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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杭州年会之后,高君宇即去上海,出席于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他和陈独秀、蔡和森、张国杰、邓中夏一起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年8月,为贯彻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高君宇和蔡和森、范鸿(吉力)、刘仁静、缪伯英等发起组织了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高君宇是八个筹备员之一,负责起草“同盟”章程,并在北大三院大礼堂主持召开了“同盟”成立大会。不久他又去杭州西湖参加了中共中央举行的特别会议,讨论了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参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形式问题的重大决策。当时围绕着刚刚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问题,在中共内部和社会上曾出现某些“左”的和右的倾向。例如,一个读者在给《向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抱‘革命’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这样怎能使他们两方融洽而联合起来呢”?即便两方暂时联合起来,“到‘革命’以后,终不免有产者专政”,这样的联合又有何益呢?因此现在应该“努力谋‘纯粹的无产阶级底革命’”。①高君宇在回答这位读者的公开信中,明确地批驳了这种“左”的观点。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可以也应该联合起来去反对共同的敌人,认为当前“只有无产阶级可以革命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非统一全国的革命力量”是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的,他还针对那种既要联合,就将必然要建立一个“有产者专政”的错误看法写道:“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就是说这个革命是要让群众革命的动因来支配,无产阶级要从事这个革命,……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过只是个推翻共同仇人的政治连锁。他虽至少要求这个革命给他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他决不认这个革命是解放他们的革命,这国民革命成功,他们所得的实际完全革命经验和组织力量充实,是会使完全解放他们的革命马上接着成功的”。②高君宇这段论述,尽管没有充分展开,但是他的基本思想是清晰的。这就是他在认定国民革命要有资产阶级参加之后,又认定“无产阶级较资产阶级为强壮”,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是“站个主要的地位”,国民革命的目标不是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完全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会“马上接着成功”,这些认识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它已萌发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既反了“左”,又反了右,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 ①思顺:《读陈独秀君造国论底疑问》,《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4日。 ②君宇:《短答》。《向导》第4期,1922年10月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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