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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两次为期一天的实地考察,我们在安徽省临泉县发现了数个艾滋病村,并且有理由相信,当地还存在更多类似的艾滋病村。这些艾滋病村的形成,也是由于90年代初的卖血活动,我们发现的感染者无一例外都是过去的卖血者或他们的性伴侣。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清楚地知道当地的艾滋病疫情,但却进行了隐瞒。 关键词:艾滋病、艾滋病村、疫情、临泉县 一、 引言 卖血活动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一直以来威胁的也只是用血人的健康,而90年代初席卷华夏大地的卖血风潮,在卖血活动中引进了一个新的概念——成分采血,即单采血浆,将取出的全血经过离心处理,提取出有经济价值的血浆,而将剩余部分回输回人体。 这种方法的应用引起了两个后果。一是农民不再抵触卖血行为,以前农民对血液有着浓厚的传统观点,认为卖血伤身,而单采血浆的应用,农民看到的是抽出去多少血就又打回来多少血,似乎一点也没有少,于是就使得大批农民解除了身体伤害的担心,踊跃的投身到卖血活动中去,有人甚至一天中卖血2到3次;二是为血液渠道传染病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可能,由于90年代初进行单采血浆活动的血站只看重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卫生安全,在单采过程中,一般都是将多个同血型的卖血者的血液放在同一个离心机中分离,由于血液的交换,病毒也会随着回输的血液进入各人体内。 缺少必要的卫生防疫知识的农民,不仅认识不到单采血浆对身体的可能危害,而且抗拒不了卖血丰厚的报酬。据卖血的农民说,他们辛辛苦苦劳动一天也就是几块钱的收入,而卖一次血就可以收入45元,“一伸一缩,四十大元”。于是,成千上万的农民积极的投入了卖血的大潮当中,甚至在有些地方,以前把卖血称作“好逸恶劳”,那时却把不卖血的称作“没出息”。这批农村的卖血大军为艾滋病村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条件。 尽管没有人知道第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动机开始在血站卖血的,但值得注意的却是卖血者的流动性将会使艾滋病迅速的蔓延。我遇到的多位艾滋病感染者(特别是男性)都曾在多个不同县的血站卖过血,而同一个县的血站中就有数百位来自不同省份的卖血者。 2001年,在河南上蔡县发现了第一个艾滋病村文楼村。此后,在河南卫生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艾滋病村相继被发现,其中疫情比较严重的河南新蔡县和太康县与安徽临泉县毗邻。 2002年7月,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个学生小组到安徽省开展暑期考察活动,他们从当地卫生部门得到了以下信息:安徽全省共发现艾滋病感染者500余人,而仅临泉一县发现的感染人数就占了2/3。 结合感染人数众多、毗邻艾滋病疫情严重县两点,我们推测临泉县可能在90年代初期也有过卖血的风潮,并因此而产生了大批艾滋病感染者甚至艾滋病村。 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确认我们关于临泉艾滋病村的推测,并初步了解当地的疫情和现状,以向相关部门汇报,争取早日使那里的疫情得到控制,感染者得到适当的治疗。 二、 调查描述 调查时间: 分别是2002年9月8日(周日)和2002年9月14日(周六),共两天时间。 调查地点: 根据临泉县县城的居民提供的线索,我们来到距临泉县城东约5公里的邢塘镇进行调查。走访的村庄有:程湾村、谢湾村、高庄村、小齐庄村、大齐庄村、西高集村、东高集村。其中我们认为基本可以确认疫情的村庄有程湾村、小齐庄村、西高集村、东高集村。 此次调查的参与者: 李丹: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硕士生 梁艳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贸专业本科生 赵勇:河南睢县艾滋病感染者、艾滋病活动家 由于三名参与调查者都不是医学专业的人,所以疫情确认不是按照严格的流行病学方法进行的。我们采用的方法是: 1、 询问临泉县居民,确认当年在县城是否有血站存在,卖血人群主要来自哪里; 2、 到卖血人群主要来源地询问当地村民,是否有人得了怪病并向他们描述怪病的症状(即艾滋病的明显表观症状:长期发烧不退、长期腹泻、急剧消瘦……),近年来村里的死亡人数,有无因怪病而死的人; 3、 到有怪病的村民家中探访,观察症状、询问有无卖血史; 4、 找到相当数量的具有和艾滋病相似的症状,并且都有过卖血史的病人和死者; 5、 找到曾在卫生防疫站进行过血检,并被确诊为艾滋病的村民(有HIV阳性的化验单),或者建议、资助可疑的病例去做血检,以取得确诊结果。 6、 确诊为艾滋病的村民、大量的类似艾滋病的可疑病例、村里大批村民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卖过血,通过以上这三点,基本可以作为艾滋病村存在的证据。 三、 当地疫情 由于大多数当地村民对我们的调查持怀疑态度,并且对当年的卖血羞于启齿,所以很难得到除死者之外的其他感染者信息。我们调查得到的各村疫情情况如下: 程湾村:8日调查时,据谢湾村民说,程湾已经因怪病死亡2人,这个消息14日得到了程湾村村民的证实;8日我们亲眼看到一名男子因类似艾滋病症状的病情卧床,14日再来时他已经于前一天死亡; 小齐庄村:8日,见到了2名愿意承认自己有怪病(都是“发烧病”)的妇女; 高集村:高集是一个行政村,包括东高集和西高集两个自然村,人口800人左右,据当地村民说,仅这半年来就已经有8人死于怪病,其中一人就在7日死去;14日,我们见到了一个卧病在床、有化验单证明是艾滋病的男子,他的哥哥不久前也死于艾滋病。 