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这一群体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极其重要影响，它是共和国创立至今所发生沧桑变化的聚集点，从其精神意识领域而言，它是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从建立到崩溃的“载体”。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对知青可作出各种见仁见智的结论，例如建设兵团似乎类似秦汉以来屯田戊边，可以看作古老历史现象的现代翻版。从现代经济的角度会发现是一种解决城市人口膨胀，企图在农村寻找就业的实验。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即从解决人口就业和城市向农村移民的得失加以探讨，从这一角度固然作出了相当精辟然而也是极其有限的见解。 　　 　　从前些年遮遮掩掩地反映知青生活的文艺作品，到目前大胆揭示知青生活真实内幕的回忆录，如《青春无悔》、《草原启示录》、《北大荒风云录》，直至邓贤那部史诗般的《中国知青梦》，这些血和泪塑就的文字中无不涌动着一股强烈的主旋律悲怆！而这种悲怆似乎只有象知青这样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双重下过地狱的人们才具有的。悲怆只是这一群体经历了幻想、狂热、献身、怀疑、迷茫、失望、愤怒，无可奈何的心理历程后的高度浓缩，它构成了改变现实和必将影响未来的一种社会性的“情结”知青情结。笔者认为，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其精神的意识形态的意义远大于社会操作管理层面的意义。知青运动无论在勃然兴起时，还是骤然崩溃后，对现实社会的影响，用哲学的语言讲，都具有从“形而上”开始，影响作用于“形而下”的特征。任何类似于《上山下乡》这种局限于社会操作、管理层面的研究都无法切入这一特征，并从历史文化本质上把握知青运动在昨天、当今和未来的重要意义。 　　 　　初一看，似乎无论从时间、空间、文化渊源、时代背景，知青运动（笔者从自己的研究立场出发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视为红卫兵运动在精神领域的延续）都与中世纪西欧的十字军运动并不具备可比性，但笔者的比较是建立在人类两种不同生命实践的前提之上。历史上人们无非采取两种立足点不同的生命实践形式，一是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二是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生命实践。当代东方的知青运动和西欧中世纪的十字军运动就其本质而言都属于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运动。揭去各自东西方文化之外衣，两者具有极其相似的特征。 　　 　　知青运动不是骤然降临的社会风暴，这一特殊心理的“群体”亦非一夜之间造就的，他们孕育、成长的过程可追踪至红卫兵运动甚至他们的少年儿童时代。从少年时起社会向他们灌输着父辈们光荣而神圣的经历，父辈们为解放天下受苦受难的人民，为实现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爬雪山过草地，多少人抛弃个人利益，甚至把生命交付给这一伟大而崇高的事业？许许多多的小红军、小八路、小英雄诸如刘胡兰、小兵张嗄，以及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等在这条光辉征途上倒下的英雄前辈们，以其震撼人心的力量，不可抗拒的崇高魅力唤起了共和国这一群体的理想、使命感、无条件的献身精神。正如他们这代人的歌手在后来吟唱的那样：“也许／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它选择／（舒婷《也许》）。正是这种长期的熏陶，酿就了这代人早期的精神价值观，形成至今令人追怀不已的一种时代精神。 　　 　　大凡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其最高境界必须具有四个特征，信仰的坚定与执著；崇高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精神世界的上帝；对个人的物质利益的抛弃和强烈的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知青群体从小便被告知：他们肩负着比父辈们更伟大、更重要的历史使命，亲手埋葬帝修反（共产主义的异教徒）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战争，去解放世界上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苦难人民事实上，正是这种教义的长期灌输，使这一群体在嫩雉的心灵上接受了类似宗教氛围的精神洗礼，感觉到自身的崇高和伟大并获得生命最终意义，感受到自己已进入生活的最高境界，并为此兴奋不已。和所有的宗教信徒一样他们已在精神上获得了终级关怀！时代的新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诞生了，并且牢牢地树在这代人精神深处。就这样，这一群体（年龄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少先队、红卫兵、知青）在精神上和意识形态上完成了一场即将来临的伟大“圣战”的战役集结。他们渴望着战斗，在等待中烦躁不安（一些研究者把这种现象归结为“青春期的躁动”和精力过剩，然而忽略了“青春期的躁动”既可以造就天安们前的红色狂潮，亦可形成疯喊狂呼于歌台前的今日之“追星族”，可见心理学只能解释成年人与少男少女狂热程度之差异，却无法解释何以形成的红卫兵与“追星族”狂热对象之不同）。 　　 　　