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为巩固后方的统治，保障后方的安全，加紧了对华北、华中其占领区的控制。他们不仅加强公路、铁路、碉堡的修建，还经常的进行大扫荡。同时还对主要交通干线进行严密封锁和控制。他们修封锁沟、建封锁墙、拉铁丝网 、建据点、派日伪军驻扎。建立了方圆一百余里封锁区。敌人的严密封锁，给我党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设置了极大的障碍，1942年以后，部队已不能通过这一地区。我们和太行山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完全切断了，为了沟通和党中央的联系，我党建立一条地下交通线。 　　当时，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中央北方局是由彭德怀，罗瑞卿同志负责，下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等地区。总部设在太行山。为适应全党整风运动的需要，在那里办起了北方局党校，彭德怀任校长，杨献珍任教育长，各地区军政领导都要到党校进行整风学习。 　　在路西，紧挨着铁路有一个小镇，叫洪河屯，封锁铁路的伪军就驻扎在这里。伪军头叫王志权。他的势力很大。另一部分驻扎在菜园村。离铁路很远。这里的头叫骆花生，这个人很善于钻营也很会随机应变 。原来是土匪 ，日本人入侵后，他就当了汉奸。争取伪军也是我党和我军一项主要工作。目的是为我们所用。这些伪军有唯利是图的一面，并不完全都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对我方如有利可图也肯帮些小忙。我党就是利用他们这些特点，给他们一些好处，在一定的条件下帮我们做事。比如给他们钱让他们搞枪支弹药，护送我党我军过往人员，帮助传递信件等。 　　冀鲁豫军区位于卫河东岸，1943年初，我在军区任警卫排副排长，那时，我仅有21岁。一天，接到军区领导指示，让我和联络部长王乐亭同志一道护送军区政委苏振华及秘书周家鼎，地区党委副书记习新华和地委书记赵紫阳等领导同志，去北方局党校学习。学期为半年。接到这项指示，我们一行人打点行装就出发了。当时正是小麦返青，刚刚开春的季节。 　　为了隐藏身份我们都换上了便衣，有的穿长袍，有的穿大褂，看上去很像买卖人。在冀鲁豫地区，由于连年灾荒加上敌人的疯狂破坏和封锁，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艰苦。粮食不够吃就吃树皮。我们进入敌占区前，王乐亭部长搞了一些馒头带着路上吃，看到老百姓过得那么苦，首长们都吃不下去，沉痛地说，老百姓太苦了，我们不能搞特殊，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进入敌占区我们更加小心，尽量装出商人的派头。总算顺利到达了伪军据点。我地下工作者早已安排好，由伪军及家属赶车送我们过敌占区。车是带蓬的，四周用帘子遮着，所以外面人无法知道我们的身份，但是，我们仍然十分小心，警惕敌人找麻烦，，就这样，我们白天担着风险赶路，晚上就住在伪军首领家里，经过一天多急行军，我们终于走出了敌占区。 　　过了敌占区就是缓冲区了，也叫游击区。过了游击区就是太行山根据地。我军的129师师部就驻扎在这里。伪军完成了护送我们的任务回去了，我们一行人开始步行去党校。途中经过129师师部时，见到了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太行山根据地的生活比冀鲁豫根据地要好一些。但也很艰苦。部队吃的是高粱米面和树叶做的馒头，味道很苦。在129师住两夜后，我们又出发了。这时离太行山总部已经不远了，大约在三月初，走了近半个月，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太行山总部。 　　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北方局总部，就设在太行山左权县麻田镇。离总部一里多路，有个小山村叫北上村，北方局党校就在这个村子里。这个村就三十几户人家，在这里学习的领导就分别住在老百姓的空房子里，又破又旧。到这里学习的都是地区以上干部。总共不过三十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等理论。彭德怀，杨献珍，罗瑞卿等领导经常来党校讲课。北上村虽然很穷，但自然风景还是很美的。 　　我的任务就是做勤务工作，搞卫生，打水打饭，为首长买点东西。有空我也跟着首长学政治，学文化，经常受到领导的鼓励和关怀。 　　这期间我为苏振华首长送过几封写给彭德怀首长的信，第一次送信时，心里特别紧张，心想，彭德怀是个大首长，一定很威严吧，不想他非常平息近人，对我很客气，让我坐下，问我叫啥名字，哪里人，多大年纪呀，我顿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彭总生活非常简朴，平时总是穿带补丁的衣服，洗的都发白了还穿。他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走路时也不让警卫员靠近。听说有一次管理员用他生活费买了一只鸡做个菜，想给他改善一下补补身体，可他硬是让警卫员送回伙房。坚持和大家吃大锅小米饭，彭总每次去党校都是步行，从不骑马。