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自由的「娜拉」走到了哪里？（三） 　　——兼谈中国女性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 　　 　　河南大学中文系:刘思谦 　　 　　二 　　 　　为自由而离家出走（那时叫做「家庭革命」）是「五四女儿」们在时代舞台上演出的一幕正剧，按说应该在她们的作品中得到有声有色的表现。可是很奇怪，除了冯沅君的几个短篇小说，她们大都对此採取了回避态度。而冯的作品，我们所能够读到的也主要是徘徊、犹疑，是在「母亲之爱」与「情人之爱」之间的无所适从。 （《旅行》、《隔绝》、《隔绝之後》） 。她写出了「五四女儿」们徘徊於家门内外，反叛中又多所顾忌的心理形象，即鲁迅所说的「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的两难心态。其他如庐隐、石评梅、冰心等的回避，其实也是一种徘徊，只是採取了不同的方式，如：将母爱、性爱神圣化唯美化和纯化，将现实的母女关係、两性关係抽象化，都是以非现实的手段表现了她们这种真实的心态。如回避性爱或以排除性接触的方式来向社会证明自己道德上的无懈可击和爱情的纯洁性，就不是冰心和冯沅君这一两个人的叙述方式，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罢了。苏雪林是将它们唯美化，冰心是只写母爱而索性一字不提性爱，庐隐是营造了一个排拒異性的「女儿国」，石评梅是坚守「冰雪友谊」，都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叙事策略」，使我们得以从中看到其後面心灵的真实。在她们的笔下，父亲是缺席的，母亲是伟大的，如果有男人的话，他的面影是模糊的。这方面只有凌叔华是个例外，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时代」的各种「旧式」妇女的心理画象 （《绣枕》、《吃茶》、《太太》、《送车》、《中秋晚》等） ，对「新女性」婚後的尴尬处境也有所涉及（《花之寺》、《酒後》、《春天》等）。她们的另一类作品，是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和「何处是归程」的追问，结果只是一片迷惘：「结婚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呵」（《何处是归程》）。石评梅本人还陷入了怀疑和虚无的泥潭不能自拔：「我的心应该信仰什么呢？ 宇宙没有一件永久不变的东西。我只好求之於空寂」（《给庐隐》）。在莫衷一是中，她和庐隐们一度奉行「游戏人间」的原则，可是又不能彻底，只徒然增加了「麻醉自己」又「鄙弃自己」的痛苦。 　　 　　从这些作品中，依稀可见封建传统那庞大的身影，它已经内化到人的意识深处，象空气一样弥漫於人的生存之中，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人文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全新的对人的价值观念和对自己的期望，要在这片土地上找到生存的土壤，还有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何况那时同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象今天一样的五花八门，尤其是各种形态的悲观思潮怀疑主义等便很容易乘虚而入。五四女作家的痛苦是追寻自我价值探究人生意义而不可得的痛苦，是现代知识女性梦醒後无路可走的痛苦。表现在她们的作品中便充满了无可又无不可的悖论，如：做人与做女人（再具体一点是社会职业与家庭角色），怀疑爱而又不能没有爱，怀疑知识 （庐隐的「女儿国」里曾议论过是「知识误我」还是「我误知识」的问题） 而又不可能回到以前的无知与愚昧，渴望自由独立而又害怕自由寻求依靠庇护等等，这是女性在自己的现代性转换进程中的一种本体性悖论，一种选择而又难以选择的艰难。例如前述五四女作家文本中对母爱的神圣化和对性爱的迥避，还有那种无所不在的徘徊、犹疑，便是一种对传统既反叛又认同的心态。尤其是当问题涉及到家庭、亲情问题时，选择自由而又逃避自由的矛盾心态便更为突出。家是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确证，是她们与这个世界相联繫的感情纽带。初醒的朦胧的自我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独立支撑自己，渴望自由而又逃避自由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这里，女作家们自身思想里的传统观念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她们出身於中等以上家庭，有的还曾是名门望族，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词诗曲赋，传统文化是她们的「底色」，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洗礼」是「影响」。准确地说，她们身体里有两股精神文化血脉，它们的相互渗溶和交战，带来了她们的作品和立身行事时独特的思想文化气质。石评梅便是这「交战」中早期的牺牲者，去世时只有26岁。初恋的受伤使她从此拒绝爱情，而恪守两性之间的「冰雪友谊」。爱还是不爱的悖论，在她身上终究不过是想爱而又不敢爱的矛盾，或者不过是不敢真实的爱罢了。她太看重自己道德上的「声名」了，她一面高呼「粉碎偏枯的道德，脱弃礼教的束缚」，一面却为了虚幻的道德的「完满」和「纯洁」，本半是真诚半是自欺地把自己的青春生命祭献给男友高君宇冰冷的尸骨，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奉行了她的独身主义信条。石评梅的悲剧，是知识女性反传统而又被传统所困並为某种似是而非的观念而牺牲的极端的代表。她个人的性格缺陷如多愁善感多思而又爱钻牛角尖等，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丁玲突起於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文坛，是因为她的处女作《梦珂》及其姐妹篇《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两篇的写作时间相距仅一个月）提供了新的东西。