任何一种信仰都必须提供一种“诺言”，基督教向十字军将士们在未来提供了一个“天堂”的允诺。传统的精神教育向知青这代人承诺了一个辉煌绚丽的共产主义“天堂”。虽然具体内容不相同，但对人们的诱惑力和精神感召的迷狂效应都相似，共产主义的“诺言”，对知青群体的召唤力丝毫不亚于基督教重返“伊甸园”的诺言之于十字军。 　　 　　进入宗教状态后，一个高踞于精神信仰世界的上帝对人们来说是必不可缺的。无论那种信仰都需要人格神的存在，需要他的关怀和指引。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世界里，神的位置早就安排好了，共产主义毕竟是一种立足于历史实践的理论，它只提供诺言，却不提供人格神，一旦它被扭曲异化，为人们的宗教情绪所笼罩时，便需要在这个教义世界里创造出人格神。尽管毛泽东不愿被神化，但其个人意志根本无法阻挡精神上进入宗教状态的共和国同龄人的狂热和需要，终被簇拥着高高举起放上了神座。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圣父”。无须回避，知青这代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造神大军，是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北京天安门则成了他们的耶路撒冷，他们一千遍一万遍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使人想起基督教徒咏唱《哈利路亚》的虔诚和激动。 　　 　　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群体历来是不注重现实物质生活的，甚至蔑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神圣的使命在肩，精神上获得终极关怀，物质财富显得无足轻重了。这一点，早期的十字军和早期的知青有惊人的相似，如法国、德国和王公贵族，骑士阶层纷纷变卖家产财业，筹集东征的军费，圣约翰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以坚守童贞清贫、服从为生活宗旨，提倡苦行僧的生活。早期许多知青放弃优厚的家庭生活，告别富裕的城市来到贫困的边疆和农村，知青中（特指建设兵团、农场中的知青）也提倡不谈恋爱、不结婚，艰苦节俭为荣。这一切个人利益的牺牲都为了崇高的使命。另外，十字军具有洗礼、净化和赎罪的意味。无论穷人富人，有罪无罪，一旦加入十字军行列便不分彼此一概成了神圣大军一分子，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了。对于知青中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包括地、富、反、坏、右），似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原罪”，但“新教义”同样是宽容的，家庭不可选择，道路可以自己选择，不管“红五类”还是“黑六类”参加上山下乡，接受艰苦的磨炼，仿佛就赎了“原罪”，换回了一个清白的身子，并且大家不再分彼此，一概同志加战友。一旦加入解放全人类的大军便可洗刷过去的一切。 　　 　　任何伟大的精神运动随着时间推移，终究会发生质变，向物欲的世界回归，换而言之，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在到达终点后必然地向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生命实践回归。这里探讨一下西方十字军和东方的知青运动的回归原因是十分必要的。十字军运动的破产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十字军单凭一腔宗教热情，不具备支撑这场精神实践的最起码的物质条件，法国先驱十字军和第一次十字军因后勤供应不济、沿途抢劫而被匈牙利人击败。第四次十字军为获得经费资助同威尼斯商人勾结，不去攻打异教徒，收复耶路撒冷，相反攻占同属基督的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俘获大量财宝，一贫如洗的十字军将士一夜之间成了巨富，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结果是威尼斯向西西里王国每年进贡。至此，掳掠财富从十字军东征筹集军费的手段，沦为十字区远征的目的，十字军神圣的使命，解决东方受苦受难的基督教徒，成为掠夺的手段。手段与目的的颠倒标志着十字军运动已发生质变。 　　 　　其次十字军东征给西欧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接二连三地战贩耗尽西方的财富，并引起社会震荡，特别经哈丁一战，真十字架被伊斯兰教徒掳去，给十字军精神上以巨大的打击，上帝的可靠性动摇了，特别是几万名“儿童十字军”除葬身大海外，竟被奸商和人贩子卖给了伊斯兰教徒。神圣被亵渎了，从此，十字军在西方社会失去了号召力。 　　 　　再次，十字军的远征使西欧人看到了东方高度的阿拉伯文明，较高的科技、医术；深邃的人文思想；优越的生活条件，东方异教徒是一群野蛮人的神话破产了，一向自命不凡的基督徒们相形之下，倒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一群野蛮人。上述几种因素促使十字军狂潮全面退去，宗教热情亦开始冷却。西方社会开始向市俗化回归。 　　 　　由坚定的信仰、神圣的使命感武装起来的知青们在精神上已完成了一场军事集结，他们渴望着一场解放全人类的神圣之战，其幼稚、热情、真诚、激动、执迷丝毫不亚于中世纪的“儿童十字军”。