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自由的「娜拉」走到了哪里？（五） 　　——兼谈中国女性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河南大学中文系:刘思谦 　　 　　四 　　 　　50年代初开始，文学逐渐被「舆律一律」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全面整合，连有限的几篇与意识形态同构的「妇女文学」也未能幸免。当时的政治对文学的要求，不只是与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而且要一致到和当时的每一项具体政策、每一句领袖的话完全符合。杨沫的《青春之歌》，已经相当符合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有关指示了，只是在具体情节的设置上缺了一个林道静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环节，便被批评为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严重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杨沫随即便主动进行修改，增加了七章林道静在农村「同农民相结合」和三章在城市「与工人相结合」，以便让她不断地检查批判自己和讴歌「工农群众」，完全成为政治话语的传声筒。《青春之歌》从初版本到修改本的变化，到了十年「文革」，到了为了得到一个红袖标便足以交出人格交出独立的时代，便完全可以理解了。那是一个以基本生存交换独立和自由的时代，是一个不能免於恐惧和匮乏的时代，是一场人 （包括女人和男人） 的尊严和价值的浩劫。在那种情况下，文学所失落的岂只是性别岂只是沦为无性文学？ 整个文学不仅是无性的而且也是无人的。从五四知识女性「为人和为女的双重自觉」到十年「文革」人的和女性的「双重失落」，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女性」和「人」、女性文学和人的文学又恰恰是一同觉醒和复苏的。这绝非历史的偶然。当时文学的最强劲的呼声，是呼唤真实呼唤人，而女性文学便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获得了新生。这种规律性现象，只能再一次说明女性文学和人文主义思想有天然的联繫。割断、扼制这种联繫只能奏效於一时而不能奏效於永远。而且，从五四到八十年代相隔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所提出的问题竞大体上一样，仍然是追问人的价值和女人的命运而不可得、仍然是做人与做女人的两难选择、仍然是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仍然是爱情与婚姻的挫折与分离、仍然是对於沦为商品、沦为物、沦为仅仅是具有性功能的工具和玩偶处境的恐惧，仍然是对自由、独立的憧憬、失望。这固然说明中国历史脚步由传统向现代换转的艰难和缓慢，说明人文主义思想在这里的生长还有待时日，而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和根本的是说明了它那顽强的和活泼的生命力，说明它那难以扼制的蓬勃生机。因为它真正符合人性的最普遍最顽强的特性：人的向上性、超越性和不懈地追求完整、完美的精神向度。这在当时，在那个被称之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凝聚为一种可以感觉到的「历史要求」，那便是使人成为人，使自己作为一个抬起头挺起脊梁骨的无愧於人的称号的「大写的人」。 　　 　　这难道不是文学的规律性现象？ 这里面肯定隐藏着一些尚未被我们认知的东西。我们是否可以由这规律现象而对女性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作出确认呢？ 这种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人文传统当然不是预设的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是在这种呈现出来的和被我们的主观所感知到的精神现象。这是一种文学的自律活动。应该说，新时期的女性文学的新起点，是自律性地承续了五四「为人和为女的双重自觉」，同时又自律性地吸取了30年代始直至「文革」十年发展到极端与意识形态同构的妇女文学和教训，从而使自己站在了一个看来似乎是历史的循环实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地平线上。这里並没有谁在那里指挥若定，而是女性文学自身的自律性规律的呈现。问题是在这种规律性现象後面真正起作用的能动力量是什么？ 当然是女性文学的创作主体——觉醒了的中国现代女性，是她们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不懈的追求，是她们要求打破传统社会对男人和女人价值身份的刻板定位，是她们要求享有一种健全的、完善的和美好的生活。 　　 　　人文主义传统在本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历了奥斯威辛、古拉格群岛集中营这类残无人道的行为，人的信念破灭了，人文主义出现了危机，人的价值和尊严似乎成为奢侈和空谈。人文主义思想的前景如何？ 正如阿伦·布洛克所说，他一生从事历史和人文学研究，如果用这个问题来问他，他的回答是「前途不可测」 （参见《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试问当年有谁预见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会战败？有谁预见到了斯大林主义的结束和东欧的解体？人性的邪恶、残暴在战争年代和非正常时期固然暴露无遗，可人性的另一面善良、智慧、富有正义感等等也经受了考验並最终取得了胜利。长达十年的践踏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文革」毕竟结束了。50年代初便开始的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固然使他们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很难抬起头挺起胸来堂堂正正的做人，但在他们中间毕竟还有陈寅恪、顾准、张志新、李九莲这样不惜以生命维护人的尊严的知识男性与女性。