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并担任过学会的候补评议员。在1921年7月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上，他和邓中夏、黄日葵等并肩战斗，坚持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方向，成为政治性的团体。南京大会原定议事日程是会议第一天讨论学会的宗旨及主义等重大问题，但北京会员代表中的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未能如期赶到，高君宇便在7月1日的第一天会议上首先动议将第一天的日程与第二天的互换，获得一致通过。其后三天在讨论学会宗旨及政治等问题时，他积极发言，支持、补充邓中夏、黄日葵的意见。他在驳斥学会会员、国家主义派分子左舜生认为“大家努力向社会做各种事业，自然会产生共同主义来”，“今天可无须更为评辩”，实即要取消以社会主义为学会宗旨的论调时说：“人不可无一种主义，是无疑的。学会会员为创造少年中国便于分工互助,不可无一种共同主义，这亦是无疑的。那便如何能为学会产生一种共同的主义，不能今天无大略的决定。我以为主义不是宗教，是一种方法，是用他向各方面改造的方法，不限于政治经济方面。我不赞成先做各种事业，以求产生共同主义的话。因无共同主义，在先所做的事，尽有背道而驰的，无可以产生共同主义之理，故我信还是限一定期间，以研究主义，然后即规定一种主义的好。”①这既反映了他强烈要求以社会主义为学会宗旨的急迫心情，也反映出他信仰社会主义，并不是奉为宗教教条，而是把它看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用以指导自己的言行，来对中国的各个方面进行根本的改造，这种认识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1922年初，奉中共中央之命，高君宇去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留莫斯科数月，参加国际青年运动，谋求东方被压迫青年与西方劳苦青年群众的团结。归国后，他担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相继参与编辑《向导》和《政治生活》，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路线等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 　　①《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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