文革时期广为流行的一首政治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是共和国这代人对生命实践、生活的最高境界和理想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跨过乌克兰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峰／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瑞士的风光／比萨的塔尖／也门的晚霞／金边的佛殿／富士山的樱花／哈瓦那的烤烟／西班牙的红酒／黑非洲的清泉／这一切啊／都不曾使我们留恋／因为我们有／钢枪在手／重任在肩………毛泽东的教导／伊里奇的遗嘱／马克思的预见／就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这样的精神境界和战斗热情绝对是解放后革命传统教育哺育出的伟大成果。就是这样一个在精神境界上无可挑剔的群体，在十年后，从他们的征途？？边疆、农村，伴随理想的破灭和精神的崩溃，伴随着物质上的一贫如洗，失魂落魄地溃退下来。也许是巧合，跟中世纪的十字军一样，单凭一腔对信仰的热忱而忽略了对这场伟大精神运动提供最起码的物质基础，而物质上的极度贫乏随时光的推移足以摧垮任何靠精神力量凝聚起来的团体。腐蚀掉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事实上，社会在实际物质上远远不足以支撑这场立足于精神的生命实践。在这种贫困状况下，他们的行为、形象往往与他们原先的宗旨相去甚远，变得丑陋。邓贤笔下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们在强行回城途中遭到当地群众围追堵截的情形，足以使人联想起法国先驱十字军在匈牙利的遭遇。 　　 　　林彪的叛逃、“四人帮”的垮台对知青群体在精神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当年他们正是在这几位“牧师”的鼓励下踏上征途，犹如中世纪把数万“儿童十字军”哄上征途的僧侣、奸商和人贩子。当“牧师”的狰狞暴露后，他们的精神支柱开始动摇，怀疑自己正在走的和已经走过的路，而毛泽东这位精神领袖的逝去无疑是对知青群体精神上的沉重一击，大有“上帝死了，吾辈奈何”的惶惶之感。 　　 　　也许又是历史的巧合，就像西方十字军突然发现了高于自己的阿拉伯文明而顿感自身的可怜渺小一样。国门的初步打开，顿时感到西方当代文明的巨大冲击力。在惊愕眩晕之后，疑问一个个接踵而来，这样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怎会有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摧毁埋葬如此令人羡慕的文明社会？去解放生活优越自己不知多少倍的人们？如果说知青群体是一支半途中疲惫不堪的远征大军的话，那么西方高度物质文明的真相使他们突然失去了前进目标，并开始意识到：“他们过去曾坚信不疑，要在自己手中完成的伟大使命，实际上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政治神话。”曾经辉煌的时代精神的崩溃，从支撑着知青生命实践的精神深处爆发。他们普遍地感到被命运捉弄了。知青群体现在象迷途的羔羊开始正视自己在现实中的实际社会角色了。在回城前后，很快，他们发现自己是城市里多余的人，是待业人员或干脆点，是失业者，需要父母亲人来养活自己，连自食其力的能力都没有的人。这与他们一向自命为（过去社会也这样以为的）全人类的解放者和伟大历史使命承担者角色具有天壤之别。两种角色可怕地错位和巨大有反差不仅使知青群体，也使全社会一下陷入尴尬！从“人类解放者”一下转到“城市待业者”（部分人顶替父母工作才挣得一口饭吃，显然不是革命意义上的接班）的巨变，又一次使知青群体晕头转向，他们愤怒地要求社会给予解释，但出于种种原因，整个社会都在逃避解释（事实上，还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解释）。至此知青群体普遍感到在精神上被愚弄了，这种感觉大概可同中世纪被奸商卖掉的“儿童十字军”的感觉差不多。 　　 　　上述几大因素终于使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这场从本质上讲是立足于精神的生命实践运动开始崩溃！当代文学史上凸然崛起的“朦胧诗”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知青群体在崩溃前后的精神状态，并忠实地记录了知青们苦难的心理历程，对以往的反省：“沿着鸽子的哨音／我寻找着你／高高的森林挡住了天空／小路上／一颗迷途的蒲公英／把我引向蓝灰色的湖泊／在微微摇晃的倒影中／我找到了你／那深不可测的眼睛。”（北岛《迷途》）。这首小诗可以说是知青群体从理想的追求到理想的失落过程的简练概括。“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走吧／眼睛望着同一块天空／心敲击着幕色的鼓／走吧／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北岛《走吧》）。这是丧失终极关怀后的沉重吧息。“你登上了，一艘必将沉没的巨轮／它将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顾城《方舟》）。这是对过去追求的干脆否定！“传说他渴得喝干了渭水黄河／其实他把自己斟满了递给太阳／其实他和太阳彼此早有醉意……。”（江河《追月》）。这是对当年狂热的沉痛反省。“……，我仿佛同你一样感到／大地突然从脚下逃离而去／我觉得我好象是你／一下掉进粘糊糊的深渊里……。”（芒龙《一个死去的白天》），支撑生命的信仰突然崩溃，这是精神失重时最贴切的感受。……“所有的雕像面目模糊，还原为石头／所有的祈祷失去光泽，还原为土……，我凝视着我，慢慢醒了”（杨炼《敦煌组诗之六》）。