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献_中国近现代文献～文集_29955号馆文选__大同书

大同书 乙部第三章（三） 　　 　　月为地之行星，与地转不相关。古人草昧，历学难明，以悬象著明莫大于月，民所易识，故以月之晦望定时，以便民也，大地所同矣。然以用月之故，定朔日甚难，强为九道以测之，又为正朔、定朔、经朔、均轮、次轮以求之，而晦朔终不可得正也。盖月亦动质，其绕地也约以二十九日又八时与六时不等。以月行之无定，而以有定之日数强为牵合，必不可得准也。于是分以二十九日与三十日，为闰月以求之，五岁再闰。在太古道路不通，仪器甚少，人民望月以纪时，本自为便。若大同之世，道路大通，仪器尤多，人易知时，不待测月。且纪元专以地为主，月但转地，与地转无关，我为地中之人，何必以父而从子，故可不以月纪时矣。而今之阳历，既已废月，仍用十二为数，既无所取义。且非十进之数，于推算不便，致有三十一日、二十八九日之不等，参差太远而难记，则尚不如阴历之以三十日、二十九日各半算之较整齐也。回教九执历，以太阳太阴各别为纪，专从太阳以正地之所绕，兼明太阴以便民之所视，义亦允宜。吾国今改阳历，而民间久习阴历，骤改之于农功商业不宜，则应从回历法，阴阳台用为宜也。然今大地既通合，既非金、木、水、火、土、天王、海王星之人而为地人，行立瞻视，皆以地为主，则月可尽删，可无十之畸零，亦无立闰测朔之繁难矣。 　　一地转之号。中国分十二时，分而析之，义更精细，则为二十四，今欧、美时表所通行也。然纪数以十为便，十二、二十四皆为纡曲。《左传》曰：人有十时。中国古者十时，每时分百刻，每刻分百秒，则至方整。故定时为十，其义较妥。惟以鸡鸣、日晡等为名，亦未以支干纪时，或昼夜仅十分之，稍疏，不便作事，不若昼夜各为十时。地之向日背日，皆自然之势，人居地上，所关于昼夜者甚大。虽近赤道者昼夜平分，自此冬夏之间，或昼长夜短，或夜长昼短，而南、北冰洋且以半年为昼夜，若以十时为昼夜刻，似不尽得其宜。然人类在温热带为十之九，在冰带甚少，从昼夜之正名之，亦何害焉！今欧、美人二十四时，亦分两次，实先行之。然既有百刻百秒以分时，则与欧、美二十四时相去无几，行之至易矣。 　　若其改日，则孔子先立三时，有以平旦者，有以夜半者，有以鸡鸣者。泰西则以日中夜中，恰合中国，正可用之。若一时之内，今中国分百刻，于一刻之中分六十秒，于一秒之中分六十分，于一分之中分六十微。欧人于一时之中分四骨，每骨三字，亦同于时数，每字十五眉尼，每时凡六十眉尼，每一眉尼分六十息紧，其数不由十进，皆未为善。宜于每时之中分十刻，如息紧之比，每刻之中分十秒，每秒之中分十微，其针轮之迟速，即以此定之。凡此皆人为之事，宜以整齐为主，不得为六十或十二之畸零焉。 　　以七纪事，乃大地上诸圣之公理。孔子作《易》日：“七日来复”。盖卦气以六日七分为一周也，故《易纬》曰“一变而为七”。印度至古之婆罗门，即一切有七日之义。(吾别有七日考。)而犹太有七日造成天地人之说，于是有七日休息之义，甚合于孔子“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说，埃及、巴比伦亦有之。此其不易解之奇理，而实人道之至情。盖五日一息则太繁，十日一息则太远，七日适得其中，不疾不徐，于人为宜。 　　计地一周，凡三百六十五转有奇，凡五十二复，余一时以为岁首日。此外七转而一复，周而复始，四年归余之日，作为闰转(即闰日)，与岁首两日不入五十二复之数，自岁首第二日为始，则第八日为第二复可也。但此为人立之义，非地理也。四游之日，有长有短，春秋游有八十七八转者，夏冬游有九十三转者，名曰某游第几转，于地游转之理最为得宜。游与复不能合，若参人事之宜，则论复不论游可也，或兼游复亦不厌其详也。 　　历既以大同纪元，今请定其历名，曰大同第几周某游第几转，或不书游曰某转，或书某周某复某转，三者皆可也，一转之中，书某时刻某秒某微。如斯则上合地道，下通人事矣。 　　凡都邑大道，皆为时表塔楼。正表为内外圆球形，内刻日形，外转者为地形，划为三百六十五转四分转之高下，分上、下、中、平四游，转高卑而运移之，附以七日来复之数，其当闰转之年，则刻三百六十六度，是为地周表，审年者准焉。东为地转表，别昼夜为白黑二色，各划十时，内分十刻，刻中分十秒，秒中分十微，作地球形，向背日而转之，是为地转表，察转者准焉。