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他可以 　　算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在文、史、哲诸方面都取得了划 　　时代的成就。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 　　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的学 　　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他从三方面总结了王国 　　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即“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 　　材料互相参证”。并认为据此在考古、上古史、边疆史地、文艺评论 　　等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然而，除了其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外，王国维的自杀也一直为人 　　们所关注，70年来，对于其自杀的原因，聚讼纷纭，已成学界公案。 　　　　据王国维的学生柏生的回忆，在自杀前一天，清华研究院的学生 　　因为考试结束，行将放假而公宴诸导师，席间王国维先生还兴致很高 　　地与他们谈论有关蒙古的杂事，当天晚上，他还与谢国桢去王家问阴 　　阳五行的起源等问题。自杀的那天上午，王国维先生还到学校，让校 　　工去他家取成绩稿本，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谈论下学期的招生事 　　宜，时间甚久，后又向侯借大洋两元，因侯当时没现洋，故借给他五 　　元钞票，王国维随即雇车去颐和园，据园丁回忆，王进园后，先在石 　　舫前木坐许久，后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跳湖。从跳湖到得救， 　　其间不到两分钟，甚至连里衣都没湿，但已无呼吸，一代学者杳若黄 　　鹤西去。（可参见《记王静安先生自沉始末》，《国学学报·王静安 　　先生专号》） 　　　　王国维的自杀，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方面，已被冯玉祥赶 　　到天津的逊帝溥仪下诏封王国维为忠悫公；而海内外学术界也纷纷举 　　行纪念活动，仅出版的纪念专号就有四辑，与前一年另一位学界巨子 　　俞樾离世时的寥落适成对比。 　　　　但王国维正当盛年，在学术研究如日中天之时，遽尔自沉，给后 　　人留下了诸多疑问，至今仍未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这其中的原 　　因很复杂，既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王国维自身矛盾的性格的因素，也 　　有分析者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纠缠，因此，回顾各种对于王国维自杀 　　原因的分析，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 　　 　　　　［一］殉清说。对于王国维的死因，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要数 　　殉清说，其最主要的理由有两条： 　　　　其一是辛亥革命后，他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成了所谓“胜朝遗老”， 　　而且至老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1923年，受废帝溥仪征召 　　出任南书房行走（五品），自杀前还托罗振玉将“论政事疏”转交给 　　溥仪，表明心迹。而溥仪正是读了王国维的疏论后，感到“孤忠耿耿， 　　深恻朕怀”就加封论赏的。当时的一些遗老因此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 　　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而激进的思想 　　家们则指责王国维保皇，为满清完节。现代学者陈元晖也认为“王国 　　维是保皇派，他终其一生都是尽忠于清朝皇帝的，……对于历史发展 　　的必然结局，他不敢设想，最后只能用自杀来结束他的一生。”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哲学研究》1980年第5期）但是，“论政 　　事疏”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王国维的弟子赵万里认为此遗折乃是 　　罗振玉伪造；且遗书中并无一语涉及清王朝及溥仪。也无关于遗折的 　　交代。后来，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这其实只是罗 　　振玉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其实 　　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 　　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不过，也有人认为王国维上遗折之事 　　“当属事信”（参见叶嘉莹《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 　　注26）。依笔者之见，溥仪之回忆录有一种彻底悔过的倾向，故对于 　　早期活动包括伪满时期的描写显然并不能称为信史，且他也并无确凿 　　证据证明遗折系罗伪造。 　　　　其二是遗书。王国维死后，人们从他的衣物中发现他留给其儿子 　　王贞明的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园茔地。……书籍可托陈（寅 　　恪）、吴（宓）二先生处理”。早在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紫禁城 　　时，王国维就有自杀的意图，只是家人严加看护，才未能得逞。