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西北，京广线以西、滹沱河支流、木道沟旁，有个刘家庄村，是我的家乡。 　　 　　我生于公元１９３０年3月12日（农历二月十三）凌晨。我是双胞胎老大，同胎是个妹妹。在我之前还有两个哥哥，因家竟贫寒，都在两岁左右生病无钱医治夭折了。由于担心我再养不活，在我一出生，祖母就即刻将我用布一裹,放在大锅里,在锅下点了把火,算是馏一馏（意思是指生下来的不是人,而是一点食品,以此瞒骗闫王)。随后又抱着我到村里各条街巷转悠（意思是要把我扔掉，实际上是求助于外界对我进行保佑），据说遇见人就要把我给人家当儿子。祖母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贴在心口上，在街上整整转了两大圈都没碰到人。天寒地冻，人都冻得快受不了，祖母心想要是再碰不到人，哪怕碰到猪和狗也给磕个头，求它保佑。终于在天蒙蒙亮的时候看见了个人影身背粪筐低着头、反抄着手姗姗而来。祖母惊喜万分，连忙跪地磕了个头。那人忙说老奶奶你干什么呀？祖母说明情况后那人说：那可不行，我们是本家都姓马，按辈份我应叫他叔叔，怎么能反过来叫我爹呢？后来经过商量，我就认了他们家的神，故把我取名神保。这样还不放心，又给我找个娘。同姓二喜大伯家生有一群女孩，把我交给他家混在他家女儿群中，使闫王再也找不到我了。从此我叫二喜大娘为娘，叫自己的父母为大伯、大娘。这样家里老人们放心了，我就不会再死去，我能长大成人了。可我那同胞胎妹妹在不到一岁时病死了。 　　 　　我六周岁时，进了本村小学读书。约读了一年半，因日军侵华，我不能读书了。便给本村地主马文秋家当小做活的（即当小工），光给饭吃没工钱。 　　 　　当时，每天天不亮就要牵着生口去浇地，天黑了才能回村。记得有一天，天空突然乌云压顶，我感觉不对劲就赶快牵着驴朝回跑，还没进村，冰雹就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我用块破布包着头也不管用，驴也被砸得乱窜，我人小力气单薄，驴也牵不住跑掉了。我顾不得头上被砸馒头、大桃子大小的包，到处找着驴。正找着，地主马文秋出来了，看见我就喊问：驴呢？我说：“被冰雹砸跑了。”他说：“你为什么没把它看住？为什么让它跑了？”最后大家都去找，才把驴找到了。到吃饭时，他恶狠狠地说：“驴都跑了，还吃什么饭？还有脸吃饭呢......。”我哭着跑回家去伤心痛哭，父母看着我头上的大包、小包，也跟着伤心落泪。此后我死活也不肯去地主家干活了。我这个人还不如他家的牲口。我伤心极了（总共在他家干了一年多），父母也没办法。为了生计，只好向别人借了个磨，开始磨点豆腐渡日。那时每天就同父母在一起推磨，把五升豆子磨成浆，做成豆腐，再拿到街上去卖，赚回几个钱，就是我们娘三的活命糊口钱了，这样苦苦挣扎了一年。 　　 　　在我九岁那年，舅舅把我接到东平乐村外婆家。家中无田无地，靠外公当长工、外婆给地主家当奶妈养活孩子。我母亲与小舅舅是双胞胎姐弟俩，没有吃的上街乞讨。我妈妈后来当了童养媳。外公死后，全靠两个舅舅当长工来养家糊口。因无钱娶妻，我的两个舅舅一生都没有成家。我到了外婆家都把我当宝贝，舅舅还送我到村里读私塾。在那一年里，我学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五言杂志、七言杂志、千家诗、上论语等等，这是我在童年时期最最开心的一年多。后来因为两个舅舅都被地主武装给杀害了，贴出的布告说是共产党......。年迈的外婆孤苦伶汀地带着我住到我家与我们作伴。 　　 　　十一岁那年，我白天往返离家十八里地的敌占区东长寿，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挑煤油（约２０斤）或背食盐（约２０）斤，回到村里重新包装后随父亲或乡亲同小车送到２０里外的解放区门镇卖了赚点钱养家糊口。到了晚上，就在村里挖地道。刚开始的时候，是由每户自已挖洞。慢慢地两家、三家连起来，最后全村都联通。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父亲在当地下村支书时规划领导的，而他公开的身份是村长。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当上了儿童团长。站岗、放哨、查汉奸，一有情况就立即呜锣向村民发出警报。 　　 　　有一次，日本鬼子从铁路沿线的据点出来了，各村的联络树由东向西放倒。