而且,据当地村民说,90年代初这些村庄20到50岁的青壮年大部分都参加了卖血,既然在这些卖血的村民当中出现了艾滋病感染者,那么鉴于血站的卫生条件和成分采血的危险性,同时参与卖血的每个村民也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我们确实掌握的情况就是以上这些,其他就是根据外村村民对某村疫情的指认,或根据我们进行艾滋病宣传时村民的异样的热情来推测了。而且因为这里的村民都不愿承认自己的病情,所以实际的疫情肯定远比我们所看到的要严重。 另外,虽然当地吸毒、贩毒现象猖獗,但邢塘镇的几个村子由于经济原因,没有人吸毒,而且吸毒主要集中在临泉南部的远郊区,也都是以吸食为主,所以静脉吸毒传播不是主要的方面。 四、 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和现象 1、 当地村民对我们这些询问者很敏感,通常会否认本村有卖血人员和病人,但通常都会指出外村的卖血情况和疫情; 2、 感染了艾滋病的村民,一般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不愿向我们或其他村民承认自己的病情。据当地的医生说,甚至村卫生所免费发放安全套他们也不要,恐怕要了安全套就会被别人知道他们有这个病。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怕其他村民恐惧、歧视,而是因为怕人瞧不起,“为了40几块钱,就把命给丢了,多丢人啊!” 3、 这些村庄的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做的很好,虽然没有几个村民知道“怪病”就是艾滋病,但几乎每个村民都知道“怪病”的传播方式——“一起吃饭、干活都不会传染,只有通过血,还有夫妻生活才传染。”这样的宣传消除了艾滋病村里普遍存在的歧视感染者和其家属的问题,但也说明了两个问题:村民知道的“怪病”的传播方式和艾滋病极为相似,可以成为艾滋病村的定性判据;临泉县的卫生部门知道这里流行的疾病是什么,所以才会让村卫生所的医生教给村民,怎么传染,怎么不传染; 4、 村民大部分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到县城做血检,得到的只是“不治之症”等含糊的回答,很少能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得的就是艾滋病; 5、 据高集村的医生说,早在1999年县卫生局曾到该村送过一次药,也仅此一次。这说明早在3年前,当地卫生部门就已经知道了当地的疫情,但除了宣传之外没有做出任何积极的行动。 6、 据县城居民说,该县的性产业很发达。我们逗留的时间短,没有确认。如果是真的,不管是这些村庄的男人还是女人参与性交易,都有可能造成疾病的扩散; 7、 村民现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他们能够承担得起的药品,据死者家属反映,从发病到死亡,一般要花去1到2万元,人死以后家中也一贫如洗了。 五、 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在安徽临泉县存在艾滋病村,而且由于我们时间有限,只走访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村子,所以临泉县肯定还有更多的艾滋病村不为人所知。 因此,我们建议: 1、 希望国家卫生部派遣专家组到临泉县进行调查,确证疫情的存在; 2、 如上蔡县文楼村先例,为临泉县艾滋病村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或可以负担得起的药品,在村里进行艾滋病普查,减免村民的税赋,减免感染者家庭孩子的学费,兴办孤儿院; 3、 鼓励国内外民间组织、基金会、慈善团体到临泉县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 4、 仿泰国、南非先例,强制盗版国外有效的艾滋病药品,以低廉的价格甚至免费地提供给艾滋病村的感染者,因为农民连每月出300元药费的经济实力也没有,而且随着一个个艾滋病村的被发现,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比例已经很高,如果再不启动仿制程序的话,后果很难想象; 5、 由于当年单采血浆主要是用于生物制药,所以希望卫生部对全国的生物制药厂进行调查,当年的血浆来源是哪里,成品发往什么地方?在血浆的主要来源地,通过当地的卫生部门进行艾滋病普查,确认疫情,以进行国家救助;在成品销售地,通过卫生、消协、工商等部门,找到成品的消费者,并采取必要的检测、教育和治疗; 6、 建议公安部门将卖淫合法化。因为现在性产业的大军主要来自于农村,农村女性到城市打工为生活所迫而成为性工作者,农村年轻男性只身到城市打工控制不住自己生理的欲望而成为嫖客。如果中国的艾滋病村的感染者真的有上百万,并且分布于全国,那么不管是小姐还是嫖客,都有可能是来自艾滋病村的感染者,而且如临泉的村民一般,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有病或有什么病,因此就会在不知不觉间将疾病扩散出去。如果性产业合法化,就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性交易过程中使用安全套,以有效地预防艾滋病的感染。 递交:国家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司 抄送:安徽省卫生厅、阜阳市卫生局、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 |
原文2002年9月19日 发表于递交国家卫生部 浏览:19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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