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湖南军政府把叶德辉给枪毙了，同时浙江军 　　政府也籍没了章太炎的家产，这使王国维受到巨大的刺激。为了避免 　　再次受辱，按“君辱臣死”的古训，便不如一死了之。很多人对遗书 　　能否成为殉清之理由存在疑问，因为王国维并没有叶德辉在湖南组织 　　筹安会这样的劣迹，也不曾发表过鼓吹复辟的言论，更没有参与复辟 　　的活动，当溥仪决心依靠日本，以天津为基地进行复辟活动时，王国 　　维已到清华研究院当教援去了，按一些人的说法是“食了周粟”了。 　　王国维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做过清室的官而已，王国维更多的可能 　　是恐惧，深恐自己也遭受屈辱，故而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 　　事变，义无再辱”之绝笔。但遗书中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丝毫 　　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遗书看作是 　　一种内心的恐惧，而明确的价值指向，或未可知。 　　 　　　　［二］殉文化信念说。陈寅恪先生认为这种把将王国维之自杀归 　　结于殉清的说法是“局于一时间一地域”，并没有了解其平生的志向， 　　他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艰；其 　　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 　　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 　　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集之人，安得不 　　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 　　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亦不 　　之及云。”（《王观堂先生挽词》）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的演讲中称 　　王国维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生’的精神”， 　　不能把自杀看成是一种怯懦的行为。虽然梁启超用伯夷、叔齐来比照 　　王国维，容易为持“殉清说”者利用，但客观地说，他的说法接近于 　　陈说。 　　　　但这种说法也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即使按陈寅恪先生所言王国 　　维所殉为抽象之理念，但陈又言，这抽象之理念不能不有所依附，正 　　是在这种依附中，“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 　　鲍叔”，缘何王国维不能将溥仪视为以康熙呢？ 　　 　　　　［三］罗振玉逼迫说。王国维和罗振玉之间的关系，实在非同一 　　般。王国维青年时，就不满于科举贴括之学，以至于在参加科举考试 　　时“不终场而归”，向往新学，却因“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 　　1898年，王国维来到上海，在《时务报》任书记校雠工作，并为馆主 　　汪康年司笔札。业余时间去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罗振玉慧眼识 　　才，在各方面提携奖进，甚至资助他去日本留学。从此王国维便处处 　　跟随罗振玉，罗办杂志，王国维便替他做编辑和翻译，罗奉调到北京， 　　任职学部，王国维也随之赴京，在罗身边任职。辛亥革命后，罗携家 　　眷去日本，王国维也举家搬到日本，后罗振玉定居天津，罗又给王国 　　维弄了个“南书房行走”。罗“奉旨入值南斋”，王国维又帮他整理 　　皇宫内府的文物书籍，王国维的兴趣和研究重心从哲学、文学转向甲 　　骨文、边疆史地、敦煌学，除了自身的原因外，与罗掌握大量的新发 　　现，而他又帮助罗整理考证有关，这一点可从他《近二三十年中国新 　　发现之学问》一文中得到证据。对于这种带有依附色彩的关系，王国 　　维一方面有一种报恩思想，同时也感到屈辱，觉得是“为生活故而治 　　他人事”。尽管罗、王两家后来有了姻亲关系，王国维内心之不平衡 　　依旧存在，罗、王之间关系的破裂显然也有这种心理背景的影响。到 　　目前为止，持因逼迫而致王自杀说的理由主要有两个。其一是逼债， 　　据郭沫若说：“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而是别有死因的……据他的 　　死，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大体 　　的经过是这样的，罗在天津开书店，王氏之子参与其事，大折其本。 　　罗竟大不满于王，王之媳乃罗之女，竟因而大归。这很伤了王国维的 　　情谊，所以逼得他走上了自杀的路。”（《鲁迅与王国维》，《历史 　　人物》）此外，溥仪提供了另一个传说，说的是清帝内务府大臣绍英 　　托王国维代售一批字画。罗振玉得知后，从王国维手中把字画要了去， 　　说可以替他卖，但卖后罗把所得的一千多元扣留，作为王应还罗的债 　　务。致使王国维无法面对绍英的催促，因而自尽。（《我的前半生》 　　202页）其二是罗在王丧子后，把新寡的女儿从王家接回，致使王国维 　　感到很丢面子，与王国维交往近三十年的殷南说：“在去年秋天，既 　　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我 　　所知道的王国维先生》，《国学学报·王静安先生专号》）不过这几 　　条理由有很重的推测因素，因而无法将之作为确证。且罗振玉因出仕 　　伪满、盗卖国宝，一直口碑很坏，史达在他所撰《王静安先生致死真 　　因》一文中说：“罗振玉本是个假借学问而虚名来骗人的大滑头，他 　　专以贩运中国古籍出洋及造作假古董弄钱为业。……这样的人，品节 　　如何也就可揣而知，不幸王先生正在他做苏州师范学堂监督时去担任 　　教课，于是被他拉拢着做他学问上的工具。”