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大写的人 　　——悼方志纯同志 　　聂成根 著 　　 　　　　　　心脏监护仪上的曲线，已经变成了一条直线，在监护仪的屏幕上，呆板地、冷酷地、机械地重复着，从左至右，一次又一次地划过去。那一条条无情直线，像一把把坚硬的小刀，在我的心头上痛苦地刻画着。 　　　　　　一颗坚强的、忠诚的、博大的、宽厚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他走了。 　　　　　　时间：1993年7月31日5时40分。地点：江西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 　　　　　　他是长期在江西战斗、工作过的，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委、省政协主席的方志纯同志。他和杨尚奎、刘俊秀三个“老表”一起，被江西人民亲切地称为“江西三老”。 　　1 　　　　　　病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空荡荡、凉凄凄、静寂寂，使人感到失落、空虚、战栗和恐惧。刚才，他还躺在床上，满房子的人；现在，真是人去房空了。病房里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冷冰冰的铁床，白疹疹的床单，孤戚戚的枕头，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留恋与无奈。忽然，我发现床头的墙角处还放着一根我熟悉的拐杖，这是这里他唯一的遗物了。这根拐杖还是我们工作人员为他配的，在他身边已多年了。我赶忙拿过来，紧紧地攥在手中，似乎，我还能感觉到他那宽厚的、柔软的双手的温暖，睹物恩人，我双手抚摸着方老的拐杖，不由得在他的病床前哭了起来。 　　　　　　“聂秘书，他们都送方老去了。”保健科的护士进来告诉我，她们准备收拾房间了。 　　　　　　“嗯，我知道，”我哽咽着。我不愿意去，我不愿意、不忍心看着他被送到那冰凉凉、孤零零的铁屋中去。 　　　　　　他曾跟我说过，他也怕孤单，他喜欢和群众、和战友、和同志们在一起，即使是坐牢，也和同志们在一起。而在“文革”中，他却被关了8年的“黑屋”！他不愿意离开大家，他一直在顽强地和死神搏斗。 　　　　　　昨天，我还在香港，当我接到电话说方老病危时，就立即去联系机票。那时，香港飞南昌只有包机，航空公司告诉我，票已售罄。我一下傻了眼：如果方老真有不测，如我又没赶到送他老人家，我会懊悔终生的。于我赶快找到我的老朋友、江西在港的华赣旅游公司的总经理，终于解决了机票。 　　　　　　一下飞机，我就从机场直奔医院，直奔病房。方老已经昏迷，正在艰难地大口大口喘气。警卫员告诉我，方老已经昏迷两天了，没醒来过，只是中间偶尔像梦呓似的叫入，叫的都是当年赣东北根据地牺牲了的人名字。我看着他那难过的样子，心里一酸，眼泪就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我拉着方老的手，含泪呼唤着：“方老，我看您来了！”警卫员也贴着他的耳朵不停地喊：“方老，小聂看您来了！。他依然大口大口地喘气，中间，偶尔停了一下。我们以为他会醒过来，赶紧俯下身去，但只是间歇了一下，他又不自主地、不断地喘起来了。 　　　　　　千呼万唤始不应，终于，他追随当年在赣东北根据地牺牲的战友去了。 　　　　　　这就是方老的临终。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精神情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呼唤着赣东北，呼唤着赣东北苏维埃，呼唤着赣东北的战友们。 　　2 　　　　　　方老是1924年入党的，从入党到逝世，他整整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70个春秋。 　　　　　　1924年冬天，南昌似乎是暖冬，解家厂道德观旁边一栋普通民宅中的赵老爷家里，似乎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的很是热闹。也许是天气不冷的关系，一个个看上去眉目舒展、挺胸抬头，全无往昔冬天那低头缩颈、袖手佝腰的样子。其中，最开心的就是赵家年轻的厨子方志纯了。不到廿岁的他，一天到晚，挑水买菜、扫地抹窗、端茶送水、迎来送往，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原来，这里是秘密的中共江西省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原来，这家主人赵老爷，就是江西省的党组织创始人之一赵醒依；原来，方志纯这几天秘密入党了；原来，南昌黎明中学又要招春季班了。 　　　　　　