历史毕竟在艰难前行而不是在倒退，人毕竟变得比过去更聪明而不是更愚昧。仅此，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重新建立起对人和人类前途的基本信念？ 　　 　　80年代中期至今这十余年间，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的生长环境和话语背景变得空前多样和複杂，选择变得更加艰难。概而言之，是在政治权力话语、男性中心话语和商业话语的夹缝中求生存，面临着被多重话语整合和重新失落的可能。觉醒的年轻的「娜拉」们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着生命前行的「滚石」，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话语权利，守护着自由和独立。立足於边缘言说是渴望自由的「娜拉」们的宿命。你必须在进入权力中心和安於边缘之间作出选择，並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进入「中心」也许会成为「热点」、「卖点」，可那代价是人和女人的又一次失落，是意识形态化、商业化、广告化，是要失去自己。安於边缘地位在当前只不过是安於寂寞淡泊名利，却有可能成长为独立支撑的个人，有可能成为你自己、实现你自己。 　　 　　在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影响和干扰女性文学及其批评作出独立选择的最具功能性的力量是後现代主义话语，而且在我们这里是一种一知半解的、囫囵吞枣的後现代话语。动辄便是「人文主义：最後一个神话」、便是「主体性的神话和死亡」、便是「理想主义的终结」、便是「人文主义在20世纪的覆没」，「一厢情愿的主体扩张」「虚拟的自我安慰」，「主体神话的一系列范畴纷纷在新的文化空间失效」等等。细读这样的批评文本，不难发现这里的理论前提和现实依据是真正预设的和虚拟的。它的预设性来自对西方後现代话语的移植，它的现实虚拟性来自所谓「全球性的後现代处境」。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与广大妇女的生存处境、与千千万万正在艰难生长的女性的主体相距甚远。「几千年男权统治对妇女的压迫，使他们一向处於边缘地位，甚至可以说完全丧失了自我。而在广大妇女尚没有所谓『主体』意识的时候，以解放妇女为已任的女权运动，怎能冒然将大谈主体性解构的後现代主义引为同道呢」 （参见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後现代主义思潮批判〉） 主体性不是主观任意性，人与他人与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这一特征决定了主体从来都是处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合力的制约之中的。但人同时又有主观能动性，有改变、超越环境的要求和选择的要求，人的主体性正是在这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否定人的主体性的种种论调说到底仍然是环境决定论、时代决定论、阶级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後现代只不过又加了一些诸如「文化空间」「全球性」「一体化」等等更时髦的词语而已。我近来常常困惑於这些时髦的後现代语言操作，何以竟会对我国女性文学批评产生了一定的杀伤力，以致於人文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范畴竟不约而同地被放逐，以致女性文学批评在现代与後现代之间徘徊犹疑、六神无主。我並不主张在这二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後现代主义的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对现代性及现代主义的反思中，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吸取的真知灼见。但是在一些有关女性的主体建构问题，有关自由、独立、民主、平等、启蒙、理性、良知这些基本理念的问题上，就不应是亦此亦彼、模棱两可的。我国广大妇女的大多数，也就是12亿中的6亿人口的大多数，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取得了法律认可的平等权利，可是她们的真实生存状况、她们对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意识还是一片混沌莫名，还仍然是被遮蔽的暗哑无声的没有开发的处女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是少数中的少数。即使如90年代以来已经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数量可观的年轻的女作家，但她们仍然是少数中的少数。如果连这少数中的少数也相信了那些主体「死亡、消解」的「神话」，女性自我意识之光将如何汇聚成满天灿烂的星斗，照亮那被遮蔽的千年如一日沉默不语的大陆？ 这里的「如果」，很可能只是我的「担忧」，但愿如此。近读《第二性》全译本（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的「译者前言」，发现对「他人即地狱」这句话的翻译有重要校正。这句国内曾一度流行的萨特的名言中的「他人」由英语的「theother」而来，而「theother」是与「theone」（此者）相对而言的，显然不应按字面译成「他人」而应为「他者」，即「他者如地狱」，意思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於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異化的人，就等於走进了地狱」（《第二性》全译本（1）第5页）。好在後现代主义只是在纸面上让主体性「死亡」。否则无以数计的已经或正在获得主体意识的女性和男性们将要列队坠入地狱深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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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6/13 18:1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