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纪念园区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十二）
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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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十二）
凡歆所伪之经，俱录加于今文之上，六艺皆然，此亦歆自尊其伪经之私心可见者也。歆既为《左氏微》以作书法，又录《铎氏微》《张氏微》在《虞氏微传》之上，皆以为《春秋》说。而西汉人未尝称之，盖亦邹、夹之类，皆歆所伪作以旁证《左氏微》者。其意谓中秘之《春秋》说尚多，不止《左氏春秋》为人间所未见，谫见寡闻未窥中秘者，慎勿妄攻也。其术自谓巧密矣。然考「儒家」别有《虞氏春秋》，与《虞氏微传》岂有两书邪？则《左氏传》之与《国语》分为二书，亦其狡伪之同例，尤无可疑。况《左氏传》不见于《史记》而力争于歆者乎？或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以相难，则亦歆所窜入者，辨见前。《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賸，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 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刘申受《左氏春秋考证》，知《左氏》之伪，攻辨甚明，而谓「《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盖尚为歆窜乱之《十二诸侯年表》所惑，不知其即《国语》所改。故近儒以为「左氏作《国语》，自周穆王以来分国而述其事；其作此书，则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明是《春秋》之传。」番禺陈氏澧说亦犹申受不得其根原也。然申受《左氏春秋考证》，谓「《楚屈瑕篇》年月无考」，固知《左氏》体例与《国语》相似，不必比附《春秋》年月也，是明指《左传》与《国语》相似矣。《左氏春秋考证·隐公篇》「纪子帛、莒子盟于密」，证曰：「如此年，《左氏》本文尽阙。」；「六月戊申」，证曰：「十年《左氏》文阙。」《桓公篇》「元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证曰：「即有此事，亦不必在此年，是年《左氏》文阙。」；「冬曹太子来朝」，证曰：「是年《左氏》文阙，《巴子篇》年月无考。」；「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证曰：「是年《左氏》文亦阙，《虞叔篇》年月无考。」；「十二年」，证曰：「是年《左氏》文阙，《楚伐绞篇》当与《屈瑕篇》相接，年月亦无考。」；「十三年」证曰「是年亦阙，《伐罗篇》亦与上相接，不必蒙此年也。」；「十六年」，证曰：「是年亦阙。」《庄公篇》「元年」，证曰：「此以下七年文阙，《楚荆尸篇》《伐申篇》年月亦无考。」；「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皆证曰：「文阙。」；「二十七年」，证曰：「比年《左氏》文阙。」；「二十九年」，证曰：「文阙。」；「三十年」，证曰：「是年盖阙」；「三十一年」，证曰：「文阙。」《僖公篇》「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证曰：「是年文阙。」《昭公篇》「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证曰「此篇重定元年，伪者比附《经》文而失检耳。」又观各条，刘申受虽未悟《左传》之摭于《国语》，亦知由他书所采附，亦几几知为《国语》矣。盖经、传不相附合，疑其说者自来不绝。自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班固为《歆传》，云「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班为古学者，亦知引传解经由于歆矣。不特班固也，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后汉书·范升传》李育颇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后汉书·儒林传》惜不得歆作伪之由，未达一间，卒无以塞陈元、贾逵之口耳。又不徒范升、李育、何休也，王接谓「《左氏》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晋书·王接传》《朱子语类》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因举‘芟夷蕴崇之’一段，‘是关上文甚事’！」八十三又不止王接、林黄中、朱子也，即尊信《左氏传》者亦疑其有为后人附益矣。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谓「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之求意，经文可知。而后人妄有附益，左氏本未释者抑为之说。」番禺陈氏澧《东塾读书记》曰「孔冲远云：《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此说可疑，岂有一书内唯二条有例者乎？盖《左传》无日月例，后人附益者。」又：「《传》之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如庄十一年《传》云：‘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释例》曰：‘令狐之役，晋人潜师夜起，而书战者，晋讳背其前意而夜薄秦师，以战告也。’成十八年《传》云‘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释例》曰：‘庄六年，五国诸侯犯逆王命以纳卫朔，惧有违众之犯，而以国逆告。’此明知《凡例》不合而归之于‘告’，是遁辞矣。」且《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却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名罪宛。」种种邪说出矣。宣四年「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杜预《释例》畅衍其说。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若是之类，近儒番禺陈氏澧皆以为后人附益。是虽尊《左氏》者，亦不能不以为后人附益矣。又不止后儒也，且为歆伪传作注、疏者亦不能无疑矣。庄二十六年「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注「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正义》「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丘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盖杜预、孔颖达亦以为传不释经，各明一事矣。文十三年《左传》「其处者为刘氏」，《正义》云「汉室初兴，《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则孔冲远之有异说多矣。又僖公十五年「曰上天降灾」，《释文》曰「此凡四十二字，检古本皆无，寻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后人加也。」此文见《列女传》，小有异同。夫服、杜以后，尚有改窜，而世人习为故常，则歆以前之窜乱，尚可辨邪！以此证之，然则天下尚有惑《左氏》之文采，溺刘歆之伪说，其亦有未审矣。或者惑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左氏春秋》」之说及《左氏微》，信左氏之传经，且以史迁引《左传》书法、《左传》多与今学之礼相合为证。《史记》之文多歆窜入，辨见前。左丘明著书在获麟后五十余年，习闻孔门之说，不称今学之礼，则何称焉？但中多异说，为歆所窜入，故今、古礼错杂其中。要之《左氏》即《国语》，本分国之书，上起穆王，本不释经，与《春秋》不相涉，不必因其有刘歆伪《古礼》，而尽斥为伪书；亦不能因其偶合于《仪礼》《礼记》，而信其传经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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