方老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告诉我，他的入党是“红灯照耀”、“黎明启程”（红灯、黎明是进步杂志的名字）。 　　　　　　方老1905年出生于赣东北地区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与方志敏是堂兄弟。方家是个大姓，有薄田数，家境尚可。因此，子女大都能受到启蒙教育。方志敏投身革命后，奔波于弋阳——南昌——九江——上海等地，追寻革命真理，发展革命组织。在这期间，方老也跟着他上南昌、下上海，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1924年秋，由江西省议会议长为校长、实际上是江西党组织创办的黎明中学在南昌开学了。当时只招了一个班，五六十人，学员都是各地送来的具有革命思想的苗子，方志纯同志也就是这个班的学员之一。但他只是在这里挂了个名，工作却是在解家厂“赵老爷”这里，明里是厨子兼门卫，暗里是江西省党、团机关的机要交通员兼公务员。当时，江西团委出有机关刊物《红灯》，方老是《红灯》的忠实读者。他后采回忆说：“《红灯》是我参加革命后接触到的第一个革命刊物。当年，我是《红灯》的热心读者，《红灯》曾向我灌输革命理启，启迪我正确分析形势，帮助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红灯》曾经是指引我前进的一盏指路明灯。 　　　　　　1924年底的一天，经赵醒侬、许秉钧介绍，方志纯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家厂的机关里，他面向党旗，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坚定信念，服从组织，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关于赵醒侬，方老说得比较多，他曾有专门的回忆文章纪念他。赵醒侬，江西南丰人，在上海接触了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于1922年入党，并受组织派遣，与方志敏等一道回江西开展革命工作，创建党的组织。他是江西省党组织的创始入之一。1926年被江西军阀邓如琢逮捕，同年9月16日——北伐军攻克南昌的前三天，被反动派杀害。赵醒依被害后的当天晚上，方老带了几个人，悄悄地将他的遗体收殓安葬在老福山。南昌解放后，方老专门去找过他的墓地，但已踪迹全无。由于当时尚在白色恐怖中，赵醒侬被害的消息也不敢告诉他家里，结果妻女离散，竟不知去向。解放后，方老曾数次派人专门查找，也毫无结果。方老每说到这里，总是很伤感，他说：赵醒依同志确实是五大皆空啊！他没有墓地，没有遗骨，没有遗属，没有遗物，甚至连遗嘱也来不及写！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啊！方老曾表示过，希望在赵醒侬牺牲的地方立个碑，以纪念先人、教育后入。 　　　　　　关于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许秉钧，方老说得不多。但有一次我帮他填干部履历表时，他曾跟我说到过。他说这个人后来脱离革命队伍了，但人还老实，没什么坏事，在老家教书。 　　3 　　　　　　在那个年代，入党即意味着接受更大的考验。 　　　　　　考验似乎来得晚了一点，但一来就是灾难式的、灭顶式的。 　　　　　　方志纯入党后，在南昌参加了国共合作、迎接北伐军进城的组织工作。赵醒依牺牲后，他回到弋阳，在方志敏的领导下，参加了1926年秋冬时节的漆工镇暴动、1927年底的弋横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赣东北根据地建立后，他又参与了信江特区苏维埃（1928年）、赣东北省苏维埃(1930年）、闽赣省苏维埃(1933年），以及红十军(1930年）的组建和领导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当灾难降临我党的时候，厄运也就降临到了方老头上。 　　　　　　1932年底，中央命令红十军调离赣东北根据地，到中央苏区参加反第四次“围剿”的战斗。到中央苏区后，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周建屏为军长，肖劲光为政委，粟裕为参谋长。方志纯是红三十一师政委。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后的，1933年4月，闽赣省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方老是闽赣省省会城市黎川中心县委书记，黎川军分区司令、政委。