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是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是民族新觉醒的真正发端。战争虽告失败，却使一贯以天朝大国自居的狂妄士大夫看清了现实，也使当时先进知识分子重新认识、评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提到中国海军，就不能忘记第一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当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以闽浙总督的身份创办福建船政附设船政学堂，在洋务派中算是具有远见能办实事的一员。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时荐贤自代，疏称“船政非葆桢无可屑者”，说明了他知人善任。诏嘉：“不以去闽阁置，沉毅有为，能见其大。”沈葆桢接事以后，兢兢业业，竭虑殚精，不负国家倚畀之重，观其疏陈船邬及学堂采料募勇一折中说：“……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因就马尾甄别法学艺童随及英学艺童，既因其勒惰分别升降。……其续招人局者，择其文理明通，尤择其资质纯厚者，以待叙补。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且浮浇险薄之子，必无降久之功。他日于天文算学等事，安能精益求隋?密益求密?谨始慎微之方，所以不能不讲也。采办一节，似易实难。官场习气，以浮冒唐塞为能，船政之兴，尤视为利薮。用商贾，有时扰累之弊，甚于官司；用官司，有时侵渔之端，甚于商贾。驯至劣幕奸胥，交通市侩，鬼蜮丛生。是以民间置货，尚有精良，一属公家，便多膊鼎。……任非其人，糜费虽多，仍归无用。拟乘此令之初，明罚敕法，以警其余，人心畏法，而后弊窦可除，良材毕至也。至船厂之兴，固须收罗工匠，轮船下水，则舵工水手，缺一不行，非徒习惯风涛，尤须熟精枪炮。盖国家之创造轮船，譬诸千金买骏。倘冲锋陷阵，不持寸铁，虽有千里之马，安足成功。……拟先调闽中旧撤炮船10只，派练勇二三百名，未成船以前，借以巡缉近洋，成船以后，即可擐甲登舟，驾轻就熟。……”这说明沈葆桢事不分巨细均认真研究而后付诸实践，他深知官场积习，大力兴利除弊，尤其对招考新进学员特重品质次及学术，意在培养新的一代学识优良，临难不苟的海军骨干。日后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水师官兵的表现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海军为新兴事业，守旧者对此飞章交谪，如谓：“以之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名为远谋，实同虚耗。”沈葆桢力排众议，严词以斥其非，“果如所言，则道光年间已议和矣，此数十年列圣所宵旰焦劳者何事?天下臣民所痛心疾首不忍言者何事?耗数千万金于无底之壑，公私交困者何事?夫恣其要挟，为抱薪救火之计者非也。激于义愤，为孤注一掷之计者亦非也。所恃者，未雨绸缪，有莫敢侮予之一日耳。若以此为猜疑，有碍和议，是必尽撤藩篱，并水路各营去之而后可也”，“夫以数年草创伊始之船，比诸百数十年孜孜汲汲，精益求精之船，是诚不待较量，可悬揣而断其不逮。然亦思彼之擅是利者果安坐而得之耶?抑亦苦心孤诣不胜糜费而得之也”。略举一二已见当时朝臣多庸懦无能苟且偷安之辈，对稍图振作改变积弱行为，不说糜费旷时，就目之为好大喜功。沈葆桢为国防考虑，力主购买铁甲舰只，增强水上力量，不但在公私书牍中屡述其利，即处在生命弥留之际，口授遗疏中亦未忘怀。 　　沈公之任船政以前，中国无一人曾身历其事者，所以不得不延揽洋员洋匠，以完成造船任务，借此培养我国技术人才，绩在当时，功及后代。沈提出“利可分享，权我自操”为宗旨，绝不让外国人操纵把持船务，既收造船实效，又不损中华国格。沈葆桢任船政大臣八年，制造舰船有“伏波”、“扬威”、“万年清”等16艘，总吨数140，000吨，船政学生1866年创立时只招收驾驶专业，1868年开设管轮班、绘事院(制图班)，1874年3月，派魏瀚、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陈兆翱等五人随日意格(法籍)赴英法等国考察技术。沈公调任两江后，丁日昌亦按既定方针，以后陆续分批派出官费留学生，这一批新秀均刻苦钻研，掌握现代技术，回国后成为新海军骨干。 　　沈葆桢创立船政造船，创办学堂培养人才卓著勋劳，《清史稿》称他“其手创船政，精果一时无偶”。而他谋国之忠，烛敌机先，更是当时士大夫中少有其匹。他在甲午前二十几年就预警到日本必为我患，说：“倭略晓西技，便欲急试其锋。”“其伎俩不如西人，而狡猾过之；其性如扑灯之蛾，不投诸火不已。舍中国已别无可逞。”