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纪念方志纯诞辰100周年/周恭文 李敏 　　摘自《中华魂》杂志2005年第8期 　　 　　他是一个大革命时期人党的中共党员。 　　他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和弋横农民大暴动，是赣东北苏区卓越的领导人之一。 　　他生于一个革命家庭，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们一家为革命事业贡献出6名烈士。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蹭蹬坎坷，千磨万劫，九死一生。 　　他不管是在乌云压顶的艰难日子里，还是身居囹圄的岁月里，始终坚持一个共产党人的信念，牢记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 　　他就是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省军区第一政委方志纯同志。 　　 　　赣东北苏区卓越领导人之一 　　 　　方志纯原名方远钧，1905年农历8月出生在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农民家庭，是方志敏的堂兄弟。父亲方高显是个勤朴的庄稼人，他一生支持子女革命，弋横农民暴动失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弋阳县城，并被暴尸3天。方志纯排行老四，大哥方远辉、二哥方远杰都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在跟随方志敏创建和保卫闽浙赣苏区的战斗中先后壮烈牺牲。他的大姐夫唐在刚是中央最早派往赣东北苏区的高级干部，曾任信江特委书记、闽浙赣省军区司令员，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夫妻双双喋血磨盘山麓。妹妹在参加红军后，也在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24年夏，方志纯从弋阳高小毕业后，由于家里没有钱供他读书，只好随父兄务农。就在这时，他三叔的儿子方志敏回家乡从事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见到这种情况．在征得伯父、伯母的同意后，带方志纯到南昌，介绍他到赵醒侬为书记的中共南昌支部机关工作。同年，由赵醒侬、方志敏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负责江西党组织的机要和交通工作。这期间他多次潜回弋阳，建立了弋阳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弋阳漆工党支部，并担任书记。 　　南昌八一起义第一枪打响后，方志纯多次冒着枪林弹雨把起义指挥部的命令和省委的指示及时传达到省总工会、省农协会、省妇女联合会各群众团体手里，组织工农群众搞军，受到周恩来、朱德、澎湃等同志的表扬。 　　八一起义失败后，他根据省委指示潜回弋阳。随后，他与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一起组织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弋横5万农民年关大暴动，创建了赣东北苏区。他先后担任赣东北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红10军赤色警卫师师长兼政委、红10军代政委。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了党中央，赣东北苏区的革命斗争遭到严重的挫折。中央派到赣东北来的一些人在政治上、军事上全面推行王明路线，指责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党组织是“农村宗派党”、在经济上执行的是“富路路线”，在军事上游击战争被说成是“退却逃跑主义”。于是，黄道被排挤出省委，吴先民惨遭杀害，方志敏被架空，邵式平被剥夺军权。他们的倒行逆施引起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愤慨。方志纯年纪轻，脾气倔，多次在会议上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方志纯多次遭到免职、调职，但他没有屈服，始终牢记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与错误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1933年春，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中央电令周建屏军长、邵式平政委率赣东北的红10军赴中中苏区参加反“围剿”斗争。当时红10军指战员大都是土生土长的赣东北贫苦子弟，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不愿意离开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赣东北的党组织和方志敏考虑到这一情况，为了照顾大局，决定方志纯以闽浙赣省委代表的身份随军行动。因为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弟弟，让方志纯随军，这对红10军指战员都有一种感召和带头作用，同时赣东北苏区的工作需要派一个得力的同志向中央作详细汇报，当然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怕方志纯成为吴先民第二，遭到“左”倾分子的暗害。 　　 　　被诬陷为“AB团”分子第一次坐牢 　　 　　红10军到达黎川之后，改编为中央红军第11军，周建屏任军长，肖劲光为政委。方志纯与邵式平受赣东北省委与方志敏的委托，带着汇报材料前往瑞金向中央汇报。他们先向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博古汇报，受到冷遇，接着找到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详细汇报，对赣东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表示非常满意，给予很高的评价。方志纯将这次瑞金之行向赣东北省委和方志敏作了汇报，使赣东北党组织和人民受到极大鼓舞。不久，方志纯被任命为红11军31师师长兼政委，先后参加了南城的硝石之战、福建的光泽之战，还参加空前激烈的黄陂战役。 　　1933年5月5日，方志纯当选为闽赣省苏维埃执委、闽赣省委常委，同时兼任黎川中心县委书记、黎川军分区司令员、城防司令员。 　　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红军节节失利，处处被动，仗越打越糟。方志纯率部配合5军团固守建宁将军殿，实行“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直到弹尽粮绝，上边还命令死守。当时，方志纯对这种打法十分焦急和担忧，看到战友们一批批在炮火中倒下，便发了几句牢骚话：“这是王八蛋在瞎指挥，赔了老婆还贴草纸。”结果，王明路线的追随者以他“散布悲观论调，攻击博古、李德为王八蛋”为由，撤掉他一切职务，下放到福建建宁开辟新区。由于他在建宁扩红成绩显著，又被闽赣省委调往彭湃县（今福建宁化县）任县委书记兼城防司令部政委。