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首先从黎川打响，在“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处处失败。9月28日，黎川失守。方志纯带着队伍从黎川城撤到德胜关，从江西撤到福建。年底，闽赣省机关亦迁到福建省建宁县。1934年初，敌人又开始进犯建宁。我军还是那一套“左”倾错误路线的打法，结果是根据地越打越小，部队越打越少，士气越打越低，干部战士牢骚怪话越打越多。方老心里也有疑虑：怎么和过去毛主席的打法不一样了？心里有想法，嘴里难免会流露，有人向上面打了小报告，说方志纯散布悲论调，有退却情绪。于是，在中央苏区批“邓毛谢古”的时候，闽赣省在批邵式平、方志纯。当时，中央派到闽赣省来领导批判运动的人写报告说：“闽赣党内虽然开展了反对方志纯同志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斗争，但这一斗争并未深入。”没深入就深入吧，“左”倾领导要他深入、深刻做检讨。方志纯说，检讨什么？不就是说了几句话吗？人家见他态度不好，就给了他一个“苦果”：撤掉他所有职务，将他下放到一个新区——福建建宁的均口区。 　　　　　　均口是个小区、新区。1934年三四月间，方志纯带着三条枪来到均口。一切从头做起，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建立政权，很快拉起了队伍，打开了局面。上面见他有工作成绩，又“用”他了，把他调到澎湃县（今福建宁化县）任县委书记、城防司令兼政委。但小小的县委书记对统治中央的“左”倾路线、小小的城防司令对来势汹汹的进犯之敌，是无能为力了。1934年5月16日，建宁失守。1934年9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赣边区的小股红军及武装力量，只能在闽赣两省交界处的老区山区和敌人周旋打游击了。 　　　　　　地，自然是越来越小；人，自然是越来越少；仗，自然是越打越难；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我们自己内部的“肃反”斗争却越来越“热火”、越残酷了……终于，灾难降临到方志纯头上了。 　　　　　　1934年12月，方志纯被认定为“AB团”分子抓起来了。 　　　　　　“罪状”有四，条条都很吓人，可谓“罪莫大焉”。一曰“怀疑中央”。方志纯对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的一些错误方针和错误打法，向领导反映过，也在个别场合议论过。于是，有人给他扣帽子，说他对上级有意见，就是对中央有意见，就是怀疑中央，就是反对中央，反中央就是“AB团”。二曰“右倾怕死”、“悲观失望”。当时，在闽赣根据地如何坚持、如何发展上，闽赣省委内部有几种不同意见。省委书记钟循仁主张往闽南运动，美其名曰“开辟新区”；方志纯主张往闽北、闽西运动，那里是老区，黄道、邓子恢等同志还在那里坚守，容易站住脚，看形势再发展。结果，被扣上悲观、失望、右倾、不敢开辟新区的帽子。三曰“不顾群众”。为何有此一说，连方志纯自己也想不明白。后来才从审讯人员口中“悟”出来了。原来根据地缩小后，部队、机关的机动性越来越大了，方志纯提出要精干部队，将一些随军行动的家属精简下来，在条件好的地方将她们隐蔽安顿，没想到这也成为一条“罪状”。第四顶帽子更大了，叫“破坏苏维埃经济”。实际情况是，当时根据地食盐非常紧俏，而苏维埃银行的钞票（被群众称为“苏票”、“红票”）尚不坚挺，每元只能买到三钱（不到一两）盐，而硬货币银元，每元可买到四五斤。为解决这个问题，方志纯批了100块银元给部队买盐，结果被扣了“破坏苏维埃经济”的帽子。 　　　　　　方志纯在当时闽赣省委机关所在地宁化被关押、吊打了好几天，有一天晚上审讯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知道，这是他们准备动手杀人了。事到临头，他反而镇静下来，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杀就杀，我也无法阻拦你们，但我再次申明，我绝不是“AB团”，绝不是反革命。另外，我有一个请求，请你们给我发两份电报，一份给项英，一份给方志敏，向他们报告一下，他们是了解我的。” 　　4 　　　　　　冬至前后，福建北部山区的夜晚显得特别漫长而寒冷。审讯人员走后，方志纯一个人孤零零地关在潮湿、阴森、冰凉的土屋中，墙角里偶尔突然爆发出一阵小老鼠的嘈杂的尖叫声，听得让人毛骨悚然。山风撕裂着四处漏风的房子，吹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方老透过窗棂，望着黑魆魆的夜空发愣：这就是我的最后一晚？