“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十多年前／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后来／我的钥匙丢了／心灵，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我想回家……。”（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就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在经历了精神与物质双重炼狱后，在挣脱了信仰迷狂后重返现实时的心态。这里不妨涉及一下“朦胧诗”的问题。“朦胧诗”的价值和意义决不仅限于诗歌艺术领域，它在历史上的价值远远超过艺术的价值，从精神现象史来看，它忠实记录了整整一代人漫长而痛苦的精神远征的失败；宣告了一个曾经辉煌灿烂的精神时代的终结，在这一代人心灵创口流出的咏叹声中，一种高昂的时代精神悄然失落，成为一种记忆。朦胧诗的不朽和无法企及的根源在于：它是整整一代人以血和泪，以及精神的裂变孕育和塑就成的。是用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向苦难的命运交换来的。所以，它所浓缩的社会内容和精神内涵是空前绝后的，是一切没有下过地狱的浅薄文人、御用文人无法理解的。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能理解来自地狱的咏叹。那些围绕着御座捧场的骚人墨客何尝能听懂呢？ 　　 　　言归正传，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走到它的尽头，必然地朝相反方向，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生命实践回归，知青群体过去生活在一座辉煌的精神宫殿中，它由信仰、使命感、精神上帝、终极关怀及由此派生的价值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现在这座巍峨的精神宫殿随着上山下乡运动海市蜃楼般地消逝而去，知青群体成了一片精神荒原上的一群弃儿，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往往在这个时候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力量，他们开始急需现实的关怀了。“我要回家”恰恰是重创的灵魂被终极关怀抛弃后，需要现实关怀的呐喊。就这样，知青群体开始了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生命实践的回归，在精神上向过去告别。在今天和未来，知青群体都将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造着、影响着社会的今天和明天。 　　 　　知青群体的沉浮和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怎样的历史启示呢？首先笔者不能完全同意《上山下乡》的作者夫人苏道锐教授的结论：“……。那些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通常认为，除了他们了解了一些中国农民的真正的生活状况这样一个事实之外，他们在农村度过的时间是一种浪费。了解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固然是一种需要的学习，这可能就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最有价值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仅在社会操作管理层面尚可如此认定，然而实际上，知青群体的实践，对当代中国社会重大影响和意义是在精神领域。上山下乡虽以奔赴边疆农村的外在形式表现，却在心理上实实在在的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精神的艰苦远征。这是上山下乡的本质。任何在社会管理操作范围的研究都很难把握这一本质，因而也很难判断知青群体及上山下乡运动对未来可能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当然，这并不等于这场运动对未来的社会管理层和政治家们毫无意义。未来的政治家们应当记住，作为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权宜之计，精神可以在短期内战胜物质的力量，但必须在时间上注意这种情况持续的短暂性和有限性，并提供起码的物质基础。反之。若把它作为万能的、无限的手段，而忽视相应的物质支持的话，那就形同玩火，酿成无法收拾的灾难，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危机。怀有坚定信仰和使命感的人们可以在物质上一无所有，因为有“上帝”在精神上关怀他们就足够了。但抛弃了信仰和丧失使命感的人们却绝对不能忍受在物质上的一无所有。任何一个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处于“乞丐”状况的群体，历来都是现有社会秩序最具破坏威胁的群体。被社会所欺骗的群体，必将怀有对社会的报复之心，后期知青的骚乱和暴力犯罪的剧增是最有力的证明。 　　 　　在历史的深层，有很大一部内容是重复出现的，但却以不同时间、地点、种族，以不同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所以，人们不敢忽略，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句格言，对于文明的人类来说，似乎处在立足于精神世界和立足于物质世界的两种生命实践的来回摆动状态中。