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5时52分，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享年76岁。 　　 　　朱维铮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曾获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他师承陈守实、周予同先生，治学能力和成果在早年即为学界所瞩目，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主持整理、编选和校注多种重要典籍，是促进国际文史学术交流合作的先行者。同时，他也是史学教育家，一生坚持实事求是、不懈探索真理。 　　 　　说到朱维铮，普通人偶尔能从电视、报纸上看到他对一些史学观点的犀利批驳与阐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乾嘉学派的传人，也曾是话剧社的台柱子，是校百米短跑纪录的保持者，是许多人公认的最严厉的老师。70岁前，他骑着破自行车的悠然身影，也曾是校园里一道独特风景线……“士大夫”三个字，是来自友人、同事、学生对他的共同印象。而这位“士大夫”，昨天已然远去。 　　 　　为学“犀利” 　　 　　朱先生的学生李天纲如今也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仍记得老师对于经学研究的表达。1960年代，经学几乎成为绝学，朱维铮协助老师周予同一起，整理了大量经学史著作，并编辑成书，成为许多高校历史学的必备教科书。曾有人问朱维铮，为何在绝大多数人鄙弃经学的年代执着投入？他用非常极端的话语来回答：“如今经学好像粪便一样令大家避之不及，但即使是粪便，也要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它到底是什么！” 　　 　　几十年后的今天，以经学为主体的国学似乎又成“显学”，更在年轻人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朱维铮却依然保持一份冷静。在他看来，在该领域花费光阴，并不因喜欢它，迷它，“而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对象，你必须正视它，并加以研究”。 　　 　　对于如今国学的通俗化普及，朱先生同样有自己的观点，同样语出惊人，不留情面。有学者在讲解论语时常用“半部论语治天下”来形容其重要性。朱先生又要追根问底：这话出自宋人笔记，是北宋一个不学无术的权相赵普所言，主要为了辩护自己不读书，向宋太宗说他平生只读一部《论语》，才有“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他说：“历史文化的传播从来是有层次的。作为研究者需要关注的，一是文本的清理，二是历史事实的清理，譬如孔子活了73年，他这73年是怎么一回事，需要弄明白。” 　　 　　床边授课 　　 　　学生坐在老师床边与老师交流，在今天看似不可能的事，却是朱先生的平常事。 　　 　　1980年进校的杨志刚难忘去老师家上门请教的情形。原来，朱维铮习惯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才休息，常常一觉睡到中午。于是，杨志刚和几个同学就常常中午跑到先生楼下“呼叫”，“有时候叫一声他就下来了，有时候他还没醒，我们就多叫几声，先生总会下来开门，把我们让进卧室，或者面对而坐，或者他躺在床上，我们在床边，想到什么说什么。”话题天南地北，包括“如果有了10万元你们打算怎么花”、“墙上这幅画，大家都来说说”。杨志刚感慨，我们那个时候还有福分能够到老师的床边，在老师的卧室里当面跟老师说话，遗憾的是，当年的很多情景现在是不可能再现了。 　　 　　“我肯定是严师” 　　 　　朱维铮先生的考试是个“传奇”——学期刚开始就给出100个史学问题，要求学生任选其一，交千字以内的文章，期末考试时结合文章进行5分钟面试，就此定下期末成绩。这在当时的大学教育中几乎可称唯一。当时曾有学生实在难以在千字以内表述完观点，遂用文言文来写这篇作业。他教过的最后一届本科生、1997级历史系方明仍记得老师的“自夸”——“敢这样考试的老师，那一定是好老师。” 　　 　　1986年学校里开了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会议，按照惯例每个人都要写会议纪要报告，写出自己的观点心得，写完后交给朱先生批改。几天后拿回稿子，所有学生、老师都傻眼了：几乎每个人的文字都被用红笔编辑修改了三分之二左右。很久以后，朱先生向同事吐露心声，“你们真的不要怪我这样划，过去我的老师就是帮我这么改的，改了几次以后，文章就会变得好起来。写文章，四个字很重要：陈言务去。” 　　 　　“我不是名师，但我肯定是严师。名师不一定出高徒，但是严师还可以出一些。”如今，更多人记得了他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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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2/3/14 10:5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