他想起了弋阳，想起了赣东北；他想起了南昌，想起了北伐军；他想起了父母，想起了方志敏、赵醒侬……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从入党宣誓的第一天起，他就想到了，要革命就会有考验，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可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拷打自己的，竟会是朝夕相处的同志；向自己开枪的，竟会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想什么呢？不就是个死吗？”方志纯心里在愤愤地说，“可惜的是，我没为革命捐躯沙场，却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我还年轻啊，我还可以为革命做贡献啊……”愤恨之余，他又伤感起来，眼泪也不由自主地缓缓掉了下来。 　　　　　　就这样，方志纯双手反绑在梁柱上，朦朦胧胧、昏昏沉沉、心力交瘁、痛苦煎熬了一个晚上。正当他坚持不住、迷迷糊糊想闭上眼的时候，“咣当”一声，保卫部的人打开铁锁、推开房门，将他放开。“牢门”打开，方志纯才发现，天已大亮了。方志纯以为他们要动手了，没想到进来的人态度变了，笑嘻嘻地、好声好气地说：“你没事了，这是释放你，吃早饭去吧！” 　　　　　　晨曦从大门、从窗户上泼洒下来，照在阴凉的房屋里、地面上。虽然，冬天早晨的阳光显得热力不足，但对方志纯来说，这已足够了。他浑身上下感到暖烘烘的，他伸伸手脚、抖擞精神，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呼了一口气，大步跨出了这关押了他的黑屋，曾经吊打过他三天三夜的牢房。他抬头看看朝霞灿烂的天空，心里在庆幸和欢呼：新的一天开始了！ 　　　　　　方志纯后来才知道，项英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回了电，指出方志纯同志是个好同志，不会是“AB团”，他可以作保，要省委立即放人。在延安时，方志纯碰到项英，项英还笑着跟他说保过他的人头呢！ 　　　　　　方老晚年说到这件事时，总是感慨万端。他说：当时我估计方志敏肯定会回电报，他却没回。原来1934年底，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粟裕、刘英为主要领导骨干的北上抗日先遣队，正在赣皖交界处的怀玉山区做艰苦卓绝、维系生存的战斗，志敏可能根本就没收到电报。如果不是项英回电，他可能就身首异处了——当时以反“AB团”之名肃反，冤枉错杀了多少人啊！他对项英的救命之恩始终念念不忘，总想去皖南项英遇难处看看，他还向延安党校同学、安徽省省长黄岩说过，可是始终未能成行。 　　　　　　2001年，我所在的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为加强在沪、皖地区所属企业的爱国主义教育，决定赞助修复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及东南局旧址。集团公司领导指派我去负责此事，我欣然受命。当我第一次来到泾县，来到新四军老战士出资修建的项英铜像前鞠躬时，我特意多鞠了三个躬：是代方老完成心愿的。项英铜像旁，是一块刻有出资者名字的石碑，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方老，在我心头，我已经把您的名字也刻上去了。 　　5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了方志纯头上。方志纯被释放后，人家还是不信任他，叫他脱掉了军装，随部队做些群众工作。1935年四、五月问，坚持游击战争的闽赣省苏维埃的武装力量，在福建尤溪一带活动，在革洋村地区与敌五十二师遭遇，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部队被打垮。战斗中，方志纯脚受伤，血流如注，不能走动了，他爬到战场附近的荒山坳，躺在那里，躲了起来。但还是很快被敌人搜山部队发现了。 　　　　　　由于当时方志纯穿的是便装，于是他就报了个假名字、假籍贯，佯称自己是教书的，刚好走到这里，就在这里教书，碰到打仗，被打伤了。敌人见他身体单薄、脸色白净，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也就相信了他，但也不放过他。他们用担架把他抬到城里，关在五十二师尤溪留守处，旋即寄押在尤溪监狱，后来，又转到永春县监狱。永春监狱见尤溪没审出什么情况，又见“犯人”能写会算，就叫他帮监狱抄抄写写，列录名册钱粮等文书杂务。这样，在永春监狱，方志纯就有人身自由了。