断言“西洋或隐忍幸和，东洋则终须一战”。证之以后，均如其言。 　　本文再就沈葆桢培育一批爱国海军将领在甲午之役海战中壮烈牺牲的经过史实，以及出身船政学堂的著名人物如严复、魏瀚二人对近代思想的影响力与造船的业绩作一简介，藉以证明沈葆桢认为“中朝人才，必资取于学堂”有识见、有远略，培育储才为国用的苦心。 　　甲午中日战争是我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次正义战争。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清廷有10艘舰艇参加战斗(日舰12艘，吨数比我舰多百分之二十，速度、装甲、炮火各方面均优于我)，舰上管带(舰长)及副管带有8位出身福建船政学堂，在出色完成歼敌任务后慷慨为国捐躯，其死事之惨，真可惊天地而泣鬼神。 　　1894年(光绪二十年)9月16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统率舰队护送商船运兵支援平壤守军，任务完成后于次日上午准备返航时，遭到原挂美国国旗后又改悬日本国旗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袭击，丁汝昌仓卒下令应战，以刘步蟾所在舰“定远”号为旗舰，联合“镇远”等9舰布两翼阵，“定”“镇”两舰居阵之尖端，日舰有意避开我铁甲两舰，绕向侧后进攻黄建勋的“超勇”与林履中的“扬威”两快船，两船被炮弹轰击同时起火，全船焚烧，黄、林二管带冒烟抗拒，督率船上官兵发炮还击，战至首尾炮座次第被毁不能使用时，二管带守“船亡与亡”之义，相继跳海殉职，碧血丹心，可昭日月。(按：黄建勋，字菊人，永福人，出身船政学堂。林履中，字少谷，侯官人，船政学堂毕业后派往英国高士堡海校深造。) 　　“致远”管带邓世昌，字正卿，广东东莞人，福建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届毕业，1888年授记名总兵加提督衔。海战时看到日舰“吉野”号猛攻我方舰只，乃全力对准该舰轰击，弹尽。邓世昌愤然曰：“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足以夺其气而成事也。”副管带黄乃模(闽清人)深表赞同，乃以全速撞向“吉野”。这时“致远”船已烈火熊熊，硝烟弥漫，官兵跪在甲板上面朝祖国作最后诀别。敌我两舰距离很快缩短，敌舰官兵惊慌万状，争先恐后跳海逃命，“吉野”舰长令放鱼雷，“致远”不幸中雷沉没，船上官兵252名与舰同殉，无一生还。邓世昌尽节时45岁，黄乃模年仅32岁。事后邓世昌按提督例议恤，并赐谥号。 　　“定远”管带刘步蟾，字子香，侯官(今福州)人，船政学堂毕业后，选送入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曾任英督船“马那多”号船副。开战时由于提督丁汝昌失敌机先，北洋舰队整个陷入被动局面，“定远”既被指定为旗舰，丁提督在舰上指挥应战，刘步蟾以大无畏精神，发炮猛击日舰，一弹中“吉野”号甲板，复以30厘米大口径大炮轰击“比睿”号，两舰同时起火燃烧，继用15厘米的克虏伯大炮击中“赤城”号炮楯，日舰长海军少佐板元八太郎立时毙命，“定远”炮击日舰命中率高，因此敌人大部火力集中该舰，一弹中望台，丁提督被震摔倒在甲板上，足部又为铁器所伤，刘步蟾沉着应变，主动负起督战之任，直上望台，指挥各舰抵抗来犯之敌。当时日旗舰“松岛”号中一开花弹，弹火落入弹堆，受创倾斜，日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祐享急以“八重山”战舰补入战列，而自己改乘“桥立”号，并以该舰为旗舰。 　　刘步蟾指挥“定远”舰与敌周旋五个小时，战果卓著，终迫日舰队撤出战区，向东逸遁，该舰复同“镇远”、“靖远”等舰尾追不舍，突被敌人鱼雷击中，船身受伤进水，乃挣扎驶赴威海，冀搁于岛边整修，协同岸上守台官兵，击退来犯之敌，未至目的地而中途沉没。刘步蟾悲愤已极，仰药以殉，时年44岁。死事上闻，奉旨照提督阵亡例议恤。 　　“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字凯仕，侯官人，林则徐从孙。船政学堂毕业后，选送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继任管带杨用霖，字雨臣，闽县(今福州市)人，1871年从许寿山管带在“艺新”舰习驾驶、枪炮，后升“镇远”舰大副。 　　敌舰侧击“超勇”、“扬威”两快船得手后，即从后面集中火力攻击“镇远”舰，该舰中弹多处，林泰曾一面督率员弁全力救火，一面沉着应战，猛向敌舰发射6寸口径之开花炮弹百余发，重创敌船。当时“定远”旗舰遭受围攻，前后受创，火发烟腾，仍负创与敌舰对抗，事势危急，帮带大副杨用霖见状，为掩护旗舰，急转舵遮住“定远”而受弹，“定远”得有瞬息间隙救火，从容应战，中外观者耸然曰：“靡此而“定远’殆矣!”当敌舰向东南溃退时，林泰曾下令追踪其后，在有效射程内再挫其锋。