在到达某一方向的极端后，势必随不可阻挡的惯性向相反方向回归，直至极端，从而不停往返，这似乎可概括为人类社会的“钟摆效应”。甩得越高，回归惯性就越大。 　　 　　延续了一百七十多年的十字军运动退潮后，西方渐从宗教狂热中摆脱出来，向物质化、市俗化回归，开始注重现实生活。外来的阿拉伯生活方式成为时尚，拜占庭货币制度开始输入，从而确立了西欧货币经济和商业信用制度，随后银行业的成立和大企业的兴起，使原来的赋役制度、物物交换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阿拉伯人的商业技术，如支票、提货单、信用卡、股份公司、关税等全盘输入，封建经济逐渐解体并直接诱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生命。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十字军运动的失败，构成一个从中世纪宗教狂热到资本主义萌生以至今日西方的物质繁荣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那么，西方这段历史变迁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变迁是否具有某种启示意义呢？继知青大返城后的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关注的是物质财富的生产，敌视西方文明的态度转变为全方位地汲取当代西方文明的各种成就，包括科学、技术、生产管理，乃至“拜金主义”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旋律，物欲横流。这一切是否应验了不可抗拒的“社会钟摆效应”？知青的上山下乡是否将历史证明是我民族从过去的精神狂热到未来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之间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而当今的社会是否正处在由立足于精神世界的生命实践向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生命实践的过渡？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社会达到了高度的物质文明，那一定是借助了精神狂热结束后，向市俗化回归时的巨大惯性，就像西方借助十字军运动退潮后的惯性而到达今天的繁荣那样。这点，当代人，包括知青群体，如同当年的十字军骑士那样未必能意识到。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运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涵义所在。对人类意愿而言，历史上往往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的现象。 　　 　　当今我们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物质生活比起过去，优越得多了，但精神上的贫乏已是普遍的忧虑，同样，西方也面临这样一个精神危机问题。的确，从十字军运动和知青运动的失败来看，反映了人类同一个深层性的问题；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偏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将是灾难性，于是，便寄希望在精神与物质间寻找平衡的支撑点，确实，合理的人的生活应同时居住在精神和物质的“伊甸园”。但历史证明这是一种幻想，它一开始，就错了，它是从理想主义出发的。因此人们从来就没找到过这一平衡点。事实上，居住在“精神伊甸园”的人，必定生活在物质的荒野上，居住在物质的“天堂”里的人必然流浪在精神的荒漠中。西方十字军和东方的知青现象告诉我们：人不可能同时进入精神和物质的伊甸园。 　　 　　如果现实的长期目标是国家富强（且不论重建过去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宫殿，这对知青群体已不可能了），那么，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意义上看，知青群体是当代社会中承担这一重任最合格、素质最高的一群人。如果说“我们曾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长征”是父辈们值得骄傲的经历，那么，共和国旗帜下长大的一代人最值得珍视、最可宝贵的经历便是“我曾经是一个知青”。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磨难本身就是创造未来的最大启动资源。一个伟大的民族、群体不是在苦难中灭亡，便是从苦难中崛起。日耳曼民族与大和民族便是例证。也许在辉煌到来时，人们仍觉得这代人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但对一个优秀的民族来说，既然灾难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从中汲取孕育未来辉煌的养料。也许历史将证明，知青群体以整整一代青春的代价，把一个醉迷的民族唤醒，跟上世界历史的步伐，以精神远征的悲壮失败，换回了一个跃向高度物质文明所必要的历史动力。

原文2000年第2期 发表于原载《中国国情国力》  浏览：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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