由于有进出监狱的便利，方老暗中帮助一些被关押的党员、革命群众成功越狱。但由于一次越狱人员中有几个“要犯”，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敌人严加侦查。方志纯怕最终查到自己，便逃出了永春，这时，已是1936年底了。在被敌人关押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方志纯结识了刘麟、王世琨等朋友，并且发展刘麟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刘麟后来还到了延安参加革命。 　　　　　　就是这一段受伤（解放后，方老还持有民政部门颁发的伤残证）、被捕、自保、救助同志、发展党员的历史，在“文革”中竟被某些人说成是“被捕叛变”，将他打成了“叛徒”！ 　　　　　　方志纯的“叛徒”帽子有两顶，除“福建监狱叛变”外，还有“新疆监狱叛变”。 　　　　　　说到“新疆监狱叛变”，更是颠侧黑白： 　　　　　　1941年，方志纯及张子意、马明方等20余名在莫斯科学习和养伤的同志，从苏联经新疆回国，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时，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扣留、软禁，并于1942年4月11日羁押入狱。 　　　　　　先后被捕入狱的有中共五个方面的在疆人员，他们是：陈潭秋、毛泽民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人员；李宗林、林基路等由盛世才邀请来新疆工作并在新疆政府任职的人员；吕黎平、方华等八路军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人员；张子意、马明方等从苏联归国滞留在新疆的人员；还有其他各种原因当时正好滞留在新疆的入员，连小孩在内，当时共162人。 　　　　　　在监狱里，被捕人员中的党员，秘密选举出了狱中党支部，方志纯是五名支委中的一个。在狱中，他们和敌人展开了包括绝食在内的各种艰苦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科后，在重庆谈判中，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包括新疆监狱在内的政治犯，虽然国民党当局层层拖延、阻挠，但在党中央、周恩来亲自组织营救下，终于在1946年5月，新疆监狱全体中共、八路军在押人员（131人）全部无条件释放。但在这期间，盛世才酷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 　　　　　　方老这两次被捕入狱的历史，是中央早已做了结论的。 　　　　　　1937年秋，逃出永春监狱后，方志纯隐姓埋名、东躲西藏在福建闽中、闽东一带，一边打工谋生，一边继续寻找组织。正当他在困苦中茫然时，天降喜讯：他在报纸上看到八路驻南京办事处成立的消息。办事处主任就是他的闽赣省军区的老领导叶剑英。他立即给叶剑英去信，叶剑英很快回信并给他寄来路费。9月，方志纯到南京，向叶剑英、李克农汇报了自己受伤被捕及狱中斗争的情况。10月，他怀揣着叶剑英的介绍信到了延安，向中央组织部报到并报告，很快分配到中央党校十三班学习，并任班党支部书记。这一段经历，有1937年12月27日方老写的《自传》，当时就存入了中央中央组织部的挡案中。 　　　　　　至于新疆监狱这一段历史，更是在当时就有了清白无误的结论：1946年7月11日，方志纯一行129人（返回延安途中死亡2人）胜利回到延安。16日，中央办公厅设宴招待新疆归来的同志。毛主席、朱总司令出席并致词，称赞“一百二十九位同志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屈不挠的斗争中，经过了严重考验，更加坚定了共产党人的意志，现在回延安，希望大家好好保养身体，继续为党工作。”在延安休养期间，方志纯和狱中支部的同志一起，向刘少奇、向中央组织部作了全面汇报，方志纯代表狱中党支部写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于1946年10月21日定稿并交中央组织部。这份数万字的珍贵文献，仍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组织部当时就宣布：“由于时局关系。新疆回来的同志只做集体结论，不做个人结论。胜利回到延安的都是好同志。同志们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对敌斗争坚决、立场坚定，同志们的党籍在狱中依然保留并计算党龄。” 　　