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选择这篇文章，是因为它恰好是盛行一时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的补充，这篇文章中所展示的，是高君宇的另一面，也可以说是高君宇的“另一个世界”。至于文中的部分观点、思想方法和引用之史实，有心人请自行鉴别取舍。 　　 　　浩气长存永垂青史（上） 　　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高君宇 　　 　　今年十月二十二日，是高君宇同志诞辰八十九周年。我们怀着敬佩的心情，走访了烈士的亲友故居，翻阅了烈士生前的一些论著和党史、文史资料，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特整撰成文以资纪念。 　　 　　君宇同志是我党最早的领导者之一，是我省建党奠基人，是党的二、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在京病逝，时年二十九岁。 　　 　　君宇同志逝世后，同志们将遗体埋葬在他从事活动的京都陶然亭，列碑纪念。一九二八年九月，女友石评梅病故。遵照评梅生前遗愿，亲友们将遗体葬于高君宇墓旁，后人称“高石之墓”。 　　 　　一九五六年六月，周总理在审定北京城市规划时指示：“陶然亭的高君宇、石评梅之墓应该保存，革命和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文革”期间高、石之墓，残遭破坏。 　　 　　—九八四年四月，经国务院批示，按原样作了重修。 　　 　　一、少年时代 　　 　　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日，高君宇出生在山西省娄烦县（原静乐县）汾河东岸的峰岭底村。父亲高配天是清监生，好学行医，颇具名声。君宇兄妹五人，君宇为次子，乳名尚德，宇锡三、号君宇。 　　 　　君宇自幼聪明过人，博得父母偏爱，且胆量超群，不受封建家教约束，村人称之为“天胆子”。一九○○年北方义和团起义，君宇的父亲是同盟会员，支持义军起义，五岁的君宇常跟父在练拳场上学反清灭洋的本领，他自做木枪木刀，表演打洋人的动作，引起村人的赞赏。 　　 　　八岁入私学读书，到十二岁，四年功夫就把“五经”、“四书”全背下来，老师夸他是才子，成人必享大福大贵。可他讨厌读书为官为宦的家教，常为此与老师家长斗口，直到他胜了才罢休。 　　 　　十三岁到县城高等学堂攻读，当时正值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那时虽然废除了君主制度，建立了民国，可封建制度的习俗照常在社会上流行。幼小的君宇受辛亥革命的熏染，不顾家人反对和社会的嘲笑，第一个剪去满族统治者留在人们头上的辫子，又给妹妹放开了缠折筋骨的小脚，为全县妇女的初步解放和反封建习俗开了个头。 　　 　　二、从太原一中到北京大学 　　 　　一九一二年，十六岁的高君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 　　 　　一中是当时全省第一流的中学，六百多名学生多系官豪子弟，唯君宇家境最次、年岁最小，然他的学绩却名列前茅，受到全校师生的注目。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一中掀起了声讨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风波，在全校数百名师生中高君宇是反袁的学生领袖，在示威中他冲在前头，第一个喊出气壮山河的口号： 　　 　　“打倒窃国大盗袁世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 　　“还我山河，还我国土”！ 　　 　　在第一次反袁斗争中，最激动高君宇的是李大钊同志为日本留学生起草的《敬告全国父老书》。他既敬佩李大钊同志为国为民精神及渊博学问，更羡慕那些身在异国不畏强暴的留日同学的革命行径。他以此为动力，视反动军警为蚁蜉，枪弹水笼如草芥，向太原人民宣传《敬告全国父老书》，直到示威达到予计的目的。 　　 　　是年十二月，袁氏称帝，改民国为洪宪，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爱国将领蔡锷起兵讨袁，通电发到太原，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骑墙看风，高君宇为此串联全市各校同学，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拥蔡、讨袁、促阎”的示威斗争。在数计万人的讨袁大会上，他冒着坐牢甚至生命危险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的罪行，在强大的山西人民压力下，迫使阎锡山放弃为袁世凯称帝封侯的幻想，响应蔡锷的行动，通电讨袁。 　　 　　一九一六年二十岁的高君宇毕业于太原一中考入北京大学。 　　 　　北大是我国高等学府，新思潮狂滥翻卷的策源地。当时的北大有很多新学名流和进步书刊，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给全国输送着新的血液。著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蔡元培先生举办的“进德会”、“新文学研究会”等，对初出茅庐的高君宇来说感染最大。他参加了“进德会”和“新文学研究会”来探讨改造中国拯救黎民的真理。 　　 　　入校不久，他结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此后他同黄日葵、邓中夏、许德（王行）、张国焘等同学就以李大钊为师，寻找指导救国的真理。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先后发起了成立“北京学生救国会”、“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之后，李大钊把他们看作是得意门生，救国的希望，吸收他们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高君宇主编《新潮》杂志和党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在此期间，在北大红楼，高君宇第一次结识了毛泽东同志，两人虽系初识，可一见如故交谈甚洽，一致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按李大钊同志指出的：走苏俄道路，信仰马克思主义。