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被巡捕强行带走 　　 　　1936年11月，日本驻沪领事馆总领事、武官等不断向国内发出秘密情报，报告上海纱厂工人罢工，救国会、中共地下党的抗日活动。当月18日，日本领事直接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和秘书长提出，要求“抓共产党”，并点名要求“逮捕抗日救国会幕后人物”。 　　 　　23日凌晨两点半时，韬奋被凶猛的打门声和妻的惊呼声所惊醒，说是巡捕房来的，他赶紧加上一件外衣，从楼上奔下去开门。四五个人一拥而入。韬奋在他的传世名著《经历》中，对此有详细描述： 　　 　　其中有一个法国人，手上拿手枪，一进来就向随来的翻译问我是什么人，我告以姓名后，他表示惊异的样子，叫翻译对我说，要我立刻随他们到巡捕房里去。当时天气很冷，我身上只穿着一套单薄的睡衣，外面罩上一件外衣，寒气袭人。那位法国人和翻译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还有两位是市政府公安局的侦探。两位仁兄在我小书房里东翻西看地搜查，手忙脚乱地拿了一些信件和我由美国带回的几十本小册子。 　　 　　临走时，我安慰了妻几句话，并轻声叫她在我走后赶紧用电话告知几位朋友。出了弄口之后，巡捕房的两个人用备好的汽车，陪着我乘到卢家湾法巡捕房去(现建国中路22号)。下了汽车以后，刚走上石阶两三层，瞥见有两三个人也挟持着史良女律师在前面走。 　　 　　被拥至二层楼上政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后，由那个法国人开始问话。他很客气地说，捕房捕我，不过是应中国公安局的要求。我说我要知道究竟犯了什么罪？他说中国公安局告我是共产党！我要他们拿出证据来。他一边问，一边就笔录下来。问后那个法国人走了，那个翻译对我说：“对不住，今天夜里要请你住住监狱，明天上午八点钟才送法院。” 　　 　　他带我到楼下的另一间办公室，大概立了一小时左右，有个穿西装的中国职员押着史良律师进来。我们仍不许谈话，只能远远地点头微笑。一个安南巡捕开始搜查，取走了装钱的小皮夹子、领带、吊袜带、手表、鞋带、吊裤带、里裤带，取去“不能一刻离的近视眼镜”！ 这种手续大概是预防犯人要暗寻短见吧。我们都要这有用之身为救国努力，谁愿寻短见呢！ 　　 　　由律师交保释放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左右，韬奋由囚室被提了出来，他和章先生史女士同被几个巡捕和法院的法警押到高三分院去。史良先走，他和章乃器随在后面，有个法国人用手铐把他们两人的左手臂套在一起，把锁锁上。套手铐也是生平第一次的经验，刹那间，韬奋脑际闪过奇特的感觉，觉得这是使人不胜愤怒的侮辱，但想到自己所以受到这样的侮辱是因为努力参加救国运动，就更应该把这愤怒转变为继续奋斗的力量。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就昂首挺起胸膛大踏步走——虽脚上拖着没有带子的皮鞋。 　　 　　往待审室上楼梯的时候，已有亲友数十人在旁拥聚着等候。韬奋在《经历》中写道： 　　 　　进了待审室后，我和章先生的手铐被开了锁，脱了下来。在这待审室里，我们三个人都可以随便谈话，各人彼此告诉了前一夜被捕的经过。我们三个人都住在法租界，所以都捕到法捕房来。外面传送的消息，说前一夜在公共租界被捕的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四先生，于当日上午十点钟经高二分院开审后，于当天十二点钟即由各人的律师保了出来。正谈论间，法警室的门又偶然开了一下，章先生瞥见沈先生在门外笑着举手向我们招呼。想到沈钧儒自己午后才被保出，就不顾劳瘁地跑来看我们，是很可感的。 　　 　　我们三个人等到四点多钟才开庭。审判长对于我的问话，总结起来不外两点：一是我和共产党有无关系；二是我有没有参加煽动上海日本纱厂罢工。关于第一点，他们所根据的，是我和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诸先生共同公开发表的小册子，名叫《团结御侮的最低条件和要求》。关于第二点，我所做的只是捐了一天的薪水所得，救济日本纱厂里罢工后饥寒交迫的中国同胞！就是和我们毫无个人关系的法捕房律师，也当庭宣称，捕房政治部曾经把所搜去的印刷品研究一番，觉得只是爱国的文字，一点没有犯罪的证据，所以不允许公安局移提(即引渡)。结果我们三个人当夜八点钟左右由律师保了出来。 　　 　　我出法庭后，就被一部分朋友拥进汽车，直驱觉林去吃晚饭。沈钧儒先生也赶了来，跑进来两手紧握着我的两臂摇摆。这夜我回家好好地洗个澡，很舒适地睡了一夜。 　　 　　再次被捕入狱 　　 　　11月24日，沈钧儒在凌晨一点钟的时候，又被捕房捕去了！随后又有朋友打电话来通知，王造时、沙千里也再次被捕了！李公朴睡在朋友家，未即捕去。午饭以后，韬奋的律师来电话称，接通知，法院已定下午四点钟开庭，嘱三点钟到事务所后一同前去。 　　 　　法院延展到当夜十二点才开庭，律师和家属均不得入内。问的答的还是那一套。律师再请求交保，不许。韬奋和章乃器被几个法警押送到特区第二监狱里去羁押。走进了一个大铁门，便是监狱所在地了。他们没有把人放进盗犯们的监狱，却关到幼年监狱里面去。囚室约有六七尺宽，十几尺深，排着一个两层的小铁床，一张小木椅(骨牌凳)。角落里放着一个马桶。下层的铁床已有一个青年睡着。看守把他叫醒，请他搬到上层。家里的被窝已交来。余下的铁床只有一层，两人之间必须有一人要睡地板，彼此互让。同室囚犯姓周，是个政治犯，一个可敬爱的青年。他看他们两人里有一个要睡地板，就再三要把他的那一层床让出来，他自己情愿睡地板，经再三婉谢，他才勉强照旧睡下去。 　　 　　25日，韬奋对前来看守所探望的朋友说：“我素日坦白，毫无所惧。如最近我出了一本《坦白集》就可以看出我的态度。