这次住院又把我找来。我在她边上搭个躺椅睡了80多天。每天都很多很多人来看她，学生、同事、朋友、领导，还有很多外国人。她病得很难受，还在帮助人。有的人看她受苦，跑到门外哭了。房间里鲜花不断，摆都摆不下，只好放在门外走廊边，天天如此，这幢楼里没有第二个的。” 　　 　　 复旦人的良师益友 　　 　　3月7日星期一早上，复旦大学物理楼的橱窗里，就布置出纪念尊师的图文。老师们聚在办公室，说着说着，眼睛就湿润了。王迅院士说：“我们还在准备3月19日为先生过80岁生日，没想到她还是走了。” 　　谢希德大部分岁月是在复旦度过的。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是从复旦大学讲师开始做起的，每学期她都开一门新课。即使是怀孕待产期，也在家中写了教案给同事去讲授。长期以来，为我国固体理论研究，尤其是半导体物理和表面物理的科研，从基础的奠定直到前沿性的开拓，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谢希德成为中科院院士，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又是上海市政协主席，可谓身居高位，但在复旦人心目中，她仍是一位平等待人的良师益友、可敬可爱的老太太。她不厌其烦地为许多学生和同事纠正论文和信件中的英语拼写错误，在学业上给大家很多指导和帮助，同时又记挂着很多学生和同事的家事。她抽时间挑礼物给同事结婚生子贺喜；每次去北京开两会，给爱集邮的同事寄首日封；她喜欢看足球，世界杯赛刚开始转播时，还把儿子班上的球迷请到家来看电视。 　　这些看似细微的事情，饱含着她对人的真挚、丰富的感情。一些老同志知道，文革中有的年轻人整过她，但她并没有将这些事情记在个人的恩怨上。经历过时代的风雨，其中有的人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有关单位找谢希德调查，她说记不住了。甚至有个打过她的学生，后来出国留学时还请谢希德写了推荐信。从此，一个人的灵魂因另一个仁慈的胸怀而改变。然而在有些方面，谢希德坚持原则、毫不含糊。有次一位青年教师接到一份国外访问的邀请书，英文国名中少了“PEOPLES”这个单词，因为时间很急，想先办手续再改，谢希德却连连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长江学者”金晓峰博士在法国深造期间，嘱咐去荷兰开会的同学向与会的谢先生转达问候，同学返回时，带来谢希德亲笔写的长信，令金晓峰十分感动，他说：“谢先生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对复旦很多师生都这么好。她为很多学生写了出国留学的推荐信，每封信都是她仔细看过材料之后亲笔写的。不久前，96级一个优秀生希望得到谢先生的推荐。眼看先生病很重，她就自己准备了一份打印稿，但谢先生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推荐信。这可能是她最后的一封推荐信了。最近，这个女生已经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独具魅力的“Madame Xie” 　　 　　身为美国物理学会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外国院士，谢希德每年都赴国外参加专业会议和学术交流，结交了很多外国朋友。人们尊敬地称呼这位老太太为“Madame Xie”，称赞她说“人是那么小小的，能量却非常大”。 　　谢希德以过人的智慧和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与国际的交流中起了特殊的作用。由于她的活动和影响力，令国际委员会投票通过，将1992年的第21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1993年的第4届国际表面结构会议地点放在了北京和上海，使中国同行获得了宝贵的交流机会，同时也提高了我国在这些专业领域的地位。 　　复旦大学正门对面的一幢土黄色楼房，是1995年落成、投资400万美元建造的美国研究中心。中心副主任倪世雄对记者说，80年代中期，谢希德为筹措建楼的资金多方奔走，寻求支持。一次，她去见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康迪。康迪也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见面握手，谢希德犹如老同学那般招呼：“‘红袜子’最近赛事如何？”