外出时警卫员必须和他保持几公尺开外的距离，不然他就会发脾气，批评说这样会脱离群众的。 　　秋天的时候，敌人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我们随总部一起钻进了山沟。敌人在太行山上周旋，当地老百姓和共产党八路军心心相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壁清野，避开敌人的追剿，敌人找不到粮食，又抓不到人，不得不扫兴而归。我们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十月份，学习任务结束了，我们踏上了归途。快到敌占区的时候，周家鼎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现在形势很严峻，我们必须分两路回军区，你自己走一条路，首长们走一条路。他交给我的任务是，到洪河屯伪军据点取首长在党校学习用的文件，然后把他带回冀鲁豫军区，并说有人送我。虽说任务很艰巨也有危险，一想有伪军护送应该没问题。 　　我独自一人来到敌占区，找到伪军的小头目，按照事先说好的约定，他必须把我送出敌占区才可以回去。不料他改变了态度，说形式紧张，怎么也不肯送了。只答应把我送到铁路线，给我开了一张路条，实际就是一张路线图，让我自己碰运气。怎么办？要是敌人稍加搜查，我带的文件就会暴露，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冷静的考虑对策，心想待在敌占区等候不会有太大危险，但是任务完不成是绝对不行的。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还是自己闯吧，见机行事。 　　我一连等了四天，文件才秘密送到。伪军把文件交给我后，我到街上买了一块布，把文件打了个方包挎在身上，自己装成商人的样子，跟着伪军向铁路线走去，由伪军的护送我安全地通过了铁路线。 　　伪军回去了，剩下的路就剩下我一人了。我兜里揣着伪军给的路条，踏上了更加危险的行程。走了一天的路，还好，没发生什么麻烦事。天黑前我来到一家小客店，决定在这过夜。吃晚饭的时候老板问我，先生你有良民证吗？这里经常夜里査店。听了老板的话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心想我哪有什么良民证呀，可我还是回答他说有的。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在想，敌人真的来搜查咋办，我自己被捕没什么，可文件不能落在敌人手里。这时别人己经进入梦乡，我悄悄爬起来下了地，走出了房门，生怕弄出一点声音。晚上吃饭时听了老板的话我就观察了，院子有个小破屋没人住，破烂不堪的，趁着月光我溜了进去，发现门的左侧有火炕，那就一定会有烧火的炕洞，我就蹲下身顺着炕沿往下摸，果然摸到炕洞，我把手伸进去抓了一把黑灰，心里高兴极了，迅速地把文件塞到炕洞最深处，又在洞口堵了几块碎砖头。这才回到住处重新睡下，心里安静了许多。可睡的仍不踏实，做梦还和敌人博斗。这一夜我觉得时间过得真慢。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虚惊一场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暗自庆幸，赶紧取出文件，混在下地干活的农民中间走出了村子。 　　估计在八点钟左右，在我走的这条路上，迎面开过一辆卡车，一帮日本兵持枪站在上面，看着他们那一双双眼睛冒着凶光，一直望着我，我警惕到了极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千万不能把文件落入敌手，一定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像个商人，越像越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于是我不急不慢地走我的路，其实背上的文件就像炸药包随时都可能引爆，卡车呼啸着从我身边驶过，扬起的灰尘扑了我一身。可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放下了。 　　又走了大半天，一条河拦住了我的去路，这就是卫河，是敌占区和游击区交界河。在通常情况下，河面上常有伪军巡逻的。心想眼看就到根据地了，再碰上敌人怎么办，趁现在没有伪军赶紧过河，我很快找到了一位船公，也是一个穷苦人，把我送到了河对岸，幸好并没有碰上敌人的巡逻。 　　我满怀着胜利喜悦，回到了军区驻地，见到苏振华首长，把文件交给了他，他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任务完成得很好。一个月后我和一位侦查员，骑着自行车再次进入敌占区又取回一份首长的重要文件。 　　回首往事，心潮起伏，战争年代经历很多，唯有这次单独行动执行艰巨的任务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使我至今难忘。

原文 发表于大学生在1984年4月对父亲的采访  浏览：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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