6 　　　　　　福建、新疆两地，一东一西，一南一北，在方老心头，始终是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是他的历练之地，又是他的蒙难之地；这是他经受考验的地方，又是使他遭受屈辱的地方；这是他不愿回想的地方，又是他难于忘怀的地方。“文革”后，他总想有机会到这两个地方故地重游、故地重忆。 　　　　　　他几次想去福建，毕竟闽赣交界地理上方便一些。有几次我们到上饶、抚州检查工作时，车已到黎川、资溪的闽赣交界处，一过德胜关就是福建了，但这辆吉姆车就是没过去过。1989年春节，方老在湖北武汉过春节。见到老战友陈丕显，这是他们“文革”后的第一次见。他又向这位福建朋友“阿丕”表表示过想去福建闽西、闽北看看的愿望，弄得后来黄知真还来关心，秘书们还忙碌了一阵。到了中顾委后，他又和另一位福建朋友、延安同事江一真谈起过，江一真同志都在福建安排好了，但最终未能成行。 　　　　　　这期间，他派我去了一趟福建，沿着他当年在福建战斗的路线，走了一趟。先到建宁，在当地党史办的同志陪同下，我到了他当年下放的地方——均口，望着这陌生的山水，我在想：这里哪个村子，是方老动员过群众的地方？这里哪一个山头，是方老打击过敌人的地方？从建宁我又到了宁化的安远镇，这就是当年他当澎湃县县委书记兼城防司令的地方，望着这曾经的战火城墙，我不禁唏嘘：枪弹洞犹存，搏杀声何在？因为战争期间，闽赣省机关几次搬迁，方老自己没来，当地同志也不知他被打成“AB团”时关押何处，我亦无从凭吊。从宁化来到尤溪的坂团”时关押何处，我亦无从凭吊。从宁化来到尤溪的坂面，这是当年他负伤被捕的地方，我站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溪边，心里也像溪水一样泛着涟漪：60年前，一个红军战土在这里负伤，被捕人狱。谁会想到，30年后会“枪伤复发”，又一次被捕入狱？ 　　　　　　回到建宁县委招待所，我打电话向方老报告了福建之行的情况，问方老还有什么交代，电话那边，很长时间没有回声，我似乎看到了方老沉重、沉思、沉静的神情。许久，电话里传来了他低沉的声音：“建宁有种红蘑菇，看看还有没有，有就买点来。”“嗯。”我答应着。第二天，县委请客，送我离闽，上了一个汤就是建宁特产——红蘑菇汤。陪同我吃饭的同志介绍说，此汤养血补血。喝着汤，记起方老昨天的话，想起方老的遭遇，我不禁伤感起来，眼泪也不自主地流了下来。陪同我吃饭的县委党史办的同志惊诧地看着我，我含着眼泪说了昨天向方老打电话的情况，我哽咽着说：“不知他老人家，是借此怀念苏区的红色？还是回忆战斗的血色？或者是兼而有之。” 　　　　　　去新疆，他说得很少，他知道路途太遥远了。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又勾起了他想去新疆的念头。1981年，“江西老表”、原赣东北根据地红十军老战士吴克华同志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每次在京西宾馆开会碰到，不是他去吴司令房间，就是吴司令来看他，两位老战友总要谈到新疆。吴司令热情邀请、细心安排，使方老几乎成行，但几次都是临行将行终未行。 　　　　　　1995年，我已在香港工作了，去新疆参加乌鲁木齐交易会，下飞机后第一件事，我就是去市郊的烈土陵园，拜谒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烈士墓。墓地周围还没有花卖，我请司机进城去买了三束鲜花，敬献在烈土墓前，并代方老鞠躬致意。我心里在问：方老，您在那边见到陈潭秋、毛泽民同志了吗？你们可好？ 　　7 　　　　　　“文革”中，四人帮为领导干部滥发了三顶“帽子”——“叛徒”、“特务”、“走资派”。 　　　　　　方老是一顶不少。“走资派”不难理解，因为只要不是革命造反领导干部，其余便都是“走资派”。所谓“叛徒”，就是说他两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那“怀疑一切”的年代，似乎有一条“四人帮”的定律：凡是被捕过的、坐过牢的，肯定叛变，肯定是“叛徒”。方老自然也在劫数之中。那“特务”又从何谈起呢？原来方老从1938年到1941年，在苏联，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了4年，于是这就成“苏修特务”了。 　　　　　　1938年初，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方老，接到中组部通知，组织上要送他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刚好，中共中央确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赴莫斯科履新，方老就搭任弼时的飞机到了新疆，然后到了莫斯科，分配在共产国际党校七部军事班（后转为政治班）学习。 　　　　　　