这期间，他遭到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首先，他和肖劲光被打成罗明路线在闽赣省委的代理人。1934年6月12日《中央给闽赣省委信》中，又提出开展“反对以方志纯同志为代表的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时指责省委“反肖劲光、方志纯等机会主义斗争不力，没有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执行中央路线，没有把反机会主义斗争具体开展到全党里面去”。1934年7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亲自到闽赣省视察，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作政治报告，公开点名批判方志纯，指责邵式平袒护肖劲光和方志纯，结果邵式平也被扣上一个执行罗明路线的大帽子。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方志纯被留在闽赣省坚持游击战争。这时省委内部还继续不停地搞所谓的“肃反”斗争，闽赣省的一些领导人被诬陷为“AB团”分子遭无辜杀害。1934年12月间，方志纯也未能逃脱厄运，无端地被闽赣省政治保卫局关押起来，并对他施以刑讯逼供，吊打了3天，逼迫他承认是混进党内的“AB团”分子。但方志纯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他一再声明：我全家被国民党杀光了，我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深仇血恨不共戴天，我决不是“AB团”分子，你们血口喷人，残害自己的同志，对党的事业是一种犯罪，你们将要受到党纪的惩处。同时他请求政治保卫局发两封电报：一封发给方志敏，一封发给项英，“他们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这时方志纯根本不知道，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已陷人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电台早已炸掉，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还是项英接到电报后，立即回电：“方志纯同志是个好同志，他绝不会是‘AB团’，我可担保，应立即释放。”为此他才幸免遇害。这次方志纯虽然只蹲了一个多星期的监牢，但方志纯深深认识到，党内“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也深深感到毛泽东才是全党全国人民的真正领袖。 　　 　　坚持游击战争，第二次坐牢 　　 　　方志纯虽被释放，但仍不受信任，脱去了军装，什么职务也没有，只做一般工作，随闽赣省委、省军区部队辗转于深山密林，到处游击。1935年5月间，当他们游击到福建龙溪县境内时，与敌52师遭遇，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方志纯身受重伤昏迷过去。等他醒来时，已在敌52师驻龙溪留守处监狱里。在这里，方志纯自称是教书先生，名叫王贵，路过这里被乱枪打伤。敌人见他身体瘦弱，书生气十足，一身便服，也就信以为真。不久，方志纯被押送到永春监狱，敌监狱长听说他是教书先生，就让他担任抄写员，整天在狱中帮助干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情。时间一长，他结交了当时在国民党法院当法警的进步青年王世琨，后来在王世琨的帮助下，方志纯逃离了永春监狱，取道厦门辗转到福州，找到了在福州闽海税务局当差的老朋友刘麟，经刘介绍在税务局当了一段时间的贴票员。 　　这期间他在闽海税务局秘密建立了党支部，发展刘麟等一批人人党。一天，方志纯在福州图书馆翻阅报纸，突然发现了报纸上刊登原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枯的“反共启事”，看到这条新闻，他惊呆了。这时，他又从报纸上看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成立，办事处主任曾是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方志纯立即给叶剑英写了封信，简单地汇报自己在福州的情况，叶剑英很快地回了信，寄来50元大洋做路费，他与刘麟等人很快在税务局销了差，启程前往南京。 　　1937年10月间，方志纯、刘麟等人到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热情地招待了他们。随后，又安排他们到革命圣地延安，方志纯被组织上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中央党校13班班长、党支部书记。有一天，毛泽东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在学员中，他发现了方志纯，课间休息时，他特地走到方志纯跟前，紧握着方志纯的手说：“邵式平早就到了，现在抗大学习，你们可以好好聚一聚，这几年你们也不容易啊。” 　　不久，毛泽东又在住处单独接见了方志纯，进行了长谈。1938年春，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方志纯被派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 　　 　　留在新疆，第三次坐牢 　　 　　1941年1月，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需要，共产国际决定让一批中国同志立即回国，这样方志纯一行20多人，带着奔赴抗日前线的迫切心情离开莫斯科回到了祖国。2月初，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住在八路军新疆办事处的羊毛湖招待所待命。 　　根据中央指示，由张子意、方志纯组织大家学习我党在新疆工作的方针、政策，了解新疆的历史和现状。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一面高呼联合苏俄，紧跟共产国际，另一方面多次电报延安中共，要求派得力干部到新疆帮助工作。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不仅派了陈潭秋等一批干部去新疆，也答应张子意、方志纯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同志留在新疆。这期间，方志纯与在莫斯科一起学习的楼曼文同志，经过党组织的批准结婚。 　　到1942年，盛世才逐渐暴露出其反共面目，在蒋介石的怂恿下，不断地给共产党人找麻烦，使绊子，制造磨擦。到了9月份，盛世才以“保护共产党人安全”为名，将在新疆工作的全体中共人员，包括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人员、应盛世才邀请赴新疆养病的伤病员，连同他们的家属共100多人，全部集中在一个临时“招待所”里软禁起来。另将在新疆学习航天技术的我方30多位同志关押在下河沿的一个旧兵营里。被软禁后的方志纯与大家一起秘密进行整风学习和共产党人的气节教育，准备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没过几天，盛世才派特务先后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抓走单独关押，后来将3人秘密杀害。 　　1943年4月，盛世才下令将中共在新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全部逮捕人狱。