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气长存永垂青史（中） 　　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高君宇 　　 　　四、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革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在“五四运动”的暴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高君宇，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开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斗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在北大，他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忘我地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从《新青年》、《每日评论》、《东方》、《今日》等革命书刊上，学到了革命的理论和救国的良策，逐渐由一个自由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九一九年一月，他同邓中夏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到农村唤起民众。一九二○年三月，又和十八名同学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不但负责宣传工作，还承担了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任务，一九二○年十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李大钊同志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就是北方党的最初组织。小组成员都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高君宇是小组最早成员之一。不久北京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被选为第一任书记，领导了北方的青年运动。 　　 　　一九一九年七月，国民党右派胡适，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口号。于是在北京展开了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紧接着“中国少年学会”中的国家主义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附和胡适的反动口号，反对确立一种主义。在年会上提出“创造少年中国”的空泛宗旨。对此高君宇挺身而出，单枪匹马批驳了以左舜生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指出无共同的主义，在前所做的事尽有背道而驰的，无可产生共同主义之理，希望学会采取马列主义。经过激烈的论战，“年会”最终通过了李大钊等六同志提出的《本会对时局的主张》。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北京、上海、广州、湖南、湖北、山东等地先后都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高君宇虽没有出席“一大”，但为一大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后党的二大、三大高君宇都是代表，在两次代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五、在“二七”大罢工中 　　 　　一九二二年五月，高君宇同邓中夏受党的委托，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他们在京汉沿线先后为铁路工人办起了子弟学校，组织了工人俱乐部、职工联合会。这对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开展对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政治斗争，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时高君宇的名字在工人群众中神话般地传开，工人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要找高君宇商讨。 　　 　　一九二三年二月觉醒了的长辛店和京汉线工人，再也不愿受反动当局和资本家对他们的压榨，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罢工中反动当局，动用了大批军警，在江岸屠杀了共产党员、工人领袖林祥谦，以威迫工人上工，但觉悟了的工人阶级，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吓倒，林祥谦在屠刀下大义凛然，喊出了气壮河山的豪言壮语： 　　 　　“我头可断，血可流，没有总工会的命令，不达工人的要求，决不复工”。 　　 　　当时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罢工委员会领导人之一的高君宇，在这场生死博斗中，置生死于度外，一直活动在京汉线上。军阀吴佩孚通缉他，他毫无惧色，时而化装军警，出没于敌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则而装阔少爷，深入虎穴，侦察敌情。在敌警宪人员的报告里，有过这样的记载：“……于市要道密布暗探，然高君宇往来自若，如闲庭漫步，探者见亦不能识其高君宇也”。 　　 　　二月二十三日，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下令替反动军阀枪杀工人开脱罪责。高君宇挥笔在《向导》二十期上发表了抨击文章《勖军阀残民之总统命令》，有力地揭露了北京政府黎元洪同反动军阀吴佩孚甘为帝国主义效劳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三月二日，上海市民举行罢市。高君宇又在《向导》上发表题为《全国商界的好榜样》，高度地赞扬了爱国商人配合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行动。 　　 　　五月初，高君宇和罗龙章合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问世，全面揭露了“二七惨案”中反动军阀同帝国主义者残杀中国工人的滔天罪行，进一步鼓舞了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念。 　　 　　六、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二年一月，高君宇以中国代表团的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列宁针对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九二二年一月，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而召开的。（九国公约是“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中国门户开放”帝国主义妄图侵吞中国的公约）。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中、朝、蒙、日、爪哇等东方国家代表共一百五十余人。中国代表中有工人、农民、国民党、共产党，高君宇是共产党的代表。 　　 　　代表团从北京出发，经满州里取道西伯利亚，途经伊尔库茨克时，在国境线上，由于反动当局的阻止，不得不绕道步行，是晚被坏人盗去代表团赴苏经费。高君宇不惜重金，拍电报让父兄拍卖家产，资助出国之困。其兄高俊德，以弟国事为重大义疏财，在太原措借银洋千元，拍卖了贩卖的肉猪，如期汇给君宇，解决了代表团的危机。 　　 　　会议期间，列宁在病榻上亲切地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当列宁握着君宇的手时，他激动的热泪盈眶。列宁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团结其他革命人民，以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前进”。 　　 　　大会闭幕后，高君宇等同志留苏考察，他们参观了一些工厂、学校、部队、农村，还参加了列宁倡导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最使他难忘的是，列宁曾把他病期吃的白面包转送给代表团，自己吃黑面包（当时苏联因帝国主义包围，国内白匪军扰乱，经济相当困难，人们都吃黑面包）。代表们发现后，谁也咽不下口，把面包转还列宁，但是列宁非要大家吃了他才放心。 　　 　　远东会议，加深了高君宇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理解，树立了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是年春末，为避开白匪军的袭击，绕道巴黎、柏林，取海道回国。 　　 　　七月，高君宇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高君宇代表远东会议代表团汇报了大会情况，传达了列宁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大会根据列宁的论述和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以及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原则，对中国革命具有历史性的指导意义。 　　 　　大会还根据党章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的规定，高君宇同志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七、在山西建党 　　 　　当“五四”运动的烈火在山西燃起之后，高君宇接受党的指示，第一次回山西指导学生运动和筹建党的工作。 　　 　　一九二一年夏，他回到省立一中召集王振冀、贺昌等十几名进步学生，进行了一次人生观问题的座谈。座谈的重点是围绕当时太原出现的无政府主义者，以高长虹为代表的冒牌共产主义进行的。高君宇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宣传的“个人绝对自由”、“平均分配”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青年们阐明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区别，使这些青年增加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紧接着建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王振冀任书记。青年团在他的指导下很快就着手进行活动，一次就散发《共产党宣言》一千多份，太原人民第一次懂得了真正的共产党是拯救人类的天使，驱散了形形色色冒牌共产主义的迷雾。 　　 　　之后，共产主义青年团举办了自己的刊物《青年学会》，改组了《平民周报》，又建立了翻印出售进步书籍的“晋华书社”。晋华书社经费不足，难以维持正常业务，高君宇就四处奔忙，筹款解危，《平民周报》被阎锡山查封，高君宇当机立断，把刊址移到北京并亲当编辑。通过铁路工人秘密把刊物运回山西。在此期间，他还受陈独秀委托，到太原、大同了解工人的情况，撰写了《山西工人劳动状况》的专篇调查，发表在《新青年》七卷六期。这个调查报告在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象一支利剑，插进帝国主义、资本家的胸膛，鼓舞了工人阶级的革命锐气。 　　 　　一九二四年春，高君宇又受李大钊同志的委托，再次由京返并，完成组建山西地下党的重大使命。 　　 　　动身那天清晨，他住的北京腊库胡同十六号，因张国焘被捕告发，被吴佩孚军警包围。机警的高君宇抓住特务们布置的空隙，先把秘密文件撕碎，倒在痰盂，然后他装成服务人员机智脱险。当吴佩孚还在京到处搜捕他时，君宇已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安抵太原，开始工作。 　　 　　太原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先进分子侯士敏，李毓棠、潘思浦三人建立起山西第一个党小组。不久，傅懋功（即彭真同志）、贺昌同志由团转党，山西正式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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