方老他们刚到苏联时，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挂领袖像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像竟是王明。任弼时到莫斯科后，进行了频繁的拜会、报告、讲演、解释等活动，向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同志及其他兄弟党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介绍我党遵义会议以来的情况。为了造成声势，任弼时又找到方老，要他们刚从国内来的、原来在根据地工作并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同志，分别组成报告团，以亲身经历去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介绍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情况，介绍红军的情况。方老出去做过两次报告，一次报告对象是德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一次是莫斯科的一个区的群众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还出了个笑话，当方老报告完后，一个苏共的基层党员问：红军还有吗？方老说，当然有，而且发展壮大了。对方又说，不是长征后被打败了，剩下的被国民党收编了吗？可见当时外界对中国革命是何等的不了解。 　　　　　　在莫斯科，方老他们还向共产国际汇报过。在离开苏联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同志还接见过他，对他说：“希望你们回去好好工作、好好革命。”“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杰出的革命家与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在苏联期间，方老也向苏共的同志介绍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情况。有一次，方老对我说：“应该说，他们的情报工作是很厉害的。你看，我是用化名进人苏联的，但是他们知道我的真实情况，问我是不是方志敏的弟弟。”方老如实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还就便向他们介绍了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介绍了方志敏的情况。苏共的同志对方志敏也是很敬佩的，称赞方志敏“了不起！”“真了不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方老在共产国际党校学习期间，正值苏共召开十八大。学习班把学习斯大林的报告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他们边学理论，边学俄语，全体学员还参与了任弼时主持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翻译完毕后，学习班又组织大家学中译本，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学俄文、学俄文版、翻译、学中文版、校译的学习全过程和翻译全过程。方老对这一段学习的记忆是很深刻的，一直到晚年，他还能讲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些精辟论述。 　　　　　　这就是方老在苏联的学习情况，与“苏修特务”沾上边吗？ 　　8 　　　　　　方老确实有很深的苏联情结。他曾对我说过，他从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一步跨入社会主义苏联；是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步跨入繁华似锦的城市；是从地狱般的监狱，一步跨入人间的天堂。当一出火车进人莫斯科，他一下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他觉得当年入党时向往的共产主义一下子就清晰了、真实了。 　　　　　　方老晚年，经常会有意无意跟我讲讲莫斯科、彼得堡、红场、阿芙乐尔巡洋舰，他知道我学过俄语，因此，还经常会有意无意蹦出一两个俄语单词或几句俄语。 　　　　　　江西人喜欢喝两杯，有时我们有活动，方老高兴时也参加。“干杯！”，“再来一杯！”