梦珂和莎菲都陷落於现代都市欲望的大海之中。丁玲的勇气和锐气，是她不再回避两性关係而直接了当地从两性关係这个角度表现了不甘沉沦与平庸的自由女性的精神困境。梦珂和莎菲在精神上还保留了「五四女儿」渴望自由的气质，却陷落於男性欲望的包围和自身肉欲与精神的搏斗中，由追求自由独立的起点出发，随时都有沦为商品沦为異性肉欲的对象，成为「天香国色」「闭月羞花」的公众「花瓶」。莎菲的可贵，是坚守自由而拒绝了诱惑，那代价便是「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然而莎菲式的坚守不可能长久。丁玲出现於20年代最後一年及30年代初的「大变化」和此後女性自我的消遁 （40年代初曾一度复现） ，一定程度上是由「自由的浪漫蒂克」到「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变化。这和她本人那种反叛的热情和追求「痛快」「轰轰烈烈」以及意识深处的虚荣心、优越感等等不无关係。此是後话，我将在後面提到。 　　 　　我特别看重40年代上海孤岛期和沦陷期杨绛、张爱玲、苏青的一些作品，是因为她们完全摆脱了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丁玲式的浮躁和意识形态化，将女性文学拉回到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拉回到地面，裸露出现实男女形形色色的凡胎俗骨。苏青是用她的直觉和坦率，张爱玲是用她过人的洞察人性的智慧。张爱玲一些作品如《茉莉香片》、《连环套》、《金锁记》等还触及到了父权家庭男性权威的衰落和对这样的家庭里代际关係的思考，写出了寄生在子承父制家庭结构中男子精神和萎缩、堕落。 　　 　　杨绛的为数不多的话剧和短篇小说，还有一种难得的因为超脱和沉静而看透的文化反思。在话剧《称心如意》里，女主人公李君玉的母亲当年勇敢地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行为，成为舅父舅母们茶余饭後的谈资笑柄。短篇小说《事业》，是对「为什么什么而牺牲」这一意识形态化的介词短语的质疑。主人公也是当年的五四女性，她和母亲周老先生两代人含辛茹苦创办了一所「求实」学校。为了「求实」，她生活清苦终身不嫁，还要求她的学生们继续为求实做牺牲。学生们终於悟出了这里面的奥秘，原来「叫大家为求实牺牲，就是为她牺牲」，就是要我们象她那样「把自己牺牲得精光精光」，「求实最不是东西」! 人的创造物反过来凌驾於人之上，成为至高无上的对人漠不关心的庞然大物。一切为了它，它就是目的就是原则就是最高仲裁最高主宰，人反倒被它所吞没。为求实牺牲，其实就是为头脑中的某种蒙着神圣外衣的观念牺牲。这是人的悲剧，更是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人的悲剧。话剧《风絮》里女主人公沈惠莲和方景山、唐叔运这两个男人的爱情悲剧，不是一般的三角恋爱，而是一个觉醒了的女性执着地要在爱情婚姻中寻找自己，拒绝为任何一个哪怕确实是爱她的男人活着。《风絮》触及到了现代知识女性更为内在和深刻的困境，写出了在现实的世界里觉醒的女性无处安放她们的主体意识。 　　 　　以上这些作品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足以说明女性文学同人文主义思想以及和时代潮流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关係。五四女作家的一些作品不但和封建意识形态不相契合，而且和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一些思想主张、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有某种错位，如当时关於「家庭」的一些激进的口号，冰心等女作家均持保留态度。还有，在40年代的上海这一「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却出现了张爱玲这一女性文学的奇葩。这些，都能从这「微妙关係」中得到解释。 　　 　　女作家们是从爱情婚姻家庭这一或许是最女性化的母题入手而达到了人性的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深度。这个效果很可能並非她们刻意为之，却恰恰体现出女性文学与人性、个性与人文主义价值目标的天然的联繫。她们是由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体验和独立思考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而这又恰恰会是在某种程度上溢出於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恰恰是在无意中说出了被遮蔽的真实，从而把自己与众多的主流作品区别开来，从而保留了一份属於女性的言说。 　　 　　张爱玲曾将她的女主人公，比喻为「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金锁记》）、「绣在屏风上的鸟」（《茉莉香片》）。这是真正的女性话语，是女性自己对生命活力被无声窒息、異化的一种自我领悟。她改写了「笼中鸟」这个命名：只着眼於关闭着的鸟笼，好象只要笼门一开，女人便解放了便飞向了自由的天地，而没有想到自己的翅膀是否已经失去了飞的功能。这两个独创性的意象，说出了「娜拉」的另一面，也是人们所忽略的一面，即「娜拉」自身精神上心理上的病态，她们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了飞出去的愿望，或者是想飞也飞不动了，即使笼门洞开。 　　 　　不过还有另外一面：即使飞出去了，外面的天空远不是那么风和日丽，随时都会有突如其来的风暴和乌云折断她们的翅膀，或者悄然把她们吞没。这就还有一个飞向哪里的问题，有一个对自己的独立的理性把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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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2/6/13 17:5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