日本战史写到此役战况时也承认，“‘定远’、‘镇远’两舰顽强不屈，奋力与我抗争，一步也不稍退，……两舰甲板上的各种设施全部毁坏，但无一人畏战避逃。”刘步蟾、林泰曾及其两舰官兵的英勇顽抗精神，竟令敌人起敬。 　　“镇远”既奉命驶回威海待命，进港时水涸，雷标漂出范围，该舰为避标误触暗礁，底板裂缝一尺有余，进水甚急，船身非常危殆，林泰曾忧愤之余，引咎服毒自尽。杨用霖接任管带后，督率员弁日夜赶修，船得进入威海卫港，他犹思奋力一战，及闻日陆军大至，进占南北岸炮台，各舰艇中敌鱼雷，时有沉没者，知大势已无可为，又传丁汝昌、刘步蟾均鞠躬尽瘁，以身许国，慨然久之，引枪唧口，发弹自击，脑浆自鼻窍垂注如箸，犹端坐不仆，壮烈殉难，令人惊叹! 　　“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字钟卿，侯官人，船政学堂毕业后选送人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开战时，“经远”舰被划出圈外，造成两面受敌，林永升沉着应战，临危不惧，立下不成功便成仁的报国之志，尽去船舱木梯，以防官兵畏缩避匿。并将“龙旗”悬于桅顶，以示誓死抵抗，在激烈炮战中，瞄准敌舰不断轰击，望见日舰“扶桑”号受创倾斜，乃鼓轮追之，欲击使沉，日酋见状令多艘围攻，弹至如雨，以致船身破碎，林永升中弹破脑而亡。全船270余人同时殉国。在李鸿章向清廷请恤电文中特别指出林永升应按邓世昌例以提督衔从优议恤并赐谥号。 　　甲午中日海战，双方投入蒸汽机船舰之多，战斗之激烈，时间之持久(五小时)，在近代海战史上是罕见的。当时一位英国人评论说“旗舰居先，布八字形阵，其勇气可嘉”。但由于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保存实力，避战求和，任用非海军出身的将领为帅，屡失战机。更由于陆防松懈，又缺乏统一指挥，军中通讯设备落后，威海南北炮台守军不战自溃，港内尚存三分之二船只，全受威胁。日人并收买天津军械所员弁充当间谍“舰队赴领炮弹，口径多不符合，运至舰上，觉之已晚”。 　　此役北洋水师沉舰6艘，殉难管带(副管带)8人，除黄乃模一人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外，其余均出身于福建船政学堂。他们受沈葆桢选择培养，深明大义，战至最后一刻，船亡人亡，不苟且偷生，堪慰文肃在天之灵。敌军官兵死亡154人，伤官佐89人，兵士318人，失踪40人，共601人(据日方史料记载与外人估计日军死伤600人基本相符)。 　　甲午之败，不在海军训练不精，斗志不坚，军纪不严，责在上层举棋不定，避战求和，屡失战机。集中在威海舰艇，精华尚存三分之二，官兵情绪高昂，如果“悉索敝赋，背城借一”，自不至坐而待歼，胜负之局亦未可知也。北洋想保存实力，结果同归于尽，惜哉!现再对出身船政学堂另二位知名人士严复与魏瀚作一个简介： 　　严复是对近代思想起启蒙作用的思想家， (他的生平，评介甚多，毋庸赘述)因为他译作《天演论》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且对当时政治带有抨击作用。维新派把它作为理论武器，推动了“维新运动”，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从自然的进化，引伸到人类社会的进化，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肯定地说这与当时时代脉膊相关连的。甲午战败，更暴露了清廷腐朽，不变法图强，就要忍受“瓜分豆剖”。《天演论》不但在当时有巨大影响力，也为以后辛亥革命铺开了道路。 　　魏瀚(1851—1929)，字季渚，侯官人，出身马尾船政前学堂制造班第一期，毕业后派赴法国学习考察铁甲舰船制造技术。归国后，专司造船。1888年1月29日，他设计制造成功新式双机钢甲兵船“龙威”号下水，拨归北洋水师，更名为“平远”。此舰船式精良，轮机灵巧，钢甲坚密，炮位严整，显示出我国造船工业已经发展至较新水平。以后他升任会办船政，参与设计“广甲”等十余艘舰船及鱼雷快艇。1915年，率海校员生赴美国学习飞机制造，为我国造船专家。 　　沈葆桢幼承家教，以忠孝立身，居官以林文忠为楷模，一生恬淡对权势并不刻意追求，谦恭退让，决不伸出过长之手。几度辞官养亲，没有如愿。他生在清朝末造，正值国家民族危机四伏，肩任封疆大吏，均能实心办事，临危不苟。以自己的优良作风，教育后辈，宜乎中国之精英，多出其门。他不务虚名，但求实效，常以《居官圭臬》，律己规人。如“士大夫当为此生惜名，不当为此生市名。敦诗书，尚气节，慎取与，谨威严，此惜名也；竞标榜，邀权贵，务矫激，习模棱，此市名也”。古人“循名责实”，公其有之。 　　 　　（作者任仲泉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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