自然使气氛高涨，方老有时也热情劝说，他会举起杯子，碰碰我的杯子，高兴地用俄语说：“小聂，再来一杯！” 　　　　　　方老退下来后，工作少了，显得比较清闲，他就经常在院子里摆弄和欣赏为数不多、品种单调的几盆花。有一段时间，院子里几株美人蕉开得特别漂亮，我有一次看见他又在专心致志地看花，就用俄语问他：“怎么样？”“漂亮，很漂亮！”他会很高兴地用俄语回答我。 　　　　　　看得出，他思念莫斯科，怀念那一段日子。1977年初，杨尚昆同志在广东工作时，曾安排他去从化疗养了一段时间。在广州，这些当年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过的战友，在一起会很惬意地回忆那段特殊的美好的时光，不时会冒一两句俄语来，显得格外轻松。 　　　　　　2003年，我所在的单位有一个俄罗斯出访任务。11月，我到了60年前方老来过的莫斯科。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院子里转了半天，体味着方老当年在这里学习的情景。临行，我折了一枝小树枝，捡了几片霜染的树叶，带回国内。 　　　　　　2005年，是方老诞辰100周年纪念。国庆长假，我又一次来到方老墓地。L 　　　　　　这是我第四次跪在方老坟前。十多年了，本来就很简朴的坟墓，由于没有修葺，显得残破简陋了。没有维护的水泥，已经开裂，坟包与地面的结合处已有好几条裂缝在撕裂着坟茔。墓碑的青苔已从基座慢慢爬上碑身。坟地周围的野草，肆无忌惮地向坟冢侵蔓过来。我拔掉野草，清理了坟地上的杂物，焚香祭奠。我将从莫斯科带回的桦树枝叶投进了火堆，火焰“噼啪”一声蹿了起来。按当地风俗说法，在坟头燃烧逝者住过地方的树木枝叶，可以使先人安息、后人兴旺。望着火堆，我在问方老：您在天国可好？您在九泉可安？ 　　　　　　突然，本来是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的天空，竟稀稀拉拉下了一阵小雨。天若有情天亦泪乎？本来就很伤感的我，仰面长天，禁不住又潸然泪下：方老这一生真是太坎坷了！坎坷得有些悲壮：从入党到新中国成立，在25年的革命战争年代中，他三次被捕，三次命悬一线、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和中国共产党几乎同步成长，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从参加革命到粉碎“四人帮”的50年中，他竟坐了四次牢，在监狱中艰难煎熬了15年。晚年，他赶上了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太平盛世，却又在病榻上痛苦折磨了四、五年。命运对他何其不公啊！他一生曲折坎坷、备受艰辛，但他始终信仰坚定、矢志不渝。在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70个春秋中，他敢于直面人生，坦然经受考验，他一生对党忠诚，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辈子，他坚定理想、坚持信念、坚守情操，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大写的“人”！ 　　9 　　　　　　方老安葬在他的故乡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我写下这篇文章，本来是想在他坟头焚烧祭祀他的。 　　　　　　1982年清明节，我随方老去昌北烈士陵园为方志敏等烈士扫墓。在回来的路上，他似乎是有意无意地说：“南昌只能往昌北发展。今后，我就不到这里来......。” 　　　　　　这就是方老，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宽广博大胸怀：他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却从不向党伸手；他生前清贫朴素，更不愿身后有丝毫铺张；他一辈子都待人宽厚，总为他人着想，在任何境况下都体谅他人，从不苛求为难他人；他在南昌先后住了四十年，死后却......。 　　　　　　呜呼！感方老之高风亮节，能不怆然而泪下乎？ 　　　　　　 　　　　　　（本文摘选自——江西省出版刊物：《创作评谭》杂志，2007年第7-8期合刊号：散文《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悼方志纯同志》。作者：聂成根）

原文2007年7月 发表于江西省出版刊物《创作评谭》杂志第7-8期合刊号  浏览：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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