西为月绕地表，为月球绕地，准其朔、望、眺、晦、上弦、下弦而运之，并置闰月，与地之三百六十五度相对取准，考月者察焉。北为金、水、火、土、木、天王、海王诸星与地相交之表。若是，则人人可知地与日、月、五星之行以授时焉。此外小表，可以藏于怀，置于室。五星之陵、犯、食、入，人人皆晓，月之晦、望、弦、朔，不患不知。此则阴历可废而不碍民用，阳历可改而月躔可删，复日可通而人道可息，时运可游，合周转之宜，历行之最切备者也。 　　第十三，大同之世，全地纪元当从何起历乎？大地之生，不知其始，或谓数万年，或谓数百万年，皆推测之说，未有确据也。人民之生，安得其始，狉狉榛榛，算无从起。大挠算书，自发甲子，亦不得已者哉！古者部落族众，未有文史，观今哲孟雄、布丹、巫来由人种，皆自无史以纪上世，而托于藏僧，乃能纪之。纪年亦然。则必大有文化，乃能纪元。纪元既立，或以君主，或以教主，或以立国，大率始于小君主，中于大帝王，而终于大教主也。古者春秋至秦、汉间，诸侯各自纪元，此盖上承夏、商之旧制，至汉中叶尚然，今见于汉碑《赵王上寿》曰“赵二十五年”是也。 　　然禹时万国，汤世三千，周初千八百国，春秋时尚二百余国，各以其君纪年，则读百国之宝书者，其烦而累脑甚矣。故孔子正定之日，惟王者然后政元立号，以至于今为然。此王者乎，天下归往之谓王，通天地人谓之王，盖大帝主而兼大教主者也。汉武帝采其义而定一尊，自尔之后，惟帝者而后改元立号，以至于今焉。然一帝纪一元，甚者一帝纪数元，其烦重累人亦甚矣。埃及、印度、波斯、罗马，皆以帝王纪元，其小国王亦纪年。今其碑刻，皆可考其进化等第，当亦略与中国同也。 　　三国时，君士但丁始从耶教，于是耶教大盛于六朝唐时，于是以耶教纪年，追推上世，并定前数以纪之。而自唐、宋间，欧洲诸国并起，而教皇独尊，其以教主纪元以归统一，实便于人事也。是时回教亦极盛，相与以教纪年，而印度僧人，亦有自尊其教因以佛纪年者，此如司马迁《史记》称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以孔子纪年同也。凡人服从君主之权势，不如服从教主之道德，且以教主纪年，于义最大，于力最省，允为宜也。若中国既非耶教，自宜以孔子纪年。其无教主而独立之国，若日本之新立，则以其初立国或以其初祖纪年，虽无道德可称，亦于人之记忆为省，胜于以一君纪元者也。从后百年，君主当不现于大地上，君主纪元之义，不俟大同世而先绝矣，非文明大国，亦必不能久存至于大同之世，然则建国纪初祖之义亦必不能存矣，然则所存者惟教主纪元一义而已。然诸教竞争，各尊其教，谁肯俯就？人人各有自主之权、自由之理，不能以多数胜少数论也。若今日耶元之国，至大至盛矣，然十九世、二十世等字，终非孔、佛、婆、回之教之人所甘愿。且新理日出、旧教日灭，诸教主既难统一全地，或当各有见废之一日，大劫难挽，亦与国王略同，但少有久暂之殊耳。然则君师、国祖之纪元并废，或以诸教主并列配天而独尊上帝，则以奉天纪年可也。然吾谓奉天太尊，欲为大同世之纪元，即以大同纪年为最可。地既同矣，国既同矣，种既同矣，政治、风俗、礼教、法律、度量、权衡、语言、文字无一不同，然则不以大同纪元而以何哉？吾敢断言之曰：来者万年，必以大同纪年，虽万国之文字有殊，而义必不能外之也。否则以奉天纪元，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义之宜也。 　　以大同纪年，将何时讬始乎？是难言也。盖合国、合种、合教以至无种、无国、无教，相去绵远，以干数百年计，何时乃能行大同之实乎？将谓自公国立之年乎？则强国尚多，未大服从者，如德之联邦立法，而邮政、关税，巴威尚自收之，是虽立大同纪元而终未尽从也。将至国、种、教俱合一之年乎？则大势所趋，人心咸定于一，如潮之奔，如湍之激，岂能久待乎？今日大地既通，大同之说必日盛，可断言也。今欧洲久以教主纪年，中国人亦多有以孔子与君主并称者矣。既因现时通俗之便宜，又顺将来大势所必趋，莫若以教主与大同并纪元焉。则直于当今纪用大同，以便人心趋向，以便复元易算，而与通俗无碍，岂不一举而三善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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