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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之后
施康强 提到翻译家傅雷,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说《约翰·克利斯多夫》对三十年代和 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傅译巴尔扎克 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或多 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 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 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 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 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 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 集,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 集》,凡是有傅雷译本的,一例不用别的译本。傅雷未译的,则另请 译者。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它们与傅译并列,风格 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第二十五卷《都兰趣话》是个特例。这是一 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十日谈》式的短篇故事集,插科打诨,玩 世不恭,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 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不会去译这部书;真的译了,恐 怕也不讨好。 另一方面,翻译不能垄断,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别的出版 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如最著名的《高老头》和《邦斯舅舅》。由 于版权问题,它们都另找译者。译林版《邦斯舅舅》的译者许钧先生 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指出“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 于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 近原文的风格。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战。两家出版 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他有自己的 翻译理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利 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许先生很自信,认为 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于傅译。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 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 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 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 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西方 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我们这代人喜 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 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 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 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我个人的看法,当今译坛呈多元化状态,不以傅译为最高标准和 唯一依归,本质上是件好事。读者作为文化产品消费者,这样他们就 与其他产品消费者一样,享有更大的选择。如同性格演员演谁像谁, 许钧先生要求译者译谁像谁,非高手莫办。个性强的译者如本色演员, 也可以成为一代名家巨匠,要在选准与自己个性相近的作家和作品。 至于当前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洋味”的偏爱,我以 为与年龄,也与社会上对洋货的崇尚不无关系。一旦他们进入中年和 老年,阅读趣味恐怕会改变,转而喜欢醇正的中文。傅雷的译文作为 中国文学翻译史的一个阶段的最高成就,甚至作为现代汉语白话文的 一个范例,自有其历史地位和永久价值。我们站在傅雷的肩膀上,应 该望得更远,攀得更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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