康迪听了非常高兴，与她大聊一通，原来两人都是波斯顿"红袜子"棒球队的球迷。后来，康迪为美国研究中心大楼的投资出了不少力。倪教授说：“谢先生在国际交流中显示出罕见的战略视野和特别的感染力，凡与她有过交往的外国朋友，都对此留下深刻印象。”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成立15年来，举行了不少有益于沟通中美关系的学术活动。美国众议员科特·威尔顿1996年来沪在中心举办的"林肯讲坛"上演讲，他对谢希德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上个月，他定制一面美国国旗，并由公证部门认定，为纪念Madame Xie在中美关系上的贡献，于2月24日在美国国会大厦屋顶上空飘扬了一天，然后托人带到上海，专程送至谢希德的病榻前。 　　两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巴丁教授说：“在中国科学界，Madame Xie 是最有影响力的人。”很多美国朋友获悉Madame Xie逝世，都深感痛惜，一位称她为"中国妈妈"的美国姑娘，得知消息时在电话里就哭了。 　　 　　 善良的母亲、慈祥的奶奶 　　 　　谢希德的独子曹惟正，刚刚从上海飞去美国一周，为给母亲送行又回来了。这一次他本想不走，母亲却叫他忙自己的事去。因此他很遗憾没能在母亲临终之际守侯在侧，他说：“但我感觉妈妈还活着，永远不会消失。很多人会想念她的。” 　　44岁的曹惟正目前在美国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搞质量管理。他个头不高，圆脸，很像母亲。文革后首批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后赴美国攻读至博士毕业。谢希德是在35岁那年才生下这个儿子的，她对儿子教育很严，曹惟正小时还因贪玩挨过打。当然，母亲更多的是亲切地开导他，曾经还指导他安装半导体收音机。如今他9岁的女儿科林却是奶奶的小宝贝，她的英文姓和名之间夹着奶奶的英文名Hilda。科林连着两个暑假都来上海，跟奶奶学中文、做数学题。每星期，奶奶都给孙女发E-mail布置作业，直至这次12月入医院。 　　曹惟正说：“爸爸妈妈即使在文革中挨批斗审查，也不愿停止学术上的追求。只要还有一点自由，他们就会在周末跑到外文书店去买书。妈妈在半导体物理方面的思考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我想这也是她在恢复工作之际很快就跟上世界前沿的原因吧。”这些天他正整理母亲的书籍和资料，准备赠送给复旦大学。谢希德家中十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除了写字台前一小块空地以外全是书。写字台上放着电脑，仅比桌面矮几厘米的椅子是为女主人不能弯曲的腿疾特制的。桌上堆着不少资料和文件，曹惟正说这已是初步整理过了，原先堆得还要多。富有幽默感的谢希德以一句美式名言自慰：“一个清洁的书桌是病态头脑的标记。” 　　专程从北京来沪谢希文教授，对记者描述了谢希德的少女时代：“我姐姐幼年时就体弱多病，但她非常坚强。17岁时患了股关节结核，当时没有抗菌素，只能绑石膏，让病菌坏死，躺了4年。她在病床上背字典学英文，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也不能阻止她的读书声，就这样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 　　病愈后重新站起，少女谢希德落下了终身残疾，结核菌没有了，右侧股关节也损坏了，右腿始终不能弯曲。但她考入厦门大学，受其父亲、前辈物理学家谢玉铭的影响，选择了物理，以后又漂洋过海去深造。这个纤弱的、行走艰难的东方女子，最终以高尚的品格和踏实的脚步，走出了壮阔的人生之路。无论是她的高度和速度，都是一般人很难企及。 　　物理系教师资剑博士永生难忘恩师的关怀，10多年前他第一次写英语论文，谢先生为他连续修改了4次，改得比他写的还多。5年前他申请一个项目的推荐信，是谢先生在辞别丈夫的第二天交到他手上的。他悲痛地告诉女儿：“谢奶奶去世了”。小女孩抱着谢奶奶送给她的玩具兔子，天真地问什么叫“去世”，爸爸说：“谢奶奶到天堂去了，她是个伟人。” 　　“什么叫伟人？”孩子又问。资剑想了想，说：“她是冠军。” 　　2000年3月17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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