（《文学周报》五卷一 　　至四期合订本）甚至认为王国维作了“遗老”也完全归罪于罗振玉， 　　如顾颉刚说“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 　　来图自己的名利，他在这个环境之中，也就难以自脱，成了一个‘遗 　　而不老’的遗老了。等到成了遗老，骑虎难下，为维持自己的面子起 　　见，不得不硬挺到底了。”（《悼王静安先生》，《国学学报·王静 　　安先生专号》）这或许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 　　这些说法明显带有情绪性，因而不能算是持平之论，一方面完全抹煞 　　了罗振玉对于王国维当初的帮助提携之功，同时也把王国维看成一个 　　毫无主见的傀儡式的人物，显然是对王国维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入的了 　　解。王国维学术旨趣的转变，既有当时地下新发现的刺激，更是他 　　“智与情兼胜的秉赋”和“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内在原因的促成。 　　（参见叶嘉莹《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保守主 　　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虽贯通 　　中西，但政治思想的保守性也很明显，他从根本上是反对革命的，他 　　明确把孙中山、陈独秀比作洪秀全、杨秀清，其实学贯中西而又保皇， 　　这在中国近代亦非个案，严复等人即是明显之旁证。 　　 　　　　［四］性格悲剧说。王国维天性忧郁悲观，在《静安文集续编· 　　自序》中，他说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 　　前。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 　　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深为契合，王国维一向自视甚高，以天才自况。王 　　国维认为一般人的快乐与痛苦，仅仅是生活中之快乐与痛苦；而天才 　　由于能洞见痛苦之根源，因而要承受更为深切的孤独和痛苦。而哲学 　　并不能慰藉他的内心的矛盾，在《自序》二中，他说“余疲于哲学有 　　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 　　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 　　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但他又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 　　则不苦感情寡而理情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 　　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美术作为解脱人生痛苦之途径，但他智与 　　情兼胜的内在冲突，难以使他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因此他悲叹 　　人生如“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趋海。”（《蝶恋花》） 　　王国维35岁后，专力于经史、古文字的考证，期于远离现实，心远地 　　自偏，有诗为证：“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怨 　　春残。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 　　（《浣溪沙》）“弄丹铅”即考证之事，能使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忘忧 　　吗？这只能使王国维更加落落寡欢，少有朋友，王国维是个执著于理 　　想之人，他向往一种无功利、纯粹的学问，因此他抨击康有为、魏源、 　　严复以政治或功利为出发点的学术路径，更厌恶以学术求官，心中常 　　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遗世独立之感，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本可 　　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究要自杀。”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 　　　　由于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本世纪文化人之自杀，几乎都不能说是 　　新闻。我们现在也很难真正了解其自杀的真正原因。因为死者已逝， 　　令我感兴趣的还有对于自杀方式的选择，在缺水的北京，至少有梁济、 　　王国维和老舍选择了投水自杀，其间的意义或只有他们知道。但在王 　　国维本人而言，他并不将自杀看作是解脱的良方。他说：“解脱之道， 　　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红楼梦评论》）但他还是选择了自 　　杀，必有其不可化解之症结。王国维生活于中国社会前所未有之大变 　　局中，因此他的死既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也有其曲折的人生经历的作 　　用，但谚云：性格决定命运，综观上述四种理由，以私意度之，王国 　　维之自杀最主要的应是其矛盾又忧郁之性格，而国民革命军对叶德辉 　　等人的镇压是其触媒。他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自杀之原因时说：“自心 　　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 　　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教育小言十则》）亦非自况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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