在狱中，方志纯被任为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他团结难友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 　　1946年7月，在党中央的关怀和营救下，被盛世才关押的全体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终于获得了自由，从新疆胜利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方志纯单独拜访了毛泽东，详细向毛泽东介绍了新疆斗争情况。他说：“开始时（指被盛世才逮捕下狱时），大家思想并不那么统一，有的怨天尤人，有的抱着幻想，有的悲观消极……，有少数同志对我们党与盛世才搞统一战线想不通，不理解，认为我们帮盛世才的新疆政府做工作，结果人家翻脸，把我们抓起来，好像我们给人家抬轿子，累得要命，可人家坐痛了屁股，把我们甩了，还要打抬轿人的板子。”毛泽东笑着问，“你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方志纯说：“我们通过学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介绍形势，组织座谈讨论，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统一思想。大家表示一定听从中央指挥，大敌当前，一致对外。我们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百子一条心’，也就是一百多难友有一个共同誓言：生为八路军的人，死为八路军的鬼，坐牢一起坐，释放一块走，……”毛泽东连连称赞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不错，有气节，有共产党人的气节。 　　接着，毛泽东较详细询问了毛泽民牺牲情况，并告诉方志纯，朱旦华（毛泽民遗婿）把孩子带来见过他了，关于毛泽民牺牲情况陆续听到一些，他想问问方志纯还有什么新的情况。方志纯告诉毛泽东：我和毛泽民在中央苏区就认识，在新疆我们又相逢在二起，他们被单独关押时，还与我握手告别。据我所知，在敌人的法庭上，面对敌人威胁利诱，刑讯拷打，毛泽民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示决不放弃共产主义的立场，决不脱离共产党，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敌人恼羞成怒，于1943年9月间残忍地把他杀害。说到这里，方志纯有些硬咽了，毛泽东眼圈也红了。随后，方志纯把贺子珍和岸英、岸青二兄弟在苏联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上述毛泽东的谈话均摘自方志纯《长街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方志纯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二室工作，最初任任该室的副主任，离开延安后，他担任主任，并兼任由杨尚昆为司令员、刘小奇为政委的中央卫戍司令部的参谋长。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方志纯一直负责中央的警卫和安保情报工作。 　　1949年初，他的夫人楼曼文在河北省的平山县西柏坡病故。进入北平后，他由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的同学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帅孟奇（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作媒，与朱旦华结为伉俪。 　　1949年6月，方志纯南下江西工作，长期担任省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先后任中共华东局委员，江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为江西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方政委。 　　 　　“文革”期间，第四次坐牢“文化大革命” 　　 　　方志纯同样在劫难逃，他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扣上“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在江西的代理人”、“江西第一号走资派”、“大叛徒”、“大特务”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紧接着就是抄家、审讯、批斗、关押等残酷迫害，前后度过了8年的铁窗生活。方志纯一贯生活艰苦朴素，造反派就说他是“伪君子”；方志纯曾写过一篇《大茅山上红旗飘》，造反派攻击说是“以大茅山对抗井冈山”；方志纯说要大力宣传方志敏的革命精神，造反派又说“他以学习方志敏来抵消学习毛主席著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方志纯才走出监狱大门。1977年他担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1979年11月20日，江西省委报请中央批准，对“文革”期间强加给方志纯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方志纯当选为中纪委常委，1980年担任江西省政协主席，1982年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他还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的特邀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复出后，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紧工作，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积极贡献。有一次，一个外国记者采访时问他：“你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坐国民党的监狱，完全可以理解，但坐自己人的监狱，有什么感想？”方志纯回答说：“雷锋同志说得好，共产党像母亲，我从人党那天起就把党作为母亲，作为母亲有时也会有错打孩子的事，这些是家庭的事，轮不到他人来说东道西。”邓小平在北京看到这段内参之后，伸出拇指，称赞说：“说得好，说得好，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本色。” 　　1993年7月31日，久病不愈，这位大革命时期人党的老共产党员，经过88个春秋的艰难跋涉，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一生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 　　注释：此文中的个别史实错误，已被补充和纠正。

原文2005年8月 发表于摘自《中华魂》杂志2005年第8期  浏览：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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