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 早就想写篇文章纪念父亲, 心中的话有很多, 却总觉得写不好, 这篇文章应该是欲罢不能一气呵成的, 因为与父亲曾有那么多的交流, 对父亲的为人处世有那么多了解, 对他的感情和怀念又是那么深沉久远。 　　 　　父亲其人 　　 　　父亲是一位有三十多年教令的老教师, 在小学, 中学, 业余专科学校教书多年, 退休前是中学教导主任。他热爱学生, 热爱教师职业, 从不觉得中小学教师地位低下, 无足轻重。他也很骄傲将我们姐弟三人都培养到了大学毕业, 教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并看到我们先后到国外深造, 就业和定居。 　　 　　父亲为一介平民, 但我又觉得他并不平凡简单, 他的才智和远见处处表现在对日常生活中大小事情的分析处理中。他最感得意的一件事是在十年动乱中, 在中国多变的政治气候下, 指引我从一小学毕业生走向留美工程博士。 　　 　　远见 　　 　　66年文革开始, 我刚小学毕业, 学校停课, 我们在家无所事事。半年过去了, 学校还是没有复课。那时正是我们记性最好吸收能力最强的年代, 父亲一看这样不是都耽误了吗?不行, 找出中学数理化课本, 开始教我读书。开始一年是他教, 后来是让我自己看, 有问题问他。在那几年, 白专道路是最最出头角招人批评的, 我清楚地记得, 当我在家读书时, 只要一听到有小朋友来找我玩, 我马上将课本藏起来, 装得若无其事应付他们。小时也有玩心, 出去跳跳皮筋就不想回来了, 父亲会招呼我回家, 几次以后, 我也明白了读书是不能忽略的。到我初中毕业时, 分配政策是“一片红”, 即全部下农村。在奔向农村广阔天地时, 我已读完初中数理化, 肚子里有了一些墨水, 心里比同龄的小姑娘们就要充实些。 　　 　　在江西插队三年多, 父亲鼓励我好好劳动锻炼, 也不要放弃文化课, 继续自习高中课程。第一年, 父亲每周给我写一封信, 慰我想家之情。信中常常说:“总会有机会抽调到工矿的, 甚至有更好的机会, 譬如上大学, 那时就会考文化。你平时准备好了, 就可以抓住机会。即使无法上大学进工矿, 有了文化, 你也可在当地当会计转干部, 就是回不了上海, 我们退休后到江西, 用我们的积蓄买一间房子, 与你一起生活。” 那时对我来说, 上大学是不可实现的梦, 调工矿又是盼星星盼月亮那么难, 艰苦单调的劳作生活下, 父母的承诺是未经世事的我唯一的精神依靠。70年代, 上海户口是那么值钱, 父母亲情愿放弃大城市生活到赣南山区来陪插队落户的女儿是多么不容易! 到了73年, 父亲的预见真的应验了, 在周总理的坚持努力下,大学招生在推荐的基础上要进行文化考试。 我几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文化考试中一举拔得全县第二名, 被上海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录取。 那个夏天, 父母亲乘凉时天天等到晚10点, 他们在等我的电报。 　　 　　在正式收到录取通知书前, 还有一段曲折。 那时大学招生以轰轰烈烈的文化考试开始, 中间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 一下子, 成绩好的考生又成了“白专典型”, 明明劳动表现好的也不算了, 在这种极左思潮影响下, 我也成了有些人要拔掉的“白旗”, 几个嫉妒小人兴风作浪写信到县招生办和公社党委要将我“撬”下来。我无法镇静地面对政治风云和这种突发事件, 眼看即将实现的美好理想要破灭了, 也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一时间情绪变得十分低落, 甚至心神不安, 恍恍惚惚, 可怜这是在我二十岁的花样年纪啊! 父亲一定是从我信中感到我的状况不好。他给当地公社党委书记写了一封长信, 条理清晰, 语气恳切。记得他写到“对于一个积极进取, 想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前途的知青, 你们用调查, 批评, 否定的方式来对待她,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即使她好好劳动是为了表现自己, 为了上大学, 也不过是有点私心, 何至于将她搞得如此痛苦抬不起头来?”这封信当时我没有转交出去, 因为在当时那种容不得一点私情亲情的极左的社会舆论中, 这封信最终会被认为是为女儿说话, 再说信到时我已准备回上海进大学。三十多年过去了, 时间的沉淀最能检验思想的光辉, 现在自己也做了母亲, 回想起来, 父亲的这封信思想水平很高, 入情入理入法, 表现了他作为父亲, 教育工作者和公民的崇高的理念和完美的人格。 　　 　　进了大学, 父亲继续教育我要有志向, 有眼光, 更上一层楼。那时候常常盼周六回家, 父亲指出我太恋家是不对的, 周日晚饭后总催我早早返校。那些年大学里也没正规起来, 很多时间是搞运动, 有一段时间女生都热衷于打毛衣绣花, 我也学着做些, 父亲说, 不能胸无大志, 趁年青时多学些专业知识。在几乎没有人重视外语的形势下, 他一直要求我坚持自学下去。 