我们儿童团发现情况呜锣报警后，立即向西转移（能跑则跑，不能跑就钻地道）。这里还闹了个大笑话：一个老头看见孩子们在跑，就问为什么跑？我们告诉他“有情况”。老头不知什么是“情况”就想跑去看一看，正好碰上进村的鬼子，鬼子问他：八路的哪里的干活？他哪里知道，反被鬼子打了一顿。事后他告诉大家：不知哪家的孩子告诉我“有情况”，我想去看看什么是“情况”，反被“情况”打了一顿。 　　 　　1945年我跟着村里男女老少去扒铁路,破坏敌交通。整个铁路全民皆兵,把铁路全扒翻掉，火车不通了、汽车也不通了。日本鬼子只能龟缩在铁路沿线的据点里不敢出来。 　　 　　1945年5月初我15岁时，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发动了"五一"大扫荡。在５日夜里，我们村突然被鬼子包围了。枪一响，乡亲们就有往外跑的，被鬼子打死了不少。我就钻入地道。前边传来消息说“十字街西边地道已被敌人切断了”，我们只好向东爬。东边也被敌人挖开，朝里打枪，我们赶快用土堵住。在村东水井气道边，我们前后受堵，被敌人挖出来了（看见祁宝元也被绑在井边）。敌人用刺刀往身上乱刺，我的屁股上被刺了好几刀。我们一共七人（六男一女）被五花大绑带到东长寿日军宪兵队里，男女分开，剥光衣服关在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这一个房间就押了近四十人，门口放个小桶作大小便用。大家被挤得只能坐着或站着，跟本无法躺下。 　　 　　我们村马老京与儿子马黑小、马万福、路吉明、马午寅、马秋姐与我第二天被带出进行审讯。捏着鼻子往嘴里灌辣椒水、往手上套铜箍过电、用皮鞭打，要我们交待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我们村的七个人都被用了刑，有人招供说我是儿童团长。敌人见我还是个孩子，就要我唱歌。我唱了首《武装保卫新乐县》----“我们这一伙，生在新乐，长在新乐，新乐是我们的安乐窝。日本鬼子横行霸道天天杀人放火、奸淫又掳掠，起来，团结一切的力量，请战，不怕一切牺牲，把鬼子们赶出去，打到鸭绿江边，武装保卫新乐县”。唱完后，敌人看我小，问不出什么情况，也没把我怎么样。隔了几天，将我们六个男的（女的在东长寿放了）押到石家庄南兵营（集中营），准备送往日本当劳工。从5月6日被抓到“8.15”日本鬼子投降,约在九月里才把我们放了出来。这期间，每天都要从集中营拉出好几排子车的尸体。 　　 　　在集中营里，吃的是一碗酸溜溜的高粱米稀饭，隔三差五的给打针（可能是细菌活体试验），人的脸肿了、头发脱落了、腿也肿了，我还长了一身的疥疮。被家里人用门板从石家庄南兵营抬回村里时，我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同村被抓的路吉明、祁宝元都死在了集中营里，马老京回村一周就死去了，马老京的儿子马黑小回家不到半年也死了。这件事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毛骨悚然。因此一提起日本侵略者我就恨之入骨。 　　 　　在家养病约一年，身体逐渐恢复。可是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穷人总是得不到安宁的。日本鬼子被打跑了，又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原来的日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保安队、还乡团。他们到处奸淫烧杀、抓壮丁。我就是在１９４６年秋季的一天，没有逃脱而被还乡团抓了壮丁。当时我们村有四人被抓。被抓后当天夜里我们被押至东长寿，关了几天后集聚了约有三、四百人时，又把我们用闷罐子火车押送到石家庄西兵营。交给当时驻扎在石家庄的国民党三军七师补充团集训。三个月后我被分到２１团９连当二等兵，不久又被派给连副当勤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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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4/2/11 16:5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