我最近因为和章沈陶诸先生共同发表了一篇凭良心说话的宣言(即《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后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此宣言有所答复，他们便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有什么权利禁止别人不来答复？为了救亡工作，非常忙苦，藉此大可休息一下。” 　　 　　各界人士积极营救 　　 　　11月23日，宋庆龄致函冯玉祥，并托付孙科迅往南京，把此信面交冯玉祥“共同商议”营救“七君子”一事。孙晓村和一董姓先生，为“七君子”被捕事走访冯玉祥。24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七君子无辜被捕发表紧急宣言。 　　 　　24日与25日，冯玉祥三次会见杜重远，谈“七君子”事“久之”。26日为“七君子”事，孙科带宋庆龄信一件交冯玉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昨闻章乃器、沈钧儒等七人，在上海被公安局拘捕，窃以章等之热心国事，宣传救国，立论容有偏激，其存心可为一般人所谅解，今若羁押，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藉此以促进国人更团结于中央抗敌御侮之宗旨下。 　　 　　26日宋庆龄为沈钧儒等人被捕发表声明：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我要指出日人方面这种策略，完全会出于他们原来的意料之外，仅能更引起中国人民反日的忿怒和爱国的热诚。他们虽可以指使七位领袖的被捕，但还有全中国的四万万人民在这里哩！ 　　 　　同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以“国密”特急致电南京冯玉祥、孙科等：当此日人主使匪伪侵我绥东，全国舆情极端愤慨之时，政府对于爱国运动，似不应予以压迫。务恳迅予援救，以顺舆情。 　　 　　27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发表了《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对国民党政府二十五日正式公布的，强加在“七君子”头上的所谓“罪嫌”和逮捕理由，逐条进行了批驳，并再次呼吁：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政府如真欲取信于人民，明示抗敌之决心，则首先对民众自动组织之救国团体即应开放，而允许民众以最大限度之救国自由。 　　 　　“移提”到地方监狱 　　 　　26日晚上7点钟左右，韬奋等人突然接到通知，要到法院去开庭。到了高三分院的法庭以后，才知道是上海地方法院来“移提”。据说根据上海法租界和中国政府的协定，中国的司法机关可以无需证据即可向捕房或特区法院“移提”犯人。这次，他们便设法转个弯儿，由上海地方法院出面来“移提”。结果当然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理由据说是“妨碍秩序嫌疑”。 　　 　　到了地方法院之后，韬奋和章先生各人关在一个大房间里面。过了一会儿，有一个人在方洞口张望，轻声问是不是韬奋先生。“我说是，略谈之下，才知道他也是我的读者，在法院里任职员，正在吃晚饭，听说我来了，就连饭都不吃，特跑来安慰我。” 　　 　　同日，下午六点钟左右，乃由地方法院转解到公安局里去。“法院里有几个职员赶出来和我们握手送别，我们又觉到爱国的同胞们随处给予我们的同情和厚意的可感。我无意中和章先生说出了这句话，在旁边同走的公安局的科员插着说：‘这是各位先生人格的感动。’我说：‘这倒不是我们几个个人的人格问题，却是有许多同胞不愿做亡国奴的心理的流露！’” 　　 　　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已被押在公安局三四天了。韬奋在《经历》中写道：我们一进公安局，就被引到他们的房间里去。我们在患难中相见畅谈，当然是格外快慰，彼此诉说了一番经过的情况，又说了不少互相安慰的话语。我踏进房里一会儿之后，觉得奇特的是总有一个不相识的人立着或坐在一个角落里，我已直觉地知道这一定是用来监视我们的；后来知道他确是侦察队的侦探，奉命来监视的。房前的露台上还有四五个“武装同志”(警察)在那里监视着。我们所干的是救国运动，我们所谈的也只是关于抗日救国的事情，我们不但用不着避他们，而且当着他们大谈我们对于救国的主张，大讨论我们对于救国的意见；侦探们听了不但不觉得我们是什么大逆不道，而且深切地表着同情！他们和我们相聚了几天，甚至觉得每日来监视我们是一种不得已的痛苦和职务。不仅侦探们如此，就是那些“武装同志”也成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每天的时间却过得很快，上午七点半起身后，同在客厅里早操，早餐后最重要的事是催报看，有时看得到，有时看不到。可以接见的时候，差不多一天到晚忙着见客。后来只许接见家属，除开六人讨论会或谈话会外，有的下围棋，有的看书，便很快的过了一天。 　　 　　28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设晚宴招待我等六人，诡称抗日救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两样，只要把“误会”解释清楚，便没有事了。我等驳斥了强加于我们的所谓组织非法团体、煽动工潮、勾结赤匪一类罪名，把蔡某的虚伪手法顶了回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七君子”先后出狱。 　　 　　(摘自《韬奋年谱》，邹嘉骊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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