北大是培育革命青年的摇篮，是坚定高君宇革命人生观的母校，是驶向革命航程的起点。 　　 　　三、在“五四”运动中 　　 　　一九一八年五月，北洋军阀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了《中日共同防御协定》，引起国内外爱国学生的强烈反抗。 　　 　　当留日学生反对《协定》而罢课归国时，高君宇一早就同邓中夏、许德（王行）、罗章龙、张国焘等到车站欢迎。第二天组成了京城各校两千人的请愿队伍经东交民巷使馆区向总统府示威。卖国军阀政府派大批军警镇压，但一次次都被浩大的请愿队伍顶了回去。 　　 　　总统冯国璋老羞成怒，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可学生们还是不畏强暴，冒着棍棒水笼一直冲进了总统府。冯无奈，只好依学生派代表会见。于是学生们推举高君宇、黄日葵、许德（王行）、张国焘为代表，在总统府同冯国璋进行了国是斗争。高君宇指着冯国璋说道：“满清腐败丧权辱国，在列强的刺刀逼迫下，签订了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使四万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你身为国家总统，本应振兴中华，救四万万同胞出水火，然你重蹈前辙，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两个卖国协定，比清政府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代表全国同学，要求你同帝国主义立即废除这些协定，否则国人将采取一切行动”！ 　　 　　冯国璋哑口无言，好一会儿摆出一副总统的架势说：“尔辈尚年幼无知何以知国事之重，对外交决策，勿予横蛮，学生以读书为重，少管国事为宜！” 　　 　　谁知谈判还没有结果，一位叫傅斯年的同学，受反动政府的利诱，在请愿队伍中，趁高君宇不在的机会，在学生中做了一些恐怖的瓦解工作，动摇了一些学生的意志，示威队伍相继解散了。 　　 　　总统府请愿，虽然没有成功，但也锻练了学生的意志，也从中取得一些经验教训，这就是只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坚强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 　　 　　五月四日，“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激起三干多学生的愤慨。京市各校又一次组织了强大的示威队伍，当示威学生通过天安门向东交民巷进军时，被中、外大批警察拦住。他们无耻地说什么：“使馆禁区，中国人不能通过，违者就地正法！”等等。领头的高君宇听了，气愤地指着警察头目的鼻子说：“北京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人谁都可以自由行走，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就应该行使中国人的权利，掉转枪口同那些外国侵略者斗争”。这一说，不少的军警张口结舌，露出同情的样子。可又一个军官带着央求的口气说：“同学们，我们是官差不自由的，这是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命令，小可担当不起。”于是游行队伍转向曹汝霖公寓赵家楼。 　　 　　当时曹汝霖正同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总裁陆宗舆在府密议降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勾当，示威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砸开曹府的红门，一直冲到了曹汝霖的大厅，谁知曹、章、陆已躲藏起来，高君宇从大厅正面墙上撕下了日本太阳旗和天皇画像对大家说：“这就是曹汝霖降日卖国的铁证，曹贼能逃，可赵家楼逃不了，火烧赵家楼，看曹汝霖还能藏在什么地方？” 　　 　　一时赵家楼浓烟滚滚，火舌吞天，就在这时，从廊房里跑出两个肥头大耳的阔老爷，还有十几名卫士前后护卫，欲越墙逃跑。高君宇一见，大喝一声：“卖国贼！那里逃！”同学们一拥而上，把两个老东西，打了个不亦乐乎！事后才知道，一个是陆宗舆，一个是章宗祥，就在当天，反动政府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 　　 　　五月五日，北京各大中学校，在高君宇等星夜串联下，全市罢课，声援被捕学生。六日成立“学联”，高君宇被选为北大驻京代表。在全市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反动政府不得不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七日，高君宇等学联领导亲自到监狱接回了三十二名被捕同学，同日通电全国，实行更大范围的总罢课。 　　 　　北京学生运动的烈火，很快燃遍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农民罢田，使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当时反动政府，受日帝的指使，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镇压，抓捕学生一千余名。 　　 　　在北京学联组织下，六月五日，有五千名学生，分三个纵队，继续进行示威。这时高君宇因一个多月的星夜奔忙，劳累过渡，已患咯血症多次吐血，学联要他住院治疗，他不同意，在游行队伍中，他仍旧站在前列，吐着热血，高喊“头可断，血可流，一寸国土不能丢”的气壮山河口号。 　　 　　在强大的爱国学生逼迫下，反动政府不得不接受学生的要求：撤走包围北大军警，释放被捕同学，解除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一切职务，责令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取得了伟大胜利，在中华民族的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人称“五四”运动的健将——高君宇的名字，也同“五四”远动，永远留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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