我从进大学才开始学英语, 到几年后能考过“托福”, 其中一大部分是因为父亲的鼓励和支持。 　　 　　77年我参加工作。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此时全国大力提倡学知识学文化。父亲感到精神一振, 他盼望的事业上家业上的春天来了。工作上, 他积极抓教学质量, 并在学校开办面向社会的高考文化补习班。在家中, 他早就带回复习资料, 让小弟准备高考。 对我, 他让我补习有关基础课, 报考研究生或出国生。其实当时中央是提出抓科技, 事实上经过十年动乱, 百废待举, 社会环境还来不及创造出满足各层次各族群学习进修的条件。我想方设法回母校找老师指导, 父亲也请朋友熟人帮我补习微分方程。可是问题还不光在我的功课上, 等到要单位出证明去报考时, 领导不同意了。这在当时不稀奇, 很多优秀学子都被单位卡住。在这种情况下, 又是父亲鼓励我争一争, 他说, 今年不争取, 明年也无望, 可以去报社反映情况, 只要报社打一个电话, 保证有效。当时我有些不敢, 也很顾虑周围舆论, 又怕自己考不上, 还不是要呆在原单位? 是父亲的鼓励让我有勇气走进了解放日报群众来访部寻求帮助, 果然见效。虽然那一年我没考上研究生, 但是第二年我考上了出国进修生。父亲当时大概是正确估计了我的潜力, 认为我总有一天会如愿的。另外, 他对人与人之间的争斗看得很开, 他想单位领导卡卡我也不过是一时的, 我听听闲言碎语受一年气也没什么大不了, 他一直认为人碰到些曲折坎坷是一种磨练。 在那个年代, 绝大部分人都在一个单位呆到退休, 大部分父母都宁事息人, 不愿自己孩子头上出角, 得罪领导。我有一个能在世事中看得出轻重利害, 有理有节地帮我争到应有权益的父亲, 使我深感幸福, 骄傲和钦佩。 　　 　　从严 　　 　　父亲对我们从小就要求严格, 从不娇宠溺爱。生活上教我们要懂得节俭, 不得偏食, 不得剩饭碗, 自己要动手学做一些家务。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和弟弟都病了, 打完针, 父亲抱了弟弟就走, 本来我还在大哭撒娇, 一看父亲与弟弟已走了, 急得我赶紧穿好衣服去追他们, 顾不得哭了。那时父母晚上教课, 我们有一位半职保母, 照顾我们吃了晚饭后就走了。我十岁时就要带两个弟弟, 领他们玩, 帮他们洗脸洗脚, 然后睡下。小男孩不肯洗, 与我讨价还价, 常常要搞上半个多小时, 当时我很气恼, 如今这些细节却成了我们手足之间温馨的回忆。父亲当时大概是有意给我一些压力和责任, 培养我的耐心和毅力。后来我去插队, 参加各种各样的大小考试, 以及再后来到美国读书求职, 父母都不是很担心, 父亲认为我都可以过得去的。 　　 　　祖孙 　　 　　小时候, 日常生活中, 父亲对我们要求较严, 但在我需要他们帮助支持时, 他们全力以赴, 毫无保留。我们儿子生在美国, 10个月大时送回上海, 轮流在祖父母和外公外婆家住。到两岁半时, 我们回国探亲, 已是活蹦乱跳, 会说会闹的”trouble maker”了。当时父亲已过了65岁, 且有老慢支, 每天骑自行车送外孙去托儿所。有一次被人撞倒, 祖孙二人均摔倒, 父亲还被擦伤一片皮, 当父亲细看外孙无碍, 一颗心放下, 挥手就让肇事者走, 倒是路人打抱不平, 七嘴八舌批评肇事者莽撞。母亲担心父亲的体力, 与我们商量是否将儿子带回美国。当时父亲的态度很坚决, 他不同意, 理由是我们在美国还没最后完成学业, 而且当时正值经济不景气, 找工作十分困难, 看来还有一番折腾, 这两岁半的孩子入托费也不是我们一份奖学金能负担的, 一句话, 条件还不成熟。我再次被父亲的体贴关爱感动得热泪盈眶, 自己当了母亲后, 体会到带孩子的艰辛琐碎, 更不用说父母亲都已是近七旬的老人了。父亲对我们的状况了解得那么清楚, 他知道我们还在艰苦奋斗的创业阶段, 但他相信我们能够实现美国梦, 他要帮助我们实现梦想。用“理解”和“支持”来描述父亲和我们的关系, 是再恰当不过了。并不是很多人都能达到这种境界, 享有这种关爱的。 　　 　　作为一个终生的教育工作者, 父亲自然关心外孙的成长。后来我们初步安定下来后, 把儿子接到美国。父亲常常问起外孙的情况。有一封信中说, “不要太多批评, 孩子也有自尊心, 大人要理解。 我的外孙还是很不错的。”有一次回国我与父亲讨论是否一定要拿第一名, 父亲以他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说, 第一名是有偶然性的, 不必苛求, 在高班中拿前五名就可以了。这些我都记住了。令人高兴的是, 孩子发展得很好, 06年以出色成绩从北卡州数理高中毕业, 以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 finalist得到我公司的奖学金, 进入加州理工学院, 并立志要从事科学研究。父亲若是能看到他的外孙进入这一流名校, 不知会多高兴呢! 想到父亲对我的理解, 我也尽力做一个好母亲。儿子在学业上